“令我震驚的是，你可以用人類的語言去祝福、去愛、去建設、去寬恕，同時也能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毀、去滅絕。我希望這本書是一個警告”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2期
文 | 本刊記者 李乃清
編輯 | 雨僧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4797字，細讀大約需要12分鐘
圖/Antonio Olmos
2020年2月3日，美國文藝批評大師、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英國劍橋逝世，享年90歲。
斯坦納是當代傑出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熟諳英、法、德等多國語言，執教於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等高等學府，在不同學科間的壁壘日漸高築的今天，他仍以文藝復興時期的熱情，致力於打破哲學、文學與科學之間的界限。
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猶太思想家之一，斯坦納主要研究語言、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二戰”大屠殺的影響，代表作有《語言與沉默》、《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爾》、《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後》等。終其一生，斯坦納的思考主題是人類文明在20世紀經歷的磨難。他不斷進入這個主題並試圖進行徹底反思。
“伴隨著晚期資本主義金錢的野蠻而殘暴的咆哮，要把文字寄出去、要找到郵票已經是越來越難了。我想說的是小說出版社、文學和哲學雜誌的式微，和我們教師悲慘的物質境況。”
斯坦納在給現代性把脈時下過許多悲觀論斷，但他依然堅信文明的力量，“但我是樂觀的。我相信經濟和社會的災難，我也相信災難會把人帶回來。畢竟，在納粹空襲倫敦的時候，人們就是在防空洞裡重新開始大量閱讀經典的。偉大的價值養護我們的良知。”
一生都與死亡、回憶和大屠殺有關
斯坦納1929年4月生於巴黎，父母都是維也納人。據他後來在自傳中回憶：“幫我接生的其中一個醫生，回到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暗殺了州長休伊·朗。”
1940年，納粹佔領巴黎前不久，斯坦納隨家人離開歐洲前往美國，他是紐約法國學校僅有的兩名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猶太學生之一，特殊經歷和身份確乎預示著他未來的工作。
在1965年寫下的自傳體文本《一種倖存者》中，斯坦納為自己能逃離集中營的命運感到困惑：“為何是我？憑什麼我得以脫身？”伴隨自我拷問而來的是某種責任感，甚至使命。“我的一生都與死亡、回憶和大屠殺有關，”斯坦納表示，“希特勒譏諷的是無名氏，‘誰還記得亞美尼亞人？’那我必須成為一名‘回憶者’，提醒人們記住。”
斯坦納的思想研究涉及三大領域：以人和國家關係為主題的悲劇作品；語言的多重本質及其發展問題；藝術與哲學、科學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集權主義的關係。在他最為人熟知的代表作《語言與沉默》中，斯坦納探索語言的力量，也質疑文化與道德之間的關係。那些表現悲憫、解放、人文、自由、美與愛的文學藝術作品，為何能如此矛盾卻又緊密地與野蠻和邪惡共存？正如他在書中所寫：“我們現在知道了，一個人可以在晚上閱讀歌德或里爾克，演奏巴赫和舒伯特，卻在早上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
英國批評家詹姆斯·伍德總結斯坦納文學批評的核心：那不是一種純粹的文本批評，而是直接面對文學藝術中時常出現的虛偽，並試圖撕碎它。
1981年，斯坦納出版了一部備受爭議的中篇小說《阿道夫·希特勒的聖克里斯托堡之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故事中有人在“二戰”結束30年後發現了僥倖活下來的希特勒，後者深居於亞馬遜雨林深處……形似斯坦納的文論，小說中附有大量思辯。
“一個人的聲音如何能投下令人生畏的巨大陰影？從短波收音機裡，無線電有時發出尖銳的聲音，但更常發生的是突然因靜電干擾而陷入無聲。不過只要是廣播希特勒的演說，我們一定按時收聽。”
據斯坦納介紹，《阿道夫·希特勒的聖克里斯托堡之途》是他1975年至1976年在日內瓦一氣呵成的作品。“創作這部小說源自我畢生的語言研究，也源於我對大屠殺之恐懼與恐怖的思考，它與柬埔寨、越南、薩爾瓦多、布隆迪等地有關。（注：上世紀70年代左右，柬埔寨有紅色高棉大屠殺，布隆迪發生種族滅絕事件，“越戰”和薩爾瓦多內戰中也多次發生針對平民的屠殺事件。）我的感覺是，如果可以的話，一個人必須與深淵搏鬥。”
有批評家指出，斯坦納筆下的“希特勒”比希特勒本人更有口才，對此，他做了詳細解釋：“我寫的希特勒是虛構形象，和他本人唯一相似的點在於：希特勒的確說過是猶太人發明了人類的良心。我認為這是個令人不安的洞見，這部小說不少場合我都用到這個觀點，其餘都是想象。但我得說，希特勒本人的雄辯術令人著魔，1922年時他還是個身無分文的失業無賴，站在慕尼黑街頭演講，10年後卻成了德國的主人，20年後是歐洲的主人，要是他願意懇求研究原子彈的猶太科學家，他很可能成為世界的主人。他達成一切靠的就是對語言無與倫比的掌控力。令我震驚的是，你可以用人類的語言去祝福、去愛、去建設、去寬恕，同時也能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毀、去滅絕。我希望這本書是一個警告。”
“我寧願你不瞭解債券和股票的差別”
斯坦納一家當年僥倖逃脫納粹魔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極具政治嗅覺的父親弗裡德里克·斯坦納。
老斯坦納是奧地利中央銀行的高級律師，在維也納本有大好前程，“但我父親有一種不祥預感，他認為將有大難臨頭。在閃亮耀目、自由開放的維也納文化底下，他嗅出對猶太人有系統的、教條式的仇恨即將爆發。”
跟當時很多不以為意的親友不同，老斯坦納早早預感到納粹主義和希特勒對歐洲的威脅，在他看來，維也納正是“納粹的搖籃”。早在1933年之前，老斯坦納便一次次對仍留在布拉格或維也納的親友提出警告，但別人對他的“悲觀”和“緊張預言”一笑置之。“在外交圈和首長圈裡，我父親被當成是絮絮叨叨的先知卡桑德拉（注：羅馬神話中的先知，因預言不被人相信而痛苦），不過是犯了眾所皆知的猶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
當時的維也納是弗洛伊德、馬勒和維特根斯坦的世界，但對老斯坦納這樣的猶太知識精英而言，曾由迪斯雷利這個猶太人當過首相的英格蘭有著神秘的魅力。老斯坦納一心想去英國，但因為風溼病，他最終決定1924年舉家遷往氣候更暖和、醫療更發達的法國。“我父親認為法國人民有傲慢的民族優越感、輕浮，加上法國政治、財政與社會的短視近利；一直到他臨終前，他在法國從來沒有一天自在過。”
在父親影響下感觸到的身份危機和遭遇的流離生活，令斯坦納保持著用猶太人身份反思現代文明的視角。“歐洲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歌德的花園幾乎與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毗鄰，高乃依的房子緊挨著聖女貞德被殘忍處死的廣場。”
老斯坦納體質孱弱，但意志力極其堅強，他精通法律和經濟理論，出版過專著討論聖西門的烏托邦式經濟學和19世紀後半葉的奧地利金融危機，還有著深厚的古典學、文學和歷史學知識，用斯坦納的話說，父親的學問“博而精”，對音樂也有極佳鑑賞力。“家中最常回蕩的是德、奧全部的音樂遺產……即使是在愈來愈沉重的政治氛圍裡，一首舒伯特的歌曲，一段舒曼的練習曲，都能令我父親暫時從愁眉不展中雀躍起來。隨著現實愈來愈迫近而不得不作出讓步，我父親做了件很諷刺的事：從此只播放瓦格納音樂的法文版。”
雖然投資金融佔去老斯坦納大部分的外務時間，但在內心深處，他對此道幾乎是冷漠的，決心不讓兒子接觸他的專業，“我寧願你不瞭解債券和股票的差別”，老斯坦納致力於將兒子培養成教師和治學嚴謹的學者。
“我們的頭腦就是要用來思考不可思議之事的。這是我作為教師和思想家的日常工作；那也是上帝讓我來到這個世上的理由。”
斯坦納多年後接受採訪時表示：“全世界只有猶太人為孩子祈禱希望他們成為學者。這讓我充滿自豪感。現在我的兒子是紐約某著名學院的院長，女兒是哥倫比亞大學古典學系主任，女婿在普林斯頓大學講授古典文學。那就是我的夢想。我們猶太人命中註定熱愛知識、思考和藝術。成為猶太人就是成為學生，成為熱愛學習的人，擁有思想的、道德的、精神的視野，拒絕羞辱和折磨別人。相反，世上很多地方正變得愈發暴力、狹隘、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當今西方，星相師的存在似乎比科學家多三倍，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媚俗作品和野蠻殘酷的社會。”
有幸給一些好作家當了“郵差”
自20世紀50年代起，斯坦納開始了文學批評家的學者生涯；1969年以來，他一直是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的傑出學者，出版專著四十多部，散論無數，涉及幾乎所有人文領域。博聞強識、學貫古今的他，可謂典型的“文藝復興人”。
“無論是日常用語或心算，閱讀理解或聽寫，法文、德文及英文對我而言同樣地‘自然’。”幼年在多語環境中成長的斯坦納，似乎註定成為比較文學專家。“我的母親講話時，常以某種語言開頭，用另一種語言結束。語言在屋子裡流動，飯廳和客廳是英語、法語、德語。我的奶媽在育兒室說‘波茨坦’德語，在廚房裡聽到的是匈牙利語。”
斯坦納6歲時，父親開始教他用古希臘語讀《伊利亞特》，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童年生活便是一場繁重的學習慶典”，“每星期總有一天，一位身材嬌小的蘇格蘭女士會來教我讀莎士比亞。此外，我跟隨一位逃難的學者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
橫越大西洋兩岸，斯坦納一生出入歐美知名學府。他在紐約讀中學時受惠於耶魯大學法國文學專家吉恩·波爾什，後進入芝加哥大學深造，遇見彌爾頓專家恩尼斯特·索爾拉克、指引他走向海德格爾的大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以及新批評派泰斗、著名詩人艾倫·泰特等多位大家。
在芝大讀書期間，斯坦納還受教於當時西方最傑出的物理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等。他聽過費米介紹量子力學，“就在他第一次引發可控制連鎖反應的相同地點”；走進了理查德·麥克基恩的課室，“亞里士多德－托馬斯學派認識論在他的引發之下，演變為當時風起雲湧的政治風潮。”
斯坦納追憶，20世紀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非常理想化。“它接納活力十足的各種不確定性，以及形塑理想大學理念的目的與精神之間的種種衝突，瘋狂自大、歡樂喜慶。特別的光芒在陰冷的空氣中閃爍。”
在芝大上學的頭幾個星期，年輕的斯坦納一度迷上國際象棋，每天都要和真正的棋手下18小時棋。“我可能有機會成為真正的、嚴肅的棋手，但當我被那種可能性晃到眼睛時，我退了回來。我缺乏丟掉理智、全身心投入那個遊戲的勇氣。因為說到底，它只是個遊戲，可是，多棒的遊戲啊！”
儘管出版過不少小說，斯坦納認為自己並非真正的“創作者”。“我完全缺乏偉大創造者的那種天真愚蒙。雕刻家亨利·摩爾過去常來我們學院，當他開口談論政治時，真是幼稚得驚人！於是我們看向他那雙蘊含生命的手，告訴自己：‘誰在乎他說了什麼！看看他能用那雙手做的事。’偉大創造者深刻的天真和神秘，是我們這些外人無法理解的。”
斯坦納將自己的文學評論工作定義為“郵差”。“我一輩子都在試著當一個好郵差，送信並把它們放進正確的郵箱。找到正確的郵箱不那麼容易，如果你是在談論一篇文字、介紹一部新作的話。有時你會錯得離譜，但這是件迷人、重要的工作，我有幸給一些好作家當郵差。因為我沉迷於搬運文字和把它們放進郵箱的天賦。”
最令斯坦納難忘的是他曾撰文介紹保羅·策蘭的往事，“生命中，有那麼兩三次，我幸運地，為某些真正偉大的創造者開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來自《泰晤士文學增刊》的那通電話：‘您給我們發了一篇關於（他拼出了他的名字）C-E-L-A-N先生的文章。策蘭是假名嗎？他是誰？’那是英語中第一篇關於保羅·策蘭的文章。在其他一些場合，我也幫助引進了一些新晉作家和重要詩人。”
去年10月，哈羅德·布魯姆離世，不到半年時間，英語世界又告別了另一位維護西方正統藝術的文學批評大師斯坦納。
據斯坦納晚年在一次採訪中表述，他非常害怕阿茲海默症，每天早上都會從書架上拿起一本書做翻譯練習，以確定自己沒有失憶。
“在這裡，我的狗極其重要。我會對它解釋文本；它和我散步，我們交談。 在愛你的、你愛的動物眼中，有一種人沒有的、對死亡的理解。我回家時，它就在門前等我。它怎麼知道我要回家？很可能，就像實證主義者奧古斯特·孔德所說，因為我發出一種希望的氣味……和動物生活是件美妙的事情，心意相通的時刻令人激動。我知道，我應該愛人。但有時，我發現那很難。”
（參考：《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語言與沉默》《悲劇之死》等；實習記者陳梵亦有貢獻）
阻擊NCP專題：
閱讀更多 南方人物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