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艾江濤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起初是日本人，後來是法國人，然後是國內一些省份的同胞，他們在運往武漢的救援物資上，都打上了中國古代詩句，希望在實際救助外，同時送上一份美好的祈願與祝福。
在新冠疫情帶來的災難面前，他們想到了古詩。作為中國文化符號與修養的古詩，作為古人曾經生活方式之一的古詩，就這樣再次走近了我們的生活。在我看來，這樣的走近並不違和，其意義也並不遜色於剛剛落幕的詩詞大會上那些被集中背誦出來的句子。直到有人將其與“加油”的口語不合時宜地並峙起來，並錯誤地引用了阿多諾的名句“奧斯維辛之後，詩歌是野蠻的”，一切才變了味道。
不消說，疫情面前，古詩是沒用的，新詩也是沒用的，被組織寫下的打氣詩，個人有感而發的感受詩，統統沒用。不止於此，“奧斯維辛之後，詩歌是野蠻的”，迅速讓我們覺得，靜靜待在書齋裡做學問令人不安，追求浪漫過情人節令人不安。
一句話，最為簡單的日常生活，既讓我們覺得珍貴，也讓我們覺得不安。或者說，借用詩人肖開愚的一句詩：“面對一切簡單，我均覺不配”。
蔡小川 攝
中國文人“文以載道”的大傳統不必說了，新詩的寫作者，原本就一直在偉大古詩“影響的焦慮”之下，現在（應該說從誕生起）卻不得不發現，寫作面臨著情境是否合適的問題，題材是否得體的問題。這一切，在中國詩人那裡，比奧斯維辛略早。抗戰前夕，戴望舒、卞之琳等師從法國象徵派的詩人們，便受到了廣泛的批評：“無病呻吟，對月傷懷，無愛而感嘆失戀”。作為一種餘緒，今年春節當我給一位詩人師長髮去祝福短信後，他回答“快樂嗎？多保重”。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焦慮與不安。
然而，在我有限的目力所及，中國古代的詩人並不焦慮。“安史之亂”中四處流竄的杜甫，即事名篇，他看見什麼寫什麼，想到什麼寫什麼，並沒有想到，這個時候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對抗擊叛亂究竟有什麼作用？一百多年前的外國詩人也不焦慮。1830年，當普希金被一場瘟疫阻隔在鄉下時，他反而迎來了一個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波爾金諾的秋天”的創作高峰，一口氣創作了幾十首抒情詩，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幾個片段，以“別爾金小說”為總題的五個中篇，包括幾個小劇本。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作品中，絕大部分絲毫沒有涉及當時的疫情。
詩人們什麼時候起開始變得焦慮？顯然，不會是奧斯維辛，不會在阿多諾那句語帶悲憤的反省之後。我是在對波蘭詩人米沃什的閱讀中，找到了部分答案。對米沃什這樣一個童年和青年時代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又先後經歷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統治，幾乎完整經歷二十世紀的詩人，他的話似乎值得重視。
米沃什並不輕易談詩。在1981年至1982年擔任哈佛詩歌教授期間所寫的詩論集《詩的見證》中，他寫到：“二十世紀給了我們一件測試現實的最簡單的試金石：肉體痛苦。發生這種事情，是因為很多人在戰爭中和政治恐怖之下飽受摧殘。當然，把我們的時代說成特別可怕的時代，是誇張的。人們一直都在遭受肉體痛苦，死於飢餓，過奴隸生活。然而，所有這一切之所以不像現時這樣成為人所共知的事情，是因為我們的星球正在縮小，也因為大眾傳播無遠弗屆。”
一個有著良好教養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詩人，他對下層人的命運，充其量只有中等程度的興趣，事實上，我曾試圖查閱被稱為“文藝復興之父”彼特拉克在“黑死病”大流行時期所寫的詩歌，儘管他的女友還有許多朋友都死於那場瘟疫，但他很少正面寫下災難。米沃什接著寫到：“只有在我們的時代，人類才開始設想同時發生的現象，並因此感到一種道德焦慮。我們發現某種令人不快的真相，它不斷地侵擾我們，即使我們寧願忘記它。”
讓我們做一個粗略的總結，正是全球化帶來的日益縮小的世界，讓我們無法自外於外部，沒有人能是一座孤島，沒有人能拒絕成為雪山崩塌時的那片雪花。
有必要對阿多諾的名句進行某種改寫。“奧斯維辛之後，詩歌是野蠻的”，事實是，“奧斯維辛中，人們能抓住的只有詩歌。”米沃什提到了1972年在波蘭出版的一部詩選，這本厚達1912個頁碼書中收錄的作品，大部分寫於德國佔領時期。他驚歎於那些迫使人們用詩、歌以至獄中牆壁題詞來記錄親身經驗的深刻需要。
同樣的驚歎在於，人們似乎找不到辦法表達自己的遭遇：“由於滅絕計劃的規模是如此不尋常，因為我們似乎會覺得，那些由被剝奪了希望的人在巨大感情壓力下寫出的作品，一定會打破所有傳統手法才對。但情況並非如此，受害者們用來表達自己的遭遇的語言，有很多陳腔濫調，那是他們戰前閱讀的痕跡，因而基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
回到我們正在遭遇的這場疫情，我絲毫不懷疑每首詩歌的合法性，也絲毫不懷疑他們寫下這些詩歌的真誠性——
如果我們也能贊同，詩歌是一種見證，是對“真實的熱情追求”，可能比新聞紙的壽命更長久——問題在於，很少人能抓住語言，能找到辦法，除了乞靈於陳詞濫調之外。
張學彥 《向醫護人員致敬》
災難面前，詩歌如何可能？疏離、等待可能是更為體面的方式。就像在汶川大地震後，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所寫的短詩《螞蟻與蝴蝶》所說的那樣：“螞蟻因它們的小而倖存/蝴蝶因它們的輕而沒有受傷/優美的語言也許能耐得住大地震/但此刻我們還是謹言慎行，將心中沉默的金/獻給壓在廢墟下的人們吧”。
谷川俊太郎的“沉默的金”，是因為我們一時之間還沒有辦法處理過於龐大的主題。開玩笑！語言，作為圍住現實的企圖，本身就是多麼虛妄的以虛擊虛。但整個人類的尊嚴，不就存在於此嗎？
回到詩歌寫作層面，人們都會談到疏離的藝術，迅翁也告誡過我們：“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作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然而，我願意比谷川先生和迅翁更進一步：感情正烈的時候，依然可以寫詩。寫下你的發現，寫下你的日常，像寫日記那樣，像寫書信那樣，但不要像寫作文那樣，不要像寫論文那樣。在你寫下的時刻，感情已經得到了淨化，免疫力也得到了提高。難道，在這個躺著就能為祖國做出貢獻的時刻，不也是一種貢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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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江濤
面對一切簡單，我均覺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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