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被稱為作家“勞模”，除作品多以外，還意味著她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
王安憶從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莊》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在20世紀90年代，王安憶先後推出的幾個中篇和長篇，幾乎無一不引起文壇的關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視當代知識分子的魂魄，而且讓人領教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她的《文工團》和《我愛比爾》，再次顯示了她對歷史和當今世事的思考;最近被拍成電視劇和電影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是她對上海近現代都市史的詮釋，曾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世紀末時，她出版了《妹頭》和《富萍》，把目光和筆鋒轉向了社會的最底層。
王安憶的創作不斷地激發出評論界的深究熱情，但其快速的變化革新卻總是讓習慣於尋求固定風格分門別類的人捉摸不透。可以說，王安憶毋庸置疑地是文壇上一道言說不盡的風景。對於寫作，王安憶曾說過，她過的是農民的生活，每天都是早起早睡，上午寫作，下午不知在做什麼，但晚上一定去陪父親吃飯，每天如此。就這樣做一樣事情是很難的，只有王安憶能做到。對於自己的作家身份，王安憶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評價:“從事寫作20多年來，給別人風格多變的印象，可能是因為我作品的量比較大。我沒有別的事做，每天主要是寫小說，我覺得自己特別像個女工，每天就這麼寫。”
採訪王安憶的時候記者大都喜歡問，你最近在做什麼。不用去猜，她的回答肯定是在寫小說，每天都固定寫一段，說寫就寫，說停就停，這種幹活的方法任誰都比不過王安憶。這麼多年，文壇也有過幾位高產的作家，不過後期的作品都日益見少，除了王安憶。
在文壇上，“作家之家”或一門出現幾個作家的，中外古今並不多見，像茹誌鵑和王嘯平夫婦這一家及子女都成了這個“寫作之家”的作家，實在是極為罕見的。丈夫王嘯平、女兒王安憶都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加上她的大女兒王安諾現在是文學雜誌編輯，小兒子王安桅在上海藝術博物館從事文學藝術的研究，近幾年經常有散文、雜文、小說見諸報刊，兒媳婦、王安桅的妻子也是《橋》雜誌社駐上海記者，王安憶的丈夫李章在上海音樂出版社任編輯。一家有這麼多人涉及文學寫作、編輯、記者的，可能在世界上也不多見，他們這一家子真可稱得上是“作家之家”或“文學之家”了。
不過在這個“文學之家”裡，王嘯平曾經說過:“這幾年裡，安憶是我們家創作冠軍，茹誌鵑是亞軍，我只能算是殿軍了。”在這個圈子裡，王安憶的勤奮和高產是人所共知的。其實王安憶電腦用得不熟練，上網對於她來說更是不行，提起來就“痛苦”。王安憶的稿子一般用手寫之後還用電腦再謄稿，可以說她的小說都是寫兩遍的。
王安憶屬於不說話則以，一說就能“打”死人的人。有的作家作品寫得不好，王安憶毫不忌諱地指出，好事者找來一看，果然和她說的一樣。可是對於去復旦上課開講一學期的小說敘事這件事，王安憶的認真讓人稱道。那時候王安憶每天自己擠公共車去學校上課，她做事很有恆心，下了這個決心，就一定會做好。而且因為只上一學期，所以王安憶對授課津貼都不在意。上海陳思和教授評點的文學人物中，把王安憶排列在首位。他對這位多產女作家最為推崇，他認為她是最有持久力的作家，說王安憶固然有很大的獨立性，不與人結夥，但她一直跟著文學潮流走，從不落後。
在進入新世紀的時候，王安憶說:“時間將變得隆重。”為什麼?她說，太陽走著永恆的軌道，無人知道什麼是始，什麼是末。因為有了人，有了歷史，才有了時間。於是，我們來到了這個時間的慶典上。“在我的時間表上，這界線正畫在中年，這多少給人告一段落的悵然，但也給人重新開始的一些振奮。就如同少兒時候，每一個新學年的開端，都會立下無窮的誓言:決心寫端正每一個字，決心不做錯每一道題，決心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惜的是，每一樁表決心都是挫於中途，脫不了草草收尾的結局。而到了下一個學年，放棄的決心卻又抬頭了。現在又是下決心的當口了。今天許多人去迎接新世紀的曙光，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是人對永恆誠摯的禮儀。時間將變得隆重，卻並不因此襯出人的渺小，而是使人更為忠於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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