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和《竹書紀年》,看中國史書的變遷與發展

史書指古籍中專門記載歷史的書,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

,如晉國之《乘》、鄭國之《志》、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等,《墨子》裡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

說明歷史早就在史官的記錄下了,這也是我國的一大幸事,是我國有著五千年曆史文化,源遠流長,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有力證明。

史記

先說一下古代最有名的史書,《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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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可以說是我們現在國人最熟悉的一本史書了,即使是“未得其實,也先聞其名”。因為是古代文言文寫的,現在的國人瞭解的不多,但還是我們最瞭解的一本史書。

為啥?因為它是中學課本必備名篇啊。史記陳涉世家鴻門宴信陵君竊符救趙,高祖本紀,項羽本紀,淮陰侯列傳,報任安書,屈原賈生列傳,鴻門宴,廉頗,藺相如列傳,李將軍列傳,太多了,不是文言文,就是文言文中的白話文,均入選中學課本了,你們學過其中幾篇?

而最近很火的,因為與史記上的相關記載有一些出入的《竹書紀年》,也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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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西晉咸寧五年(279年,另說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汲縣)人盜墓發現的,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竹書紀年》。該書亦稱《汲冢紀年》、《古文紀年》。

《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

《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需要說明的是,《史記》和《竹書紀年》最早都是竹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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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司馬遷是用筆寫在竹簡上的,《竹書紀年》是刻在竹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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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兩者不同的書寫形式的不同,在於,秦朝之前就用筆在竹簡或帛上記錄文字。秦將蒙恬在善璉村

取羊毫制筆,將筆改造為毛筆後,又經秦始皇的推廣而廣泛應用。而造紙術在東漢時才發明,也是古代中國領先世界,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之一。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5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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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

韋: 熟牛皮;韋編:用熟牛皮繩竹簡編聯起來;三:概數,表示多次;絕:斷。孔子為讀《周易》而多次翻斷了編聯竹簡的牛皮帶子。

晚年攻讀《周易》的時候,曾翻來覆去地讀,竟使編聯《周易》的繩子斷了好幾次。根據孔子苦讀《周易》的故事,後人引申出"韋編三絕"這句成語。形容勤奮讀書。

遙想古代先賢,動則煌煌千言,萬言,數十萬言的治學態度,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那麼問題來了,《史記》和《竹書紀年》,為何有截然不同的記載?兩者誰的可信度更高?

這裡說一下,兩者之間,不同的一些記載。

主要有兩點。

1、《史記》說伊尹是個輔佐商王太甲的賢相,《竹書紀年》說伊尹是權臣奸相。

《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於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隻內容不同,而且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

《史記》: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

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竹書紀年》:“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幹王位”

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2、《史記》:堯舜禹是禪讓制。

堯是黃帝以後比較著名的部落聯盟首領,堯去世前,堯把部落聯盟首領位置讓於舜,推舜為帝。這種讓位,歷史上稱為“禪讓”。

《竹書紀年》卻有著不同的記載。

《竹書紀年》“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這裡寫的就很明白了,“舜”的帝位並非是“堯”以“禪讓”的方式傳給他,而是以“舜”囚禁“堯”,並使其子“丹朱”不能與父親“堯”相見的方式“篡位”得來的。

韓非子在《韓非子·說疑》中有這麼一段記載“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這段話說的更明白“舜逼堯,禹逼舜”,這裡很明顯不是司馬遷筆下所謂的“禪讓”,反倒是名副其實的“篡位”。

那麼事實究竟如何?

一,從說法上分辨。

先說第一個說法,《史記》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

《竹書紀年》: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伊尹生平

在這有必要說一下伊尹的生平。

伊尹(約公元前16世紀)又名摯,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出身的宰相。他幫助商湯滅夏,統一了國家,又幫太甲中興商朝,世人尊為元聖。

年少時聰明穎慧,勤學上進,耕作於有莘國。商湯三聘之後,輔助商湯打敗夏桀,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不朽功勳。拜為尹(丞相),尊號"阿衡",用"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的理論治理天下(即《道德經》"治大國若烹小鮮")

。積極整頓吏治,洞察民心國情,推動經濟繁榮、政治清明。歷事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輔政五十餘年,為商朝富強興盛立下汗馬功勞。

沃丁八年(公元前1550年)逝世,終年一百歲,以天子之禮葬於亳都(今河南商丘市)。 ,以表彰他對商朝做出的偉大貢獻,後世奉祀為"商元聖"。

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湯)和伊尹並祀的記載。可以說伊尹是中國第一個見之於甲骨文記載的教師。

伊尹自幼聰明穎慧,勤學上進,雖耕於有莘國之野,但卻樂堯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調技術,又深懂治國之道;既作奴隸主貴族的廚師,又作貴族子弟的"師僕"。由於他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遠近聞名,以致於使求賢若渴的商湯王三番五次以玉、帛、馬、皮為禮前往有莘國去聘請他。

在今嵩縣空桑澗西南,有個平兀如幾的小山,就是世傳商湯聘請伊尹的三聘臺,而在城南沙溝龍頭村的"元聖祠"右廂房則專修有三聘臺以供後人憑弔。由於有莘王並不答應商湯聘任伊尹,商湯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兒為妃。於是,

伊摯便以陪嫁奴隸的身份來到湯王身邊。

並最終輔助成湯把施行暴政的夏朝滅國了。

夏桀是夏朝最後一位國君,重用奸臣,排擠賢臣。他重用一個叫趙梁的小人,此人專投桀所好,教他如何享樂,如何勒索、殘殺百姓。

夏桀繼位後的第十七餘年,有人引見伊尹給夏桀,伊尹以堯、舜的仁政來勸說桀,希望桀體諒百姓的疾苦,用心治理天下,桀聽不進去,伊尹只得離去。

臨走前,桀自豪地告訴伊尹:"人民跟我的關係,就是太陽和月亮的關係。月亮沒有滅亡,太陽會滅亡嗎?"伊尹離去後,將這句話告訴給了成湯,成湯也將這句話告訴給夏民,以試探夏民對桀的態度。

沒想到夏民竟指著太陽惡毒地咒罵桀:"若太陽什麼時候會滅亡,我這個月亮願意跟你同歸於盡!(時日曷喪,予及如偕亡!)"這便是成語"時日曷喪"的由來,表達了一種願意與憎者去死的仇恨心理。

從第一點,

伊尹崇尚聖賢之道的聲名遠播,一介奴隸之身,賢名在外,竟然吸引到商湯三次聘請,這樣一個人才,有莘王不願丟失,商湯甚至不惜娶有莘王的女兒為妃,聯姻來得到伊尹這個人才的經歷,說明伊尹確實是難得的聖賢之人。

第二點,伊尹終年一百歲,歷事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商王太甲之後,還侍奉了商王沃丁,說明他並沒有為太甲所殺

第三點,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湯)和伊尹並祀的記載。從考古學的角度,因為伊尹輔助商湯開國,歷事商朝五代帝王的功勞,商朝一朝都在祭祀伊尹的記載,說明伊尹輔佐商朝,整頓吏治,洞察民心國情,推動經濟繁榮、政治清明的功勞,還是得到了從上至下的一致擁護的。

也就是說,《竹書紀年》記載的: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的說法並不成立。

而且,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的說法,

按照《竹書紀年》通篇殘酷人性的說法,殺了仇人,還改立仇人之子為仇人爵位的繼承者,可能嗎?按照人性的觀點,即使不是處死也是流放,不可能還給繼承爵位,難道不是應該斬草除根不留後患嗎?

結論

所以這一點,因為《竹書紀年》本身的說法自相矛盾,和伊尹生平,歷事五君,商朝作為祭祀這三點,《竹書紀年》的說法,不可信。

第二個說法,禪讓制逼讓制的不同說法,則要說一說舜的生平。

舜自五世祖窮蟬起都是平民。 帝舜從小受父親瞽叟、後母和後母所生之子象的迫害,屢經磨難,仍和善相對,孝敬父母,愛護異母弟弟象,故深得百姓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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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生於姚墟,辛勤耕稼於歷山,在黃河之濱燒製陶器,在壽丘(今山東曲阜)製作日用雜品,在頓丘(今河南浚縣)、負夏(今山東兗州)一帶經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間威望大。

他在歷山耕田,當地人不再爭田界,互相很謙讓。人們都願意靠近他居住,兩三年即聚集成一個村落。當時部落聯盟領袖帝堯年事已高,欲選繼承人,四嶽一致推舉舜,於是,堯分別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讓九名男子侍奉於舜的左右,以觀其德;又讓舜職掌五典、管理百官、負責迎賓禮儀,以觀其能。皆治,乃命舜攝行政務。

《尚書·堯典》記,舜 "堯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舜在當帝之前,四嶽(四方部族首領)向帝堯推薦過舜,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讓他們居住在媯河邊。他們的子孫有留在媯河邊居住的,便以媯為姓。另見舜文化、虞舜文化。

五帝之一的舜因生在姚地,後世子孫便以居地為氏,稱姚氏,世代相傳至今,史稱姚氏正宗。因而史稱媯、陳、田、姚、胡為"媯汭五姓"。

堯把帝位禪讓給舜,二十八年後去世。舜選賢任能,舉用"八愷"、"八元"等治理民事,放逐"四凶",任命禹治水,完成了堯未完成的盛業。傳說他巡狩四方,整頓禮制,減輕刑罰,統一度量衡。要求人民"行厚德,遠佞人","直而溫,寬而慄,剛而毋虐,簡而毋傲",孝敬父母,和睦鄰里。在其治理下,政教大行,八方賓服,四海鹹頌舜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傳去世於南巡途中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今湖南永州市寧遠縣)。

《中庸》說:舜是多麼明智的人!舜喜歡多問多考察民情,懲惡揚善。相傳舜在南巡途中病逝,聽到這個消息,娥皇女英痛哭失聲。眼淚浸溼了竹子,竹子上盡是點點的眼淚的痕跡。這就是江娥啼竹,和湘妃淚典故的由來。

晉張華《博物志》卷八:“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從舜的生平,一介平民,賢德孝順之名傳遍方圓百里

,和堯分別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讓九名男子侍奉於舜的左右,來考察他的德行,最清楚一個人本性的,莫過於他的枕邊人和身邊的人,最終考察通過,和《尚書·堯典》《中庸》的記載,說明舜確實是一個大德,大孝之人,足夠稱得上我們上古時代,幾萬年才有的,不多見的,三皇五帝之一,這樣罕有的稱謂。

《竹書紀年》:“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這裡也有三點。

第一點,舜都是名正言順,帝堯指派,部落聯盟推舉的部落首領了,還是舜的岳父,舜有必要囚禁帝堯嗎,根本沒有必要。如果舜這樣做了,舜在南巡途中不幸病逝,娥皇女英也根本不會哭的那樣傷心。

第二點,舜是平民出身,帝堯都讓他做部落聯盟的首領了,說明帝堯就是這樣一個禪讓制的典型代表,讓舜成為部落首領,而不是讓他賢德之名遠弱於舜的丹朱來繼承,這就體現了他不是家天下,而是公天下思想的代表。

第三點,舜跟帝堯丹朱之間的衝突,則是因為丹朱作為部落首領的兒子,卻沒有繼承部落首領之位,他心裡的不平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引發衝突,被囚的也只能說丹朱,而不是帝堯。

從這三點來說,《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可信,或者說以偏概全了。

二,從史書的真實可靠性分辨。

司馬遷是史官世家,能接觸到漢朝所有宮廷史書,博覽群書,其中也有類似《竹書紀年》記載的不同說法。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整理和論述歷史。《隋書·經籍志》載:“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將修史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可惜壯志未酬。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


從《史記》和《竹書紀年》,看中國史書的變遷與發展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


從《史記》和《竹書紀年》,看中國史書的變遷與發展

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如不列沒有實據的三皇,以五帝作為本紀開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

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所以

相對來說,《史記》的可靠性更高一些。

番外

《史記》得傳,在於經過司馬遷外孫楊惲的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卷,篇數跟司馬遷自序所說的相符。但《漢書·司馬遷傳》說其中“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魏張晏注:“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餘篇”,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馮商所續《史記》七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洩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公元279年的西晉,《竹書紀年》問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因為魏國文字和秦國的小篆差異頗大),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於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

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恆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即為古本。

然而,很可惜的是,宋代以後它卻佚失了。唐朝末年,歷經安史之亂、五代十國,《竹書紀年》的傳抄本逐步開始散佚,初釋本、考正本漸漸無存。相傳到明萬曆年間,時著名藏書家範欽的藏書閣裡,出來了一本《竹書紀年》——這個就是《今本》。

元末明初乃至於明代中期,出現了《竹書紀年》刻本,其春秋戰國部分以周王室紀年記事,與初釋本、考正本不同,是為今本竹書紀年。清代學者錢大昕等人指斥其為偽書,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更推斷為明代嘉靖年間天一閣主人範欽偽作。

錢大昕是18世紀中國最為淵博和專精的學術大師,他在生前就已是飲譽海內的著名學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學者都給予他極高的評價,公推錢大昕為“一代儒宗”。

結語

《史記》和《竹書紀年》都作過刪改,刪改最多的應該是西漢時期皇室秘聞,和不利於統治者的一些內容,其他的還是可信的。

因此,對史書需要辯證的看待,和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出發。

《史記》

《竹書紀年》

《尚書·堯典》

《漢書·司馬遷傳》

《後漢書·楊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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