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美國一些富裕的父母被法院定罪了——因為他們花錢找“高人”，讓自己的孩子能通過“體育特長的側門”入讀美國名校。
譯者注：大學錄取中的側門既不是合法的正門，也不是非法的後門；走側門錄取依舊非法，但被發現的概率低，很多時候只有操盤手、校隊教練、父母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這些“大學側門醜聞”的報道讓光照進了美國社會的一個陰暗面。
大學教育本應是階層升降的階梯，但大學錄取標準卻沒有做到一視同仁。面對這種“優待富人和人脈王”的錄取流程，美國人民有理由感到憤怒。
當我申請大學時，我一沒人脈，二沒家財。我爸當時的年收入低於 6,000 美元，但我很幸運地拿到了低息大學生貸款（年息 1.5%），解決了部分學費問題。
讀本科期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我在學校停車場打零工，這份收入讓我勉強湊齊了學費和生活費。
年輕時的布隆伯格
我想，如果當年我沒讀成大學，我很難有今天的成就。
我之所以競選美國總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每個美國人都能享受到我當年的機會：接受大學教育，找到一份（做夢都不敢想的）好工作。
想實現這一切，得從讓大學變得更平價，讓寒門子弟更有機會進大學開始。為此，我的基金會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譯者注：布隆伯格給他的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捐獻了 18 億美元，用於寒門子弟的助學金。給美國大學捐款 18 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美國大學捐款排行榜上排第二的，是英特爾的聯合創始人 Gordon Moore ，他曾給加州理工學院捐了 6 億美元。
現在，我有個更大計劃。我想讓社區學院教育免費對所有學生開放，讓四年制大學免費對所有寒門子弟開放。
那怎麼實現呢？我們要擴大“聯邦佩爾助學金”的資金池，讓學生能解決學費外的各種生活開銷。我們還要降低大學生教育貸款的負擔，確保沒有畢業生會欠下他們還不起的學費雜費債。
不過，有沒有錢上大學只是大學畢業之路上的一個障礙。我們還要幫助寒門子弟適應大學生活，這樣他們才更有可能畢業。這方面，我在當紐約市長時有很多經驗，我發起的項目曾幫助一些社區學院大幅提升了畢業率。
除了讓寒門子弟有錢讀書，有能力畢業，我們還需要做得更多。我們得讓他們有平等的入學機會。“側門錄取醜聞”告訴我們，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美國是全世界少數幾個還有”優先錄取校友親屬“做法 (legacy admissions) 的國家。全國超過 80% 的名牌大學都還在錄取流程中，會考慮申請者的父母是不是校友。許多研究發現，
這種”校友家屬優勢“的效用，大約等於 SAT 多考了 160 分。在錄取流程中優待校友家屬，大部分好處都會落到富裕的白人家庭中。名牌大學入學名額就那麼多，富家子弟進多了，寒門子弟的機會就少了。在美國 TOP 38 的大學中，家庭收入達全美前 1% 的學生，比收入位於全美后 60% 家庭的學生總和還要多。
有份 2016 年的報告宣稱，聖母大學當年錄取的校友子女數量，在美國名牌大學中位居第一
為了學校傳統？為了校友捐贈？這些都是藉口。優待校友家屬的錄取政策必須停止。你看現在的美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果我當上總統，我將會終結這個錄取政策，讓大學錄取的競爭變得更公平。
我的計劃是，以後所有領聯邦補助的學校，都需要讓自己的錄取流程公開透明。我不是第一個為此付出行動的人。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就曾推動過類似的變革。他本人依靠校友子女身份進的哈佛，但他也不再認同這樣的制度。
譯者注：布隆伯格有兩個女兒，一個去了帕森斯，另一個去了普林斯頓，都沒享受到校友優待。
教育是打開機會之門的鑰匙，因為它有推動階級流動的力量。想善用這股力量，我們得公平公正，一視同仁。
讓我們一起終結”校友家屬優待政策“，創造一個更公平的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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