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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夏商西周文武是不分的，官員既處理政事，戰時也率軍出征，

早期文武不分官制。

據說堯帝主政時設官分職，以佐政務，有司空，司徒，歷正等，夏時有後丞，左輔，太史等，商朝時進一步分化有射，戍等掌管武事，其他還有牧正，師保，太師等。

西周的政權機構更完備，職官設置也更完善，太師，太傅，太保統稱三公，統領百官，輔佐周王，以下還有司徒，司馬，太宗等，但他們既管理政務，也受王命出征，司馬有軍事之權，掌軍馬等物資但卻無統兵之權，戰時受命統軍出征，回來還要把軍隊交給周王。

進入春秋時期，周王室開始衰落，各諸侯國開始崛起，有人說這是個充滿流血，殺戮和陰謀的年代，但也是個劇變的年代，以宗法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卿制開始瓦解，貴族世襲官職也開始改變，但是這時的文官武將仍未分開，但也已有變化。

春秋初期局勢圖

公元前718年，鄭國和燕國的北制之戰，鄭莊公派大夫公子伯、子元等統兵禦敵，這時的大夫便是文武一體。大夫平時掌管政務，遇有戰事受命出征，大夫雖然領兵打仗，然而，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春秋時期，不少國君都親自率軍作戰，例如泓水之戰，宋襄公掛帥，大夫公孫固等輔助；此外晉文公、夫差、勾踐等國君都統兵作過戰。

據史料記載齊國三軍，由齊君及“命卿”國子、高子各率一軍。晉國“軍將皆命卿”，各軍將、佐由卿擔任，正卿為中軍元帥，指揮全軍；宋國由大司馬統兵作戰，其地位僅次於執政的右師；楚國中軍將則不固定，或為執政的令尹，或為大司馬，或為地位較高的大夫。

同時也有不少文官率兵出征，楚國的王麇、王尹壽曾作為楚軍統帥。可見，春秋時期，文武職能並沒有分開。春秋末期，隨著戰爭變化，文武已開始改變，也出現了專任高級武官的“將軍”，如齊國司馬穰苴、吳國孫武等。

戰國時期，文武正式分職。

進入戰國後，周王室名存實亡，諸侯國更為強大而且諸侯國為了生存不被吞併，頻繁征戰，，軍隊的規模不斷擴大，地主階級也逐漸興起，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一些比較有實力的地主階級開始掌握國家政權。

為了避免君權旁落，畢竟春秋末期出現瞭如晉國公卿既握有政權，又有軍隊，釀成了“三家分晉”的結局，在魯國，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亦先後“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將公室軍權奪入己手，君主受制於公卿的事情。

三家分晉

因而為了生存君主必須將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分職能的卿、大夫等官位制度很容易讓權力過於集中在公卿大族身上。

各諸侯國的君主就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公元前403年， 趙、韓、魏三家分晉後，在設將軍的同時，出現了處理政務的相，但變化尚不明顯。直到秦國“商鞅變法”時，文武兩職才逐漸分開，如先後在秦國任職的樓緩、範睢都是文職，不操兵柄，另有白起等人掌軍務。

商鞅雕像

由文武合一變為文武分途， 反映出國的必要分工，同時又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為文武分職，大臣權力分散，有效地防範和制止了大臣揭權自重。同時也適應了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使文武之才各盡其能，有利於文臣武將發揮自己的特長。

此後文武官分治在不同朝代略有差異，但是其基本文官主政，武官主軍內核是不變的。

因而比較公認的“文武分職”出現在戰國時期。

從戰國開始時期就再沒有文官統過兵作戰，（當然後世也有文官作為監軍代表帝王監督軍隊將領）文官只需要處理政事，隋唐時期出現三省六部制，逐漸的平時軍隊訓練調度由兵部負責，但是統軍打仗還是由武將負責。

當然有人好奇文武分職的原因是什麼？

• 最主要的是加強君主集權。

權力是誘人的，在權力面前很少有人能不動心，若一個朝臣既掌管朝政，統領百官，又握有軍隊。很難不對皇位起心，有一個這樣的臣屬皇帝也睡不好覺，例如歷史上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既握有朝政，又有軍隊，漢獻帝就是個傀儡。再如東晉末期的劉裕，這樣的臣屬篡位只是時間問題。

趙匡胤就是因為周世宗英年早逝，皇帝年幼，握有軍權發動陳橋兵變。所以他登基後便杯酒釋兵權，又通過制度改革，以文制武，宋朝三百餘年也再也沒發生武將叛亂。

杯酒釋兵權

陳橋兵變

所以，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會讓一家獨大，文武分職很好避免了權力集中在天平的一端，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將相制衡，最後是加強了中央集權，權力最終都集中到皇帝手中。

• 再就是戰爭形勢變了。

春秋時期作戰方式以車戰為主，車兵是主要兵種。各諸侯國兵力的強弱，往往以戰車的多少衡量。前期，諸侯國一般不超過1000乘，所謂“千乘之國”；卿大夫一般不超過 100乘，所謂“百乘之家”。後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晉國和楚國已各達到5000～6000乘，齊國和秦國也各有2000～3000乘，還出現了擁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輛戰車多由 4匹馬駕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車上3人），徒卒20人。軍隊規模都比較小，戰爭規模也小。

《周禮·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打仗都是大家排好兵陣，規規矩矩的進攻，後退，勝利方不許追擊潰敗方。大家主要是為了爭個霸主之位，都是小打小鬧，規模很小，打不過就認慫，承認對方為霸主。

春秋局勢圖

但戰國時期的戰爭規模相比春秋時期，不再是小打小鬧，經常是數十萬人的戰爭規模，大家也不是為了霸主之位爭鬥，大不了打不過就認慫就行，戰國時都是生死之戰，大國吞併小國，所以戰爭勝敗牽扯到國家的生死存亡，為了生存目的就是消滅對方有生力量，幹掉對方，因而各兵法大家渾身解數，施展才能。

像長平之戰這種關乎國運的戰爭，趙國戰敗被名將白起坑殺了趙國四十萬大軍，趙國從此一蹶不振。所以戰爭不是兒戲，更不能隨便派個人就去指揮打仗，軍隊統帥必須由專業的、富有戰鬥經驗的人擔任。想想長平之戰，趙括只會紙上談兵，敗也是必然的。明朝並沒有統軍經驗的明英宗親征，還聽信太監，所以失敗是必然的，“土木堡之變”也是必然。

長平之戰局勢圖

土木堡之變局勢圖

在這種情況下，文官不再適應大規模，充滿爾虞我詐，高強度的、複雜的戰國戰爭。不懂軍事，去統軍作戰，既是自己找死，也是坑害國家。

• 再就是為了提升軍隊戰力。

戰國時期貴族政治，分封制逐漸瓦解，郡縣制，土地私有開始興起，傳統的公卿制度也難以維繼，傳統軍制也難以繼續，當然也不適應時代變化了。

軍制需要改革，所以“國人”從軍的制度逐漸向郡縣徵兵制演變；車兵的地位逐漸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漸上升，文武開始分職，這樣武將專職軍隊，文官負責後勤，將領可以專心訓練，將和兵長期訓練生活，雙方也更加信任，戰力也得以提高。

還有就是商鞅改革，軍功制代替世襲爵位，以軍功決定爵位，將士為了改變地位也會更加奮勇殺敵。白起、廉頗、吳起等名將都是根據戰果來獲得統帥地位，從軍隊基層做起。不再按照分封制劃分爵位，讓很多有才能的人進入了軍隊，提升了軍隊戰鬥力。

《漢書》記載：“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

《史記》記載，秦國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結語

所以隨著時代的發展，文武分職出現在戰國時期是必然的，文武分職可以發揮文武官員各自所長，也適應戰爭形式變化，強化了君主集權，當然也適應了政治和軍事分工，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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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這是《三國演義》中稱讚姜維的一句話，但這句話其實可以應用在宋朝以前的幾乎所有朝代。在治世之中，文官群體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基礎，是領兵打仗的將軍所無法實現的；同理在亂世中，武將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也是文官所無法企及的。可以說，文官和武將似乎是兩條毫不相干的平行線。然而在中國歷史上，不乏有“出將入相”的例子。

比如漢初的丞相曹參，原本是劉邦手下的武將，但是蕭何去世後，他被提拔到了丞相的位置上，照樣將國家治理得很好。東漢的班超，原本也是一介文臣書生，卻依然留下了“投筆從戎”的典故。由此可見，我國曆史上文臣和武將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只要有必要，文臣和武將都可以實現自身身份的轉化。文臣是儒生入仕之後的身份轉變，而儒家“六藝”中也有強身健體的培育方向。所以說，一個真正的儒生應該是文武雙全的。

宋朝建立後，為了防止武將篡權的事情重演，便採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溫和方式。此後宋朝也一直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地方上也通常以文臣統帥武將。文臣在總體上徹底高過武將一頭，這一點的直接表現就是宋朝湧現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等一大批的名臣，卻極少有類似狄青一樣的名將，讀書少的入仕追求也由文武皆可變成了只求從文。進入宋朝以後極少有文臣掛帥出征、武將下馬治國的例子了，文臣和武將的界限開始明確。

雖然宋朝的確不乏辛棄疾這種文武雙全的奇才，但這種人才在宋朝的政治環境中，已經不可能再實現“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的夢想了。在宋朝，將就是將，相就是相，文臣可以指揮武將，武將必須服從文官。所以我說，中國文官武將是從宋朝分開的。

百曉生侃中國史

關於文官武將是何時分開的，一直存在爭議，因為史學界有兩種觀點。一則是認為戰國時期分開的，另一則認為是春秋時期分開。

文官武將的分開不是一時，而是經過各個朝代的修正，才進一步的把文官武將分工明確。

最早的記載是黃帝時期就出現了“司馬”這個官職，比較著名的是大司馬：容光。根據古籍《黃帝錄》記載：“黃帝坐於元扈之閣，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史官倉頡等百二十人臨之，鳳銜圖至帝前，黃玉為匣，署曰：‘黃帝詔司命集帝行錄’”。

但這也只是記載了武將的官職名稱，關於文官武將分工明確並沒有說明。

雖然在後來夏商周三個朝代，文官武將分類別稱了，卻又有文武一體的官職：“卿、大夫”，“大夫”這個官職即可以參與政事，又可以奉命率兵出征。

歷史上的北制之戰就有很多“大夫”奉命率兵出征的例子。

也就是說在北制之戰中，鄭莊公派大夫祭足等人率兵攻打燕軍，而“大夫”一職就是文武一體的官職。除此之外，《左傳》裡面還有更多的類似記載，這裡不再一一列出。

其它類似的記載還有西周時期的周公旦，我們都知道，周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同時又是軍事家，他除了製作禮樂之外，還多次奉命率兵前往平復東夷叛亂，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等。

這些都足以證明雖然設立有專門的武將職位，但是文官依然可以率兵打仗，文官武將的分工並不明確。

而軍事官職中的“司馬”雖然是平日裡掌管著軍事行政，卻沒有率兵的權力，戰爭的時候，帝王要臨時任命，戰爭結束後，兵權還是要上交回去。

到了春秋時期，各國爭霸，在軍事力量方面就需要強化，各國的君主也成了軍隊的最高統帥，經常親自征戰沙場。但在各大戰役中，仍然有文官率兵的例子：比如柏舉之戰，吳王率文臣武將擊敗了楚將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領的楚軍。

之所以有學者認為文官武將的分離是春秋時期，那是因為在春秋末期廢除了世襲制。所謂世襲制就是古代帝王遜世之後，會將名號及爵位等，以傳宗接代的方式讓自己的後代子孫繼承。

而廢除世襲制之後，實行了以軍功的大小來選拔將領，他們平日裡只操心軍事行政，從此文官參與軍事的事宜逐漸減少。

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是從戰國時期，文官武將才開始分工明確。

並且，戰國時期取消了分封制，想要封爵就要以戰功選拔，這也出現了歷史上不少的名將，比如孫臏、白起、廉頗等專業軍事人才，才能發揮更好的戰績。

與此同時，朝中的文官也不再領兵作戰，參與軍事，只管理朝中事務。由此可見，有學者認為戰國時期才是文官武將分開的時期，也為合理。

結語

本人是傾向於戰國時期文官武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開。所謂的文官就是擔任朝中文職，武將就是將軍、統領，二者互不相干，各司其職。

戰國時期由於戰爭規模逐漸增大，士兵的人數也逐漸增加，需要有作戰經驗豐富和有能力統領、訓練士兵的人來領導。如果把一個文官又派去管理士兵，處理軍事上面，多有不妥，畢竟對作戰策略不精通，戰役失敗，很容易造成嚴重的後果。

所以各司其職，擅長什麼就安排到合適的官位上面，這樣才會發揮的更好。俗話說得好：“人各有所長”，一個人不可能哪方面都強，能文或能武，有一方面擅長就可以。就算是能文又能武，但精力有限，而且這類人才非常稀少。

長安說書人

“出將入相”是古代每個為官者的崇高理想，但歷來能達到此成就的屈指可數。在我們現在的觀念中，文官、武將各有統屬，涇渭分明，但在最開始的時候卻不是這樣。最早期的時候，是“軍政合一”的。即大臣平時處理政務，戰時領兵出征。

文武不分職

文武不分職指的是軍隊的高層而言，因為自商周以來，軍隊的中底層已經有專門的官職來處理日常事務。而且，不光是軍隊的高層不分職，那時的天子、諸侯也是亦文亦武，平時治理國家，戰時率領軍隊前去作戰。比如齊桓公曾帶領軍隊打跑犬戎，晉文公曾帶領軍隊取得城濮之戰的勝利。

商代處理日常事務的官職有“師”、“馬亞”、“多射”等官員。到了周代，則有“師氏”、“虎臣”、“司馬”等官員。這些官員執掌一般的軍事事務，使得軍隊能保持相對穩定。

當年周王室和鄭國交惡，周桓王帶領軍隊前去攻打鄭莊公，周桓王本人帶領中軍隊伍。後來，周桓王被鄭國軍隊的祝聃射中肩膀，但仍能帶領中軍隊伍有序撤退。由此可見，周桓王也是能文能武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受制於商周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條件，與當時的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會狀況是一致的，這也就造成了文武不分職的傳統。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戰鬥的增多，文武職官權限開始逐漸分工明確。到了春秋晚期已經開始萌芽，戰國時期文武分職、將相分權則全面形成。

各國卿將合一的情況

正因為文武不分職是社會長期的慣性，這在春秋早期的諸侯國中，都有著明顯的體現。各諸侯國基本都實行“軍將皆命卿”的制度，政務和軍務統一。

各國的正卿或上卿，平時幫國君處理政務，戰時就是戰場高級指揮官。如此，則構成了以國君為核心、卿將合一的軍事指揮體制。

在當時的環境下，軍隊高級將領基本由卿來擔任軍將。在軍將之下，再設置司馬、輿帥、侯正、亞旅等官員。如此一來，形成了司馬等基層官員向軍將負責，軍將向國君負責的指揮系統。

當時的大國齊國，國內以國、高二氏為“二守”。因為他們幫助齊桓公登上了國君之位，為了酬謝他們，在他們本來的卿的身份上，齊桓公又讓他們分別帶領上、下兩軍，齊桓公本人則直接帶領中軍。

晉國經過晉獻公之後，國力也得到長足發展，由一軍而發展為二軍，晉獻公自領上軍，太子申生領下軍。等到後來晉文公即位，擴二軍為三軍，晉國的“六卿”分別擔任三軍的將佐。後來三軍更是擴展為六軍，執掌軍事的卿士也擴展為12位。雖然當時的國君非常注意控制這些卿大夫的勢力發展，但終究是埋下了“三家分晉”的隱患。

南方的楚國，此時實行的也是二卿執政的體制。雖然令尹權勢最重，但司馬的權勢也不低。令尹大多時候是偏於文治，司馬更偏重於軍事，不過兩者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因此，文武同途、卿將合一在當時各國是普遍實行的。鄭國的當國和為政、宋國的左師和右師，這些和齊國的“二守”、晉國的卿將、楚國的令尹和司馬，名稱固然不同，但其作用是相同的。

但春秋時期，隨著戰爭（爭霸、兼併）的增加，軍隊擴大（兵源由國人擴大到野人），職官制度走向成熟，將相分職已經開始萌芽。

將相分職的萌芽

春秋晚期，將相分職已經開始萌芽。此時的“將”或者“將軍”，已經傾向於指軍事主官。雖然整體上還是卿將合一的局面，但畢竟有向將相分職轉化的趨勢。這種表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司馬普遍設置。楚國、宋國在原先的司馬之下，又設置左右司馬或者少司馬，他們共同承擔治理軍隊的任務。其他國家設置的司馬，更傾向於軍事後勤官員。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設置司馬這一官職，則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軍事後勤官員的設置。“兵馬未行，糧草先動”，隨著戰爭的增多，軍事後勤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為了適應這種需求，各國開始設置大量軍事後勤官員，軍事後勤官職更趨完善。“鼓人”（掌管戰鼓、鑼）、“車僕”（掌管戰車）、“司常”（掌管戰旗）等職官各司其職，為征戰活動提供保障。

等到了春秋、戰國之交，將相已經開始明確分職。

到了戰國時期，將相分職已經完全形成。比如我們熟悉的大將龐涓、秦相張儀，都是將相分權後的自然分化。這也表明，自春秋到戰國，軍事體制、政治體制已經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轉變。

但這種轉變還不是非常徹底，還有很濃重的將相合一的色彩遺留。比如商鞅擔任大良造，主持秦國變法，但也曾率軍攻打魏國，俘虜公子卬，大敗魏軍。戰國初期的吳起，更是能文能武，既懂軍事，也能主持變法。

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吳起、商鞅只是特例的代表，將相分職、將相分權卻是大勢所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綜上所述，低級的文武分職，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完成，後續只是更加完善的一個過程。而高級文武分職，卻是在春秋時期萌芽，在春秋末年初步形成，在戰國時期全面形成，且成為主流。後續的封建王朝，不過是在此基礎上更加完善罷了。

歷史鉤沉

文官武將是何時分開的，在史籍上卻有很多說法。

據漢司馬遷的《史記》、漢劉安主編的《淮南子》稱：黃帝時就已 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

典》稱：夏王朝設立過“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 範》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

等文武百官。從這些古籍記載來看，夏商體制一直沿襲到西周，雖然 文武官職已經有了重大突破，分出了新的類別，但是卿、大夫仍是既

要管理朝政，還要帶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的一些軍事行政，而沒 有統兵之權。當戰爭爆發，需要打仗時，由天子臨時安排，戰事一結

文官武將實質上並沒有分開。

但到了西周末期，周朝已經日漸衰敗，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軍 隊。據《史記》、《國語》記載，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天子常親自

率兵作戰，也有不少文官武將去領兵打仗。在《左傳?隱公五年》中 就有記載：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戰，鄭莊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洩駕、

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擊燕軍，而那時大夫便是文武一體。《左傳.僖公 二十二年》也有記載：周襄王十四年，宋楚泓水之戰，宋襄公統帥宋

軍，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楚成王派成得臣、鬥勃等軍將統 帥楚軍。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

潛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宮廷）、王尹壽（主管營造、手工業），統帥 救兵增援。《左傳》中的詳細史實證明，直到春秋時期，文官武將也沒 有分開。

那麼到了戰國時期， 文官武將是否分開了呢? 史載戰國時期，地主階級開始興起並逐步掌握國家政權。而以前不分文武官員的卿、大夫等體制制度， 使一些握有權力的貴族將 軍事政治集於一身，也引起了君權旁落的弊端。為 了讓大權重新回到統治階 級的手中，於是統治階級

就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 以相、將為百官之首。從 而使得長達兩千多年的封 建君主制度得以確立穩固。 《尉繚子.王霸篇》、《呂氏

春秋.舉難篇》等為此提供了佐 證。所以大部分人認為戰國時期 才出現了專職的將軍和獨立的軍 事系統。

《史記》、《呂氏春秋.異寶》 中還記載，戰國取消了分封制， 授給爵位的標準是看作戰成果的 大小，許多將帥都從軍中選拔。

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 頗等名將就是遵循這個原則選拔 出來的。這時，在朝中管理政事 的只是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

領軍隊出征。如著名的馬陵之 戰，龐涓統帥魏軍，田忌（孫臏 為軍師）統帥齊軍，王翦統帥秦

軍，廉頗統帥趙軍，而他們都是以上分析似乎已經說明文官武將的分離是在戰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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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戰國時代開時分開的。

春秋以前，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國家統治機構，官是文武不分的，國君之下，設卿、大夫。卿、大夫既是行政官吏，也是率兵征戰的指揮官。政權、軍權集於一人之手。如晉國的中軍，既是元帥，又是執政的上卿。楚國的令尹，既是主政，也是統兵的元帥。

春秋後期，即開始出現文武分官的苗頭。戰國時，各國在國君之下，分設相與將，作為百官的首腦。百官也按職分為文官、武官。武官是專任軍職的，文官是專司政務的。

文武分職，是適應國家政治、軍事事務日益複雜和需要不同的專業知說能力而產生的，也是新興封建君主集權統治的一種法術，它可以使大臣的權力分散，從而可以互相制約，便於國君加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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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後期。

春秋後期，列國相繼出現文武分職，在公元前547年，齊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為相，慶封為左相，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雖然這時的相還是世襲卿大夫之職，還不能由國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職已經開始發展起來。

戰國時期，各國國君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逐步削弱世卿的勢力，大都採用見功與賞、因能授官的辦法委任職官，添設爵位，招徠四方賢能，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官僚制度。齊、趙、魏、韓等國首先設立了作為“百官之長”的“相”，同時又相繼設立了將軍之類為武官之首，文武逐漸殊途。

“官分文武，王之二術也”，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為文武分職，大臣權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約和監督的作用，有效地防範和制止大臣造成的對君上大權的威脅，同時，也適應了當時政治和軍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盡其能。這樣，既能保證君主有效地控制整個機器，又可使文臣武將發揮自己的特長。

走遍南充

國家體制的一個重大變革就是文武分離，這是社會政治、軍事發展的必然結果。文武官員分開，是指有了專門指揮作戰的武將，文官不再作戰，史學界均是這樣認為的。但是，人們對他們分開的具體時間持有不同的觀點。



《史記》、《淮南子》稱：黃帝時已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典》稱：夏王朝設立了“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範》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等文武百官。



從上述古籍看，夏商體制一直沿襲到西周，雖然文官武職已分門別類地設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軍事行政，而無統兵之權，戰時統帥由天子臨時任命，征戰結束即將統兵之權上交天子。根據以上所述，文官武將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時已衰落，各諸侯都有自己的軍隊，據《史記》、《國語》記載，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天子常親自率兵作戰，也有不少文官武將去領兵作戰。例如《左傳·隱公五年》中記載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戰，鄭莊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洩駕、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擊燕軍，而那時大夫便是文武一體。



又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戰，宋襄公統帥宋軍，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楚成王派成得臣、鬥勃等軍將統帥楚軍。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潛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宮廷）、王尹壽（主管營造、手工業），統帥救兵增援。《左傳》中的詳細史實證明，文官武將直到春秋時也未分開。



戰國時期，地主階級興起並逐步掌握政權。由於以前不分國家的文武官員、卿、大夫等貴族平時管理政務，戰時統兵作戰，集軍事政治權力於一身引起君權旁落弊端，於是統治階級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以相、將為百官之首。這樣，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得以確立。相似的記錄還可見於《尉繚子·王霸篇》、《呂氏春秋·舉難篇》。所以，戰國才出現了專職將軍和獨立的軍事系統。這一點是得到公認的，並記載於《中國軍事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



戰國時期，戰爭規模擴大，士兵總量不斷增加，軍隊指揮成為一種藝術。一支軍隊的指揮必須要有軍事方面的專業知識，富有管理、訓練和指揮作戰的經驗。《韓非子·顯學》稱：“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史記》、《呂氏春秋·異寶》中，還有戰國取消分封制、授給爵位的標準是看作戰成果的大小、許多將帥都從軍中選拔的記載。



一批名將例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頗等，正是遵循這個原則選拔出來的。這時，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領軍隊出征。例如，著名的馬陵之戰和長平之戰，龐涓統帥魏軍，田忌（孫臏為軍師）統帥齊軍，王齕（後為白起）統帥秦軍，廉頗（後為趙括）統帥趙軍，而他們都是專職武將。



綜上所述，史學界普遍認為，戰國是文官武將分開的具體時期，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但是，也有人認為它始於春秋。至於到底是什麼時候，也只能等考古發現來澄清了。

賓賓說情感

文官武將根據史料記載應該是在戰國時期分開的。剛開始的時候是不分文官武將的，他們就是一個官，既要管理國家內務，又要帶兵打仗，到戰國時期，隨著周朝的衰弱，各大諸侯國的強大，，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各諸侯國，害怕這種事情的發生，把自己架空，所以採取了分開制度，分散權利，叫他們相約制衡，把權利集中在自己手中。

到戰國時期，隨著弱小的諸侯國被滅掉，打仗也不是小打小鬧，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投入的兵力也越來越多，比如馬陵之戰，長平之戰，所以這樣就必須要有專業的人員來管理，有經驗的人來指揮，由於戰爭不斷，國力也都開始衰弱，所以這樣也必須有專業的人員來管理，比如吳起變法，商鞅變法等，

到隋唐時期更是得到發展，大家熟悉的文狀元，武狀元，其實文武分開，是歷史更替的自然規律，也是皇帝加強自己統治的一場改革，更加適應了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國家發展

聊聊古代歷史

國家體制的一個重大變革就是文武分離，這是社會政治、軍事發展的必然結果。文武官員分開，是指有了專門指揮作戰的武將，文官不再作戰，史學界均是這樣認為的。但是，人們對他們分開的具體時間持有不同的觀點。

《史記》、《淮南子》稱：黃帝時已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典》稱：夏王朝設立了“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範》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等文武百官。

從上述古籍看，夏商體制一直沿襲到西周，雖然文官武職已分門別類地設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軍事行政，而無統兵之權，戰時統帥由天子臨時任命，征戰結束即將統兵之權上交天子。根據以上所述，文官武將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時已衰落，各諸侯都有自己的軍隊，據《史記》、《國語》記載，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天子常親自率兵作戰，也有不少文官武將去領兵作戰。例如《左傳·隱公五年》中記載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戰，鄭莊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洩駕、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擊燕軍，而那時大夫便是文武一體。又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戰，宋襄公統帥宋軍，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楚成王派成得臣、鬥勃等軍將統帥楚軍。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潛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宮廷）、王尹壽（主管營造、手工業），統帥救兵增援。《左傳》中的詳細史實證明，文官武將直到春秋時也未分開。

戰國時期，地主階級興起並逐步掌握政權。由於以前不分國家的文武官員、卿、大夫等貴族平時管理政務，戰時統兵作戰，集軍事政治權力於一身引起君權旁落弊端，於是統治階級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以相、將為百官之首。這樣，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得以確立。相似的記錄還可見於《尉繚子·王霸篇》、《呂氏春秋·舉難篇》。所以，戰國才出現了專職將軍和獨立的軍事系統。這一點是得到公認的，並記載於《中國軍事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

戰國時期，戰爭規模擴大，士兵總量不斷增加，軍隊指揮成為一種藝術。一支軍隊的指揮必須要有軍事方面的專業知識，富有管理、訓練和指揮作戰的經驗。《韓非子·顯學》稱：“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史記》、《呂氏春秋·異寶》中，還有戰國取消分封制、授給爵位的標準是看作戰成果的大小、許多將帥都從軍中選拔的記載。一批名將例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頗等，正是遵循這個原則選拔出來的。這時，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領軍隊出征。例如，著名的馬陵之戰和長平之戰，龐涓統帥魏軍，田忌（孫臏為軍師）統帥齊軍，王齕（後為白起）統帥秦軍，廉頗（後為趙括）統帥趙軍，而他們都是專職武將。

綜上所述，史學界普遍認為，戰國是文官武將分開的具體時期，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但是，也有人認為它始於春秋。至於到底是什麼時候，也只能等考古發現來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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