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分支的一個新的理論，對於一個理論來講，我覺得它的作用有二：一則是總結歷史經驗，提出符合事實觀察的理論模型，用於解釋各種表象下的本質，即解釋世界；二則是使用理論用於指導實踐，為實踐提供理論基礎，即改造世界。
而對於我來說，讀這本書的最大收穫就是解答心中的疑惑：為何建國初期舉國發展重工業並沒有讓人民走向致富之路，而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人民逐漸全面邁入小康社會？為何國家願意為生產電動汽車的特斯拉公司提供巨大便利以供其在上海建廠生產？為什麼國內諸多的製造業尤其是出口加工型企業選擇在東南亞以及非洲等地建廠生產？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而身處在這個轉型經濟時代的我們該如何做出選擇？諸多的問題都在這本書中能找到滿意的解釋。
《新結構經濟學》是由我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所著，新結構經濟學借鑑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基於人是理性的假設，以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為出發點，系統性的闡述了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書中主要撰述了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要遵循本國的比較優勢進行經濟的發展與建設才能使得經濟實現增長。
我覺得其中最主要的核心思想則是一個國家必須要有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大支柱的支持。一個具有開放、自由和有競爭性的市場才能被稱為有效的，市場是由各種各樣的企業和消費者組成，他強調在有效的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才能帶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他是這樣定義自生能力的：如果一個企業通過正常的經營管理預期能夠在自由、開放和競爭性的市場中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那麼這個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則，這個企業就是沒有自生能力的。當然，一個有效市場的長期存在必然需要一個維護者，而作者認為這個只有有為的政府才能提供維護有效市場的力量。有為政府則是指管理國家機器的組織想要發展本國經濟則需要根據本國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依靠比較優勢戰略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為企業提供各種利於發展經濟的產業信息，降低企業獲得信息的成本，促使產業升級等措施。其中他指出一國的要素稟賦包括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比較優勢則是各要素所佔要素稟賦總和的比例中相對較高者，全世界的國家可根據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分為勞動力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
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知道自然資源豐富的發達國家必然是資本密集型的，因為採集自然資源需要投入大量的設備，而設備集聚了大量的資本，所以資本必然密集，但是還有很多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沒有對其資源進行開採和出口，所以也有不少國家屬於勞動力密集型。而相對於自然資源貧乏，資本不足，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便屬於勞動力密集型，而發展中國家想要搞經濟建設，擺脫貧困，人均收入向發達國家收斂，最有效的途徑則是遵循比較優勢戰略，鼓勵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進行出口貿易，進行原始資本積累，隨著時間的變化，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也會發生變化，政府在這之間就需要起到協調的作用，促使產業升級。
還有許多的方面，比如金融結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如何篩選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扶持等，作者都在書中有所提到。初讀此書便讓人恍然大悟，因此也就能回答我開篇所提的問題。
為何中國建國初期舉國發展重工業並沒有讓人民走向致富之路，而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人民逐漸全面邁入小康社會？
以作者的理論角度回答這個問題就很簡單，我國建國初期發展重工業違背了比較優勢戰略，那時資本並不富足，而大力引進重工業所需的設備，資金大部分積壓在設施設備上，大量企業被收為國有，創造的工作崗位也相對很少，為了緩解社會壓力，才有了知青下鄉的的運動，農村擁有的大量優質勞動力並沒有得以運用，人民也只能徘徊在溫飽線之間，人民並沒有因大力發展的重工業走向致富之路，反倒是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大力引進外資，逐漸放寬私人經營企業的權利，各項政策的落地使各種簡單加工、勞動力密集的企業在這片土地上開枝散葉，吸引了大批的農村優質的勞動力進城務工，人民的腰包也越來越鼓，通過一到兩代人的努力逐漸擺脫貧困，走向小康。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政策遵循了比較優勢戰略，發展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我認為出口加工型企業是這項成就裡最大的功臣。當然了，我們在否定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不成功的時候也需要肯定當時的國防建設，沒有投入大量的國防建設，在國際社會沒有話語權，也就沒有後來加入各個國際貿易組織的權利。所以批評的同時也要肯定對的方面，這樣才能不失公平。
那麼如何理解特斯拉問題和出口加工型企業廠址外遷呢？作者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可以根據一個產業與國際前沿的差距，將現有產業分成五種不同類型，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各有差異。
第一種是追趕型企業。作者根據中國與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的比較，以2016年為例，中國的人均CDP為8123美元，美國的人均GDP為57638美元，德國42161美元、日本38972美元、韓國27539美元。從而得出“這種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事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代表中國現有產業的技術和附加值水平比發達國家同類產業的水平低，處於追趕階段”的結論。中國的汽車、高端設備業、高端材料便屬於這種類型。
對於追趕型產業，我國各地的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在資金融通和外匯獲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適企業，就像國家支持吉利汽車收購沃爾沃那樣，支持這些優質企業在海外收購同類產業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像萬達這樣的在海外併購的企業並不能為國內的發展帶來收益，屬於資金外逃。而對於資金外逃型企業，國家則是嚴厲打擊的，雖然資本是逐利的，但是政府、銀行等國家機器是不允許這種破壞國家利益的行為存在的。
作者還提到在沒有合適的併購機會時，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業，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直接利用國外的高端人才來推動技術創新。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篩選出中國每年從發達國家大量進口的高端製造業產品，根據其地區比較優勢，創造這些產業所需的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到海外招商引資，把那些高端製造業產品的生產企業吸引到國內來建廠生產。汽車工業便屬於這種高端製造業，而特斯拉汽車便是這裡面的翹楚，國家政府進行了很大程度的讓利，短期來看是虧損的，但是長遠來看，特斯拉在國內生產需要一整套完整的汽車配件供應鏈，這樣一能發展國內的汽車配件供應鏈生產水平，二則引進外部強勢企業也會給給國內的汽車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從而促使各汽車企業加快產業創新和技術升級。這就有點像之前的手機工業一樣，國內放開蘋果手機在國內銷售的權利的同時，也引進了生產蘋果手機的廠商，不僅加速了國內的手機配件供應商的技術升級，倒逼個手機生產廠商進行產業創業和技術升級，也就不會出現像小米這樣的手機供應鏈整合商，而我們也不能那麼快的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福利。
但是，我國這樣多山少地的國家，汽車工業是否能像美國、日本那樣發展還是一個未知數，保持樂觀的心態固然很好，但是也要客觀的認識現狀，才能保證我們的經濟平穩發展。
第二種是領先型企業。中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中處於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像白色家電、高鐵、造船等產業，其產品和技術已經處於國際領先或已接近國際最高水平。為了保持這種水平，領先型企業必須自主研發新產品、新技術。作者認為自主研發包括兩種不同性質的活動：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和新產品、新技術開發所需的“基礎科研的突破”。企業開發的新產品、新技術可以申請專利，這類活動由企業自行解決。但是，基礎科研不僅投入大、風險高，其產品為論文，屬於社會公共知識，企業沒有從事基礎科研的積極性。
從而我們就能知道國家最近的教育改革寓意何為了，國家開始將各類大學進行了重新分類，大體分為基礎研究類院校和培養高等技術人員的院校，這一點是有借鑑德國的教育體系，德國社會里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以及科研人員的社會地位是一樣的，並沒有出現像中國這樣人人都往管理崗擠，而且管理崗的人多是歧視做技術的和做研究的，總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導致社會風氣不好，這也是以前做基礎研究的學者在社會地位上並不高的原因。當然國家政策的調整必然會影響現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各項政策可能引來各種尋租行為，所以實施起來困難重重，但是至少跨出了這一步，隨著時間的變化，人們的觀念也會慢慢的改變過來，從而使更多的人走向技術崗和基礎研究崗，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貢獻。
第三類是轉進型企業。這類產業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類是在中國還有比較優勢，但是產能有富餘的企業。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是最典型的第一類產業。這類產業最主要的成本是工資成本。目前，中國一線工人的月工資是3000-4000元人民幣，相當於500-600美元（2017年數據）。到2020年“十三五”結束，實現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加上人民幣升值，普通工人的月工資至少上升到1000美元。這類產業在中國失掉比較優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那麼這類企業為了保持繼續經營的願望，面對這種挑戰，他們可以升級到品牌、研發、品管、市場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線兩端。從事生產加工的多數企業則只能像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和80年代以後亞洲“四小龍”的同類產業中的企業那樣，利用其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把中國的GDP變為GNP，否則必然會因為競爭力喪失、海外訂單流失而被淘汰。這樣就能解答很多在出口加工型企業裡工作的人們對於公司的戰略疑惑；也為還未就業的人們分析一個公司是否有發展前景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信息分析得到的結果選擇一家合適企業就職，就已經算是上了一輛快車了。
當然，這類企業想要轉移到國外生產，需要熟悉國外投資環境，然而中國內地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企業沒有臺資、港資、韓資那樣的企業熟悉國外投資環境，所以很多國內企業因缺乏海外經營管理人才而滯留在國內。所以作者呼籲勞動力密集型出口加工業集群所在的政府給企業提供適合發展出口加工業的國家信息，和承接地政府最好對接，幫助他們學習中國的招商引資經驗，設立工業園區，營造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以及提供投資、簽證便利和金融上的支持。作者並不是說要讓整個公司全部搬往國外，而是讓企業產生高附加值的主體留在國內，而附加值低的部分遷往國外，既能帶動低經濟區域國家的發展，也能使國內經濟再次繁榮，從而達到多方共贏的目的。
對於屬於第二類的轉進型企業如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建材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作者分析到這些產業近些年在中國發展很快，機器設備很新，技術相當先進，生產能力是按照滿足過去高速增長所需的投資需要而形成的，中國的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經濟增長變緩，從而出現了不少過剩產能，但是這些富餘的產能卻是很多非洲、南亞、中亞、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嚴重短缺的，他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像支持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向非洲轉移那樣，幫助這些產業去產能。國家在這方面也制定了“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政策，要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和我友好、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就需要大批量的建材，從而可以有效的幫助這些產業去產能，也能幫助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和經濟建設，達到雙贏的效果。
第四類是“彎道超車”產業。此類產業的特徵是人力資本需求大、研發週期短的新興產業。相比於一種新藥的研發週期可能歷時十年以上，成本投入高達10億美元，信息、通信產業的軟件、手機等，研發週期僅為幾個月到一年，則屬於這類型的企業。這類產業在中國國內有巨大的市場，眾多的科技人才，以及完備的生產加工能力，能夠把概念迅速變成產品等優勢，並且國內已經出現了華為、中興、阿里巴巴、騰訊等優秀企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各地政府為了支持這類企業發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稅收政策，支持國內外創新型人才創業等措施，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優勢，推動彎道超車型產業在當地的發展。
第五種是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包含兩類：戰略型新興產業和國防安全產業。這類產業通常資本非常密集，研發週期長，投入巨大，中國尚不具有比較優勢。但是這類產業對於國家發展至關重要，所以國家必須扶持這類企業的發展，大力加強基礎教育，加大宣傳力度是必要的手段。
通過對作者說敘述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的理解，也逐漸明白了國家的政策和企業的戰略。作者重點突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起到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企業的快速發展方向不僅是市場的需求，也需要根據政策作出正確的選擇。
雖然作者是以宏觀的經濟層面來建立新的經濟學理論框架，作為宏觀經濟下的個人能從中獲得什麼呢？愛因斯坦在生前十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在致力於統一場論的路上，他一直很疑惑為什麼宏觀的表現形式和微觀的表現形式差距如此之大，宇宙不應該允許存在這種低效率的形式存在，後來的科學家逐漸發明了弦理論來統一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從而讓人們理解自然原理內在的一致性與表現形式的非一致性。
所以我覺得宏觀經濟學在個人身上的運用只是參考系發生了改變而已，即從社會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縮小到個人人生髮展的層面。同樣我認為個人的要素稟賦由行動能力和學習能力以及社會資源組成，個人的人生經歷不同如同國家的地理位置不同一樣，每個人的發展根據自身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改變從而導致每個人向不同的方向發展。
我們可以以時間為線索來探討個體自身要素稟賦及其結構變化。每個個體出生時的性別、所處家庭等社會資源都已經在這個時間段固定。0-16歲的時間段基本沒有在社會上生存的能力，即生存發展僅依賴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家庭關係等），但在這段時間通過社會資源獲得了知識，有一定的學習能力和行動能力，16-60歲這個時間段則依靠的是自身的行動能力和學習能力的內生力量，在所處的社會里具有了自生能力和選擇人生的發展方向，與此同時也逐漸積累自己的社會資源（金錢、人脈等），60歲-死亡的這個時間段行動能力和學習能力陡然下降，生存所需資源則依靠前一個階段所積累下來的社會資源來維持生存。
當然人一生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不確定的人生，每個人都有可能根據自己的要素稟賦做出遵循比較優勢的選擇，也可能做出違背比較優勢的選擇，產生不一樣的選擇取決於諸多因素，如人性、社會環境、經歷重大事件等。但是我始終相信一個人在理性思考的狀態下做出的選擇必然是那時自身所處環境下最優的選擇。因為人侷限於生存時間的長短，不能作出長遠的思考，只能在較短的時間節點作出必要的選擇，從而在之後的發展經歷中回憶之前的選擇而產生後悔的情緒，選擇只是一種手段，而達到最終的幸福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究極目的。
具體的個人發展還有很多延展性，我現在也僅僅是根據新結構經濟學所建立的框架推演出我所認為的個人發展所需要重視的要素稟賦，跟新結構經濟學一樣，還有很大的思考方向，當然也可以建立關於個人發展的數理模型，從而形成宏微觀相統一的思考行為模式。
書對於身處現代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的人們來說是一劑清醒劑，當你身處在自我的美好幻想中時，不妨靜下心來，拿起經典，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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