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南現在每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到凌晨4點。前段時間，經常是通宵奮戰，幾乎是24小時連軸轉。
武漢疫情發生後，正月初四他就匆匆辭別家人，從老家大連返回北京，打開電腦，開啟他的線上救災信息流程。
“1月22日晚上啟動，第二天上午，信息發佈僅2個小時，就有2000來名志願者報名，這些人來自全球各地。”卓明救災信息服務中心負責人郝南說。
卓明救災信息服務中心是一家NGO（非政府組織）公益機構，在公眾中素有知名度。其主要工作是災害發生後組織各地信息志願者線上協作，任務分包，在緊急響應中為國內救災組織機構實時提供災情分析、組織需求、民間行動和政府工作等決策信息參考。
卓明救災信息服務中心啟動當天，由國際巨星李連杰發起成立的壹基金也宣佈全面介入武漢疫情救援。武漢雲豹救援隊是壹基金在武漢的救援聯盟夥伴，隊長向東很快接到與壹基金相關的救援信號要求，不到半天，各個救援網絡體系上每個節點全部被髮動起來。
在汶川地震後成長起來的韓紅愛心基金會，也很快以基金會名義發起募捐，短短几日就有150多位明星藝人響應，捐贈者雲集。
“疫情發生的近一個月裡，湖北及全國各地，至少有大大小小上千家公益機構和慈善組織在投入救災，有專業的，也有草根機構和志願者。”郝南估計，在疫情核心區域武漢，和疫情嚴重的湖北及周邊地區縣市，圍繞醫療物資救援、社區服務、心理健康輔導等領域，這些NGO組織每天在進行上百場與時間賽跑的較量。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宣傳圖片
一個草根組織誕生記
武漢疫情來臨前，程瑞“從沒有碰過公益的活兒”，他自稱是一個自媒體人，在北京創業，春節前回到家鄉湖北荊州過年。
1月23日那天，武漢官方宣佈，正式封城抗疫。程瑞在家坐不住了，看著周遭越來越嚴峻的形勢，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麼。與馬力等幾位朋友商量了一下，建了一個名為“武漢周邊互助群”的微信群。最初大家的研判是，武漢封城後，國家很快會調配大量物資，但武漢周邊的醫院，比如承擔初篩任務的市縣區二類醫院，因為沒有那麼引入注目，恐怕壓力會巨大。
形勢的發展很快證明他們的判斷，湖北黃岡、荊州、仙桃等地醫院陸續因為缺少口罩、護目鏡、防護服等物資，處境變得極度困難。微信群裡，荊州縣醫院一位護士穿著普通的醫療護具蹲在地上吃方便麵的照片被傳到群裡，大家看了唏噓不已。
程瑞提議將群名改為“燃燈計劃”，意為改變武漢以外市縣醫療物資緊缺的“燈下黑”問題，眾人一拍即合。
從1月27日籌建，到1月30日“燃燈計劃”救助體系趨於完善，不過兩三天的時間，一家草臺公益機構便告建成。核心成員中很多是各個公司的CEO、副總裁、產業和業務負責人，連財務組負責人都是一家公司的CTO兼任，核心群成員的執行力異常強韌。
沒有人有做公益的經驗，全部靠現學現做。以核心群為基準，“燃燈計劃”擴建了湖北各縣市的志願者小群，添加了各地市小規模的醫院群，群內各司其職，有專人負責找貨，對接工廠渠道，專人聯絡各類基金會和募捐人。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新生公益組織第一步要做的是信任，每條渠道都要通暢，“好讓別人看到我們是真的在做事。”程瑞的做法是，先反覆甄別幾個貨真價實的賣貨人，再拉進幾個認識的醫生解答問題，做專業甄別，然後再對接各類社會募捐資源。
這個公益平臺上，有了需方，再去找更多的供方，所有的資料信息都在網絡共享，很多雙眼睛都盯著，“摸著石頭過河”，這便是他們幾個行外人士做公益的邏輯。大家的神經高度緊張而又興奮。
第一批受助對象是武漢市江夏區中醫院，醫生們一次性收到“燃燈計劃”捐助的500個護目鏡，立馬拍了照片反饋過來，“看到捐贈的護目鏡被醫生用上了，大家高興壞了。”程瑞說，“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開展救助不久，馬力收到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一位醫生的求援信。對方告訴他，他們醫院收治的是精神病患者，但是之前收治的當地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導致了十幾個患者感染，以及近10位醫護人員感染。
這位醫生說，武漢精神衛生中心的患者是特殊群體，很難轉到定點醫院，醫生又沒有防護用品，導致醫護人員都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下。醫院又沒有發熱門診，在防護用品購買和捐助上都得不到重視，所以急需防護用品。
“我們科主任、護士長、醫生都中招了，而且其中有位八十多歲的返聘老專家症狀很重。因為定點醫院床位緊缺，我們甚至騰退出一個病房隔離救治自己的職工。”對方還告訴他，因為沒有防護服、護目鏡，醫生自己私下都在通過各種關係聯繫供應商，看能不能買到。
“如果是捐贈，我們只好意思說要5000個N95口罩，如果是購買，我們可以要更多。”對方謹慎地要求。
接到請求後不久，“燃燈計劃”很快設法對接了一個捐助者，以最快的時間滿足了醫院的要求。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這次雜牌軍發揮了大作用”
在知乎等網絡平臺，程瑞、馬力等人，擁有不少的話題粉絲，幾個人的網絡動員能力很強，“燃燈計劃”開始啟動的頭幾天，群成員迅速擴大到200人。“有做IT行業的、做餐飲的、做區塊鏈的、理髮店的，還有教師、公務員，什麼人都有。”馬力在北京的公司本身做人才孵化這塊，有現成的一幫產品經理，基本都是具有互聯網思維的年輕人。
幾個項目促成後，“燃燈計劃”美譽度大增，群成員也增加到千人以上，分成兩個大群，全國各地成員都有，湖北本地只佔4成。項目核心組負責醫療物資採購的成員有四人，一個在南昌，一個在南京鼓樓，還有兩個荊州人。負責物流管理的一個成員在武漢。
互聯網時代的網絡公益組織形成迅速，見效也非常快。至2月8日，“燃燈計劃”已對接了湖北省內721家市、縣、鎮、鄉、村醫院，經手的醫療救助物資總計達到1500多萬元。“燃燈計劃”幾個發起人成就感滿滿。很多人做公益不圖什麼，有的只是想為武漢抗疫出一把力，有時單單就是為了參與後轉發朋友圈的快感。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武漢疫情爆發後，郝南的NGO救助平臺，“一下湧入太多的人，用都用不過來。”郝南將這些海內外志願者和社會慈善機構分別組建成6個群，每天不停地進行災情更新、醫療援助物資、物流通關等信息的對接交流。
韓紅愛心基金會也在得悉災情後，很快找準方向，向武漢集中發力。眾多明星在韓紅親赴一線救援的影響力召喚下紛紛獻計獻策，捐助錢款，在極短的時間內，募集了價值數以億計的救災物資。
壹基金的救助聯盟武漢雲豹救援隊在湖北頗有知名度，這是一幫由醫護人員和社會救援人士組成的民間救援機構，壹基金對口武漢市區的各項救援物資的發放、輸送等全系雲豹救援隊進行。
與韓紅基金會、壹基金、卓明救災信息服務中心等專業的NGO組織相比，“燃燈計劃”只能算是草根公益機構、“雜牌軍”，有的甚至只是一個臨時組建的微信群，群裡一大堆不認識的陌生人，大家卻都是為了一個集中的目標在忙碌。
“保守估計，在武漢至少活躍著像我們這樣規模的公益組織50來個，人數超過萬人。”程瑞接觸到的很多草根公益組織都是臨時組織，許多就是一個微信群，有的名字直白通俗，如叫“口罩大軍”“口罩下鄉”，這些組織生命期短的，一筆募捐的錢花完就散夥了，稍長一點的是以“武大加州”“武大紐約”等校友會命名的公益募捐群。
一直在疫情核心區的武漢作家方方在其文章中寫道：“疫情期間，武漢有幾萬志願者在進行各種社會服務。沒有他們有力的幫助，僅靠機械的政府機關，可能更糟。”
郝南所在的NGO組織數據也支持這一判斷。當下的武漢，可能有上千個慈善機構和公益組織在活動，郝南評價稱，“在這次救災中，民間草根公益組織這些雜牌軍發揮的作用，遠遠大過一些傳統公益組織。”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友軍搶了我們的貨”
擺在武漢這些草根民間公益組織面前的每頁都是新的，一個新生的機構剛冒出來，憑什麼去取得慈善機構和募捐人的信任？他們又怎麼相信你們是真的在做善事？程瑞的“燃燈計劃”開始的時候，也是碰到此類的難題。
網上各種信息很多，騙子也很多，有的是微商，有的是二道販子，程瑞通過網絡交易時通常會要求先查看對方的芝麻信用分，還會要求對方舉著自己的身份證拍個短視頻，通過各種環節來避免上當受騙。
草根組織的第二道難關是醫療救援物資的專業知識門檻。最開始的時候，大大小小的各種渠道募集來的貨源被一腔熱心的民間公益志願者送到醫院，結果送到醫院，護士發現，很多東西並不能用，只能拉到倉庫放起來。
“什麼N95\\94\\90是對顆粒過濾的效能區分，還有被嫌棄的韓版KN94、俄版、歐洲標準等等，沒幾個人能搞得明白。”後來“燃燈計劃”群裡有人甩了個文檔，裡面有中南大學關於醫用物資的民用和醫用的科普知識，事情便慢慢地理順了。
武漢疫情成為舉國熱點後，四面八方的捐助源源不斷湧來。2月1日，韓紅愛心基金會對外宣佈，由於接收善款數目龐大，超過了基金會處理能力，暫停接受各方捐款。而據中國慈善聯合會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2月3日0時，內地針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慈善捐贈超172億元。騰訊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寶公益、輕鬆公益、公益寶、蘇寧公益等平臺上線超200個募捐項目，多家基金會/慈善會募集善款超千萬元。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月11日12:00，騰訊、阿里和支付寶三家平臺集合頁面中69家擁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共上線106個募捐項目，累計籌款總額高達658,741,930.75元，捐贈人次13,360,598次，平均每筆捐贈金額為49.3元。
各類善款中九成以上是購買各類醫用救援物資，巨大的資金洪流裹挾著各種社會人脈資源通過各種渠道開始在全球瘋狂掃貨，
口罩的貨源變得異常困難，“燃燈計劃”專門有幾個志願者在各地採購，一開始面向湖北省內幾個口罩廠購買，過後不久廠家被國家徵用，就轉向國外。很多次他們被供應商放了鴿子，原本答應給他們的貨源，到最後一步反悔了。
不少貨源最後在途中被是被和類似他們同樣目的的人們搶走的。“被友軍搶去也沒關係，只要能捐出去就是勝利，誰捐都一樣。”馬力大度地說。
“燃燈計劃”成立之初就定下規矩，只募集對接貨源，不過手募集資金，“怕說不清楚”。到後期，程瑞、馬力他們一群彼此熟悉的朋友也湊了幾十萬元，尋找資源，為的是更好地找貨，幫助到那些拼搏在一線的醫院和醫生們。
捐贈協議書
臺灣藝人吳宗憲通過燃燈計劃給湖北省境內醫院捐贈了200臺海豚吸塵器，平均一臺價值2萬元，希望給一線醫護工作者帶去更好的環境
新生民間公益組織成型、發力
郝南提議對他的採訪放在凌晨2點半，因為這個時間段他才有可能從忙碌的平臺工作中抽出一會兒工夫來聊事情。
2008年汶川地震時，郝南是北大醫院的一名醫生。成為這次地震救災志願者後，他辭去公職一心一意做災害應急救援公益。
他的所長是第一時間發動線上的志願者團體，群策群力。醫生出身的郝南，對這場突然降臨的公共衛生事件，有著特殊的職業敏感。他第一時間中止假期，回到北京辦公室。平臺顯著的影響力讓他在第二天召集了眾多的志願者，馬上進入工作情況。
軍隊護士出身的韓紅對此類事件也有著足夠的應對經驗。按照預定工作計劃，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今年準備對雲南省貧困地區展開專業的醫療援助。這個同樣在汶川地震後迅速成長起來的NGO已持續開展了9年的“百人醫療援助系列活動”。在基金會的工作版圖上，正處於現在進行時的還有一個名為“記憶包裹”的公益項目，專門針對國內阿爾茲海默症患者群體展開。
在武漢抗擊新冠疫情中的出色表現，使得韓紅基金會的聲譽大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壹基金的快速反應也令人稱道。這些大型的NGO都是經歷過各種災害事故的考驗，有現成的網絡體系。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相反，內地有些慈善組織面對疫情時不知所措，沒有明確的行動方針指引非醫療健康領域的組織何時介入、如何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工作。事件爆發不久，各類基金會和慈善公益組織、社會捐贈人都把重點投入到醫療設施、防護設備、藥品硬件設施的支持上，導致所有資源集中搶購物資，亂象叢生。
“實際上，爆發期疫區首先需要專業醫療物資與專業人員支援。因為醫療健康領域物資具有較高的知識儲備門檻，非醫療健康領域的組織不建議盲目發起此類採購項目而引發惡性競爭。”一位資深公益人士稱，武漢疫情過後，關於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國家和社會層面有許多值得總結和吸取的教訓和經驗。
“有種打亂仗的感覺。”程瑞的體會是，戰線拉得太長，各條線上都出情況，比如海關通關程序複雜，有的海外華僑募捐的物資必須要求有三證，還要有慈善總會的蓋章，否則不予放行。“好在很多華僑海外購買的口罩等實際上都是國產的，又在捐贈物資包裝上鮮明地寫上‘中國加油’‘武漢加油’字樣，這樣海關看了知道是捐贈的，大大加快了通關進度。”
物流的輸送也有問題。湖北各地封城後，民間車輛統一不允許加油，民間公益組織現有的幾輛私家車用完油後，只得向鄰居借用。後期為了調運救援物資，“燃燈計劃”的組成人員甚至調動了醫院的救護車和公安的警車幫助運貨。
武漢草根公益組織燃燈計劃日常救援
武漢封城之日，指揮部曾下發通令，“只通過省市紅十字會捐贈”，這項政策一度給很多民間NGO組織和志願者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不少公益人士不理解官方的這一做法。後期因為救災形勢吃緊，越來越多公益組織和社會捐贈者力量融入，這一規定漸漸被擱置。
內地公益人士黃慶委認為，武漢起初抗疫將民間公益組織排斥於外的做法，與地方政府呆板教條的思想不無關係；客觀上，也與應急體系對社會組織不重視有關，“原先救災和公益慈善社會組織都是民政的核心業務，應急系統獨立自成體系後，很多融合還未完成。”
他表示，內地本土民間公益組織經過十數年的發展，已具備很強的專業執行能力、社會動員力和公信力，這些組織足夠地動起來，就能解決民間捐贈和救災的“腸梗阻”問題。有公益人士樂觀表示，武漢戰“疫”後，新生的很多民間公益組織，可能逐漸成型，走上公益的道路，就如同汶川地震後的韓紅和郝南他們那樣。
“經此一疫，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可被慈善組織和公益團隊複用的協作流程和方法、模板。”“燃燈計劃”發起人馬力表示，但程瑞決定在2月14日這天解散“燃燈計劃”，他看到地方政府通知，13日前後，各類工廠、物流企業會陸續復工，“國家機器轉起來，我們能發揮作用的空間就比較小了。”
程瑞說，接下去他得考慮自己的生計問題。散夥後，“燃燈計劃”的一些地市志願者小組還在繼續，直到疫情的徹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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