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這篇書，同上篇以公冶長的名字來做篇名一樣的，也是以學生“雍”的名字來做篇名。《公冶長》代表修德之體，《雍也》代表進業之用。雍是孔子學生中有名的一個，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輕二十九歲。在孔門得意的高弟當中，他認為道德學問都行的是顏回；慷慨好義、軍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經濟等第一的是子貢；另一個他最得意的學生，就是冉雍。他認為“雍也，可使南面”，所謂南面，就是說他有南面而王、君臨天下的大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怕孔子，因為他的排場太大了。一來就帶了那麼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國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國中的各項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做君王，宰相可由子貢出任，三軍統帥子路可以站出來。這情形，諸侯列國有誰敢收容孔子？他在那裡一呆，誰都緊張。所以從整個歷史來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偉大，之所以成為聖人，實在是其來有自。他不是沒有辦法，而是非常有辦法，只要他頭一點說：你們幹吧！問題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戰國時，隨便哪一個大國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來。但是孔子不走這條路，為什麼不走這條路？這種道德修養，就值得我們研究了。
如果對當時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為聖人，是讀書人被逼得窮到無可奈何，才做了聖人，那就完全錯了，這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孔子提出來：“雍也，可使南面。”這是說冉雍這個學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傳統文化觀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們推翻以前，幾千年來都是如此。古時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準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報，就要論罪滅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沒有？有的，但是大門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許正向南方。只有州、縣等官府的衙門，或者神廟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這是中國專制時代建築方向的規矩。還有，北京的房子，在過去絕不能高過宮殿，否則就是犯罪。所以“南面”這兩個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稱帝稱王的代名詞。
我們在這兩篇書上看得出來另外的一個道理。第五篇《公冶長》，坐在牢裡犯了法的人，孔子卻把女兒嫁給他；第六篇則講可以做帝王的是冉雍。而冉雍本來是最可憐的人。他的父親很不好，出身於貧賤家庭，如以階級觀念來講，他的父親是所謂的下等人，可是他的兒子卻資質非凡 。由這兩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國上古時代，那種注重階級的社會里面，他並不考慮到這些。他只問一個青年，他個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個人才，該如何就如何。所以後來他也一再鼓勵冉雍。當然，冉雍下意識中也會有一種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難免心理上有點自卑感。孔子就告訴他，不必要存有這種心理，一個人要靠自己站起來。所以這兩篇書，第一個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艱難中，由孔子的培養，學問德業才能有所成。
說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個問題來問孔子，討論到子桑伯子這個人，在《莊子》這部書中也曾經提到過，他非常豁達。在秦漢以後的文化中用豁達這兩個字，很有內涵。《史記》上寫漢高祖，也用這種字句。達者指度量的寬大，講得好聽點是豁達；講得難聽點，就是吊兒郎當，一種蠻不在乎的態度，穿衣服領帶都打成歪的，釦子也扣不好，說不定領子也經常翻起來。這個樣子，也有一半像豁達、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豁達的人往往太簡。關於這個“簡”字，值得研究了。我們需要特別瞭解：孔子經常提到的“簡”，就和老子所提到的“儉”，觀念是一樣的。這兩個字的定義，在古文中幾乎完全是一樣。只是兩個字的表現不同而已。
孔子說子桑伯子從簡，一切都是簡化，近乎豁達，批評得簡單明瞭。那麼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說做一個領導人“居敬而行簡”，如果對一件事——處事，對一個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簡化。這樣來處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會的事務，就對了。如果說內心的精神，沒有尊重這件事情，沒有重視行政組織，沒有敬業的心理，只是蠻不在乎，以此來標榜簡化，以簡化的目的來實行簡化，就變成一種權術、一種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這樣就未免過分簡化。在我們歷史文化上，做領導人的，要注意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愛好一件事或一種動作，標榜一事或提倡某一點，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顰，做得更熱烈、更過火了。孔子聽了冉雍的話，馬上就說，你的話對，我一時說錯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態度及教學精神的誠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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