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想做的，就是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
117年前的今天，英國記者、小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喬治·奧威爾出生。他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做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閱讀奧威爾，會讓人產生一種受虐的快感，同時獲得一種思考和掙脫的力量。
奧威爾最著名的身份是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與《動物農場》的作者，他終其一生都探索如何把政治化寫作變成一門藝術。
奧威爾一生的主要興趣集中於兩種酷愛之事——文學和政治。《動物農場》成功後，他隱居離蘇格蘭海岸外16英里的朱拉島，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投入更為冷酷的寫作，以自己最熟悉的“自虐”方式，在與死亡的競走中趕出了《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總結了奧威爾一生對於政治的思考，寫得淒涼且悲慘。故事中的人們被困於一個世界裡，獨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脫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主人公
溫斯頓·史密斯作為最後一個在思考的人，當覺悟達到最高點時，奧威爾卻有意使讀者的期望落空，讓溫斯頓在最悲慘的境況下被徹底擊敗，被逮捕、關押、折磨，洗去了最後的良心。
《一九八四》部分書封
在《一九八四》描述的那個社會中，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乾淨，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掌握權力的人們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並對權力頂禮膜拜。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和語言的世界。”也就是說人類歷史文化只是某種話語的構造，那麼至於為什麼人們這樣說而不是那樣說，在福柯看來，那是因為背後的權力關係。
在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英社黨和老大哥除了有不可戰勝的權力體系之外，它更是和語言權力結合在一起。民眾頭腦被俘虜與“新話”系統的建立有著直接的關係，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語言與認知的聯動。
英社黨利用了語言對認知的塑造性作用，對黨員進行規馴，實施其極權統治。統治者對民眾“洗腦”，重構他們的認知方式，使其完全接受“老大哥”的權威和絕對服從社黨的意志。從公共場合到私人空間的言行舉止，乃至人的頭腦，英社黨試圖攬得對民眾的絕對掌控。
01
話語是社會生活特定領域中的思維框架
在《1984》最後的附錄，奧威爾提到了一些關於新話的原則：
“新話是大洋國的正式語言，其設計是為了滿足英社──即英格蘭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需要。”
語言權力為意識形態所服務，新話的目的不僅是為英社擁護者提供一種表達世界觀和思想習慣的合適的手段，而且也是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人們的思想範圍因此而縮小，同時使他們無法自如地表達。
正如“新話詞典”的編撰人員塞姆曾自豪地告訴主人公溫斯頓：“你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創造新詞，可是根本不沾邊！我們在消滅詞語——幾十個幾百個地消滅，每天都在消滅，我們把語言剔得只剩骨頭。”
由此可以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話的詞彙越來越少，含義越來越嚴格，應用不當的可能性越來越少。而在老話完全被取代以後，人們同過去的最後聯繫就會隨之切斷。
02
話語的力量能夠革新意識的構架
在20世紀早期的中國文化界中，一群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發起了一次革新運動——白話文運動。
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併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此後就出現了我們熟知的《狂人日記》。
要知道五四運動爆發後，白話文成為學生、知識分子發動廣大群眾的利器，運用群眾所熟知的語言，表現新思想、批判舊思想，闡述國家大義，由此爭取到了社會各階層的支持。
因此，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不僅僅在文體改革上是一個革命，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思想的解放帶來文體的解放，語言的革命又促進思想的革命。
語言是有大能的。
語言是思維的表達形式，革新語言也就更新了思維的表達。 但同樣的，若是表達受限，長期維持下去便會導致思維僵化，甚至話語失真。諸如小說裡2+2=3,2+2=5均可成為正確的等式，既然人們失去話語權，即使最為淺顯的東西，如果失去了表達都是不能存在的。
語言是存在的家。哪怕是真理，又或是信仰，若是無以名之，則會不復存在。
03
利用話語的權力重構認知方式
英社黨創造的“新話”還有不少罪名，如“思想罪”、“表情罪”、“臉罪”等，名目奇特令人咋舌。
但因為各種罪名的產生，人與人之間互相懷疑和監視，凡是有人和集體行為不一樣，便有被懷疑為叛徒的危險。而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恰是孩童。
小說中多次提到兒童，無一例外地是激進的形象，儼然自發的思想警察，滿口“思想罪犯”、“處決”、“蒸發”，極端仇敵意識充斥頭腦。奧威爾直言不諱地在小說中說，“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 “不久就要長成食人獸的老虎崽子”。
顯然，我們口中所說的話在反映著我們的思維認知，同時人們所生活的語言環境也在塑造著人們的思維模式。
小孩的性格完全被英社黨的教育引向了偏激愚蠢，而英社黨員對生命的漠視也可以從這些“新話”中找到一些根源。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同時又是一個現實問題。
曾經有一位學者說
：“如果人們在社交中聽到的都是關於美善的話語，他們當天反饋自己做出善行的幾率就會提高10%。但如果他們聽到的多是負面語言，也同樣更可能去效仿。”
我們無法否認，我們常掛在嘴邊更多時候的是這個世界的“新話”。
如果有一天，我們口中的話都被“新話”所取代，我們的思維也難免終會被世界所取代。一個滿口詭詐憎恨的人，很難在內心隱射出愛的意識。
04
掌握話語權的人掌握天下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歷史不是一面鏡子，而是黑板上的記號，可以隨時擦去，隨時填補。更為可怕的是，一旦塗改了，你找不到證據去證明這是篡改歷史的行為。
當歷史被篡改，我們對過去世界的認知就會發生改變。以史鑑今，所有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主人公溫斯頓在小說中少有的還留有清醒的英社黨黨員，他的反叛思想在奧威爾筆下逐漸顯現和發展，而日記恰恰是一個重要的媒介。
逐漸成型的“新話”正在慢慢影響著溫斯頓的表達方式，但他沒有完全被洗腦，還能勉強說舊話，但一開始並不能在日記中順利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小說中多次提到他在寫日記的時候語言並不流暢，甚至有些語無倫次，那時他的反極權意識剛剛萌芽，而當溫斯頓的意識一點點甦醒，後來他在日記本上寫下了“流暢的”，“漂亮的”大寫字母：“打倒老大哥。”
寫日記讓溫斯頓保持清醒同時也刺激他不斷思考，也使他保持著一種爭戰的狀態。由此可見，思維輸出為語言表達對於認知具有重要作用。
《1984》的極權世界離我們很遠，但多一個人讀《1984》，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篡改歷史的事件在領國發生，難以做到數據透明化的無奈也不少見，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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