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竹山:詩於我如同陽光、空氣、糧食和水,是我站立的脊樑骨

霍竹山:詩於我如同陽光、空氣、糧食和水,是我站立的脊樑骨

賈平凹為《文化藝術報》柳青文學獎獲獎作家系列專訪題詞

霍竹山:诗于我如同阳光、空气、粮食和水,是我站立的脊梁骨

從陝北的溝壑梁峁中走來,霍竹山的詩歌裡始終流露出激昂躍動的“陝北基因”:貧瘠荒涼的土地上,茁壯而出的是苦難的生存哲學。在一片叫做白于山區的地方,他醞釀出了自己的詩句,“詩於我就如同陽光、空氣、糧食和水,是我站立的脊樑骨。”

在對經典重新進行解構和闡釋時,他從傳統經典中汲取養料,開拓出陝北民歌的廣闊視域。以信天游詩歌《梁家河》為基點,開始了信天游詩歌大敘事、大抒情、大展現的陝北新時代民歌。

傳統與現代,詩歌與生活,在他的眼裡更像是一個詞彙的多重意義。

在他的新作《無定河邊柳青青》裡,讓人對陝北民歌有了更多的期待:在立足民間的基礎上,在文學性的開拓上比傳統信天游更進一步。

文化藝術報:我知道,您此前著有《走西口》《趕牲靈》《廣羊灣情事》《農曆裡的白于山》等多部具有濃郁陝北地方特色的民歌詩集。同時,在您的陝北民歌創作中,大多以信天游體來呈現,為什麼這樣一種文藝體裁會成為您創作的主要方式,是一種故土情結,還是文化擔當?

霍竹山:是的,我詩歌創作中一大部分都是用信天游體呈現的。我生在陝北,長在陝北,是個地地道道的陝北人。記憶中,我的祖輩、父輩們就是唱著信天游走南闖北、耕田種地的。孤獨時唱,難過時唱,喜慶時唱,歡樂時也唱。“信天游不斷頭,斷了頭,窮人無法解憂愁。”後來我慢慢明白,在那個年代,信天游就是陝北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味調料。

可以說從幼時起,信天游就如血液流淌在我的身體裡,成為我喉嚨、舌頭、牙齒,生活和夢境的一部分。我在學生時代讀過《王貴與李香香》,給了我很多啟發。那時候中國流行的是朦朧詩,是南舒北顧,我也照著當時的流行寫過一些詩歌,但總覺得不滿意,也不適合自己寫。為什麼就不能用自己熟悉的信天游形式來寫呢?我當時一直在反覆地問自己這個問題。通過對《王貴與李香香》的反覆閱讀,我覺得完全可行,我就寫了,一直寫了三十多年。

只想著給自己的詩歌創作找條出路,寫作在那個年代本來也是一條出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絕望,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的無奈,想出去看看唐詩裡的煙花三月其實根本連個路費都沒有。故土情結、文化擔當是後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個人生活條件好了起來之後才有的想法。人窮的時候,是想著要出去闖闖的。

文化藝術報:第五屆柳青文學獎授獎詞對您的詩歌有這樣的評價,“他的信天游體長詩《蘭花花》,在現代化語境下展開了一場拯救和復活民族語言歷史秉性與內在靈性的冒險挺進,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以現代生活為場域和經驗對經典重新進行解構和闡釋。”在您看來,在弘揚陝北民歌的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應該如何去平衡?

霍竹山:陝北民歌最早能追溯到古代巫歌舞曲和祭祀的秧歌調。《詩經》的《國風》收集了西周至春秋約500年的地方俗曲,古陝北地區俗樂就是十五國風之一。《詩經》“賦、比、興”的創作手法,也是陝北民歌遵循的準則。歷代陝北民歌都是口頭流傳,所以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民歌大多都已流失,只有幾曲勞動號子和巫歌祭祀曲得以保存,比如:“求偶白狐九尾長,靈光照誰誰稱王。哪個娶了塗山女,哪家事業定興旺。”又正因為陝北民歌是口口相傳的一種藝術形式,千百年來,它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陝北人基因中無法改變的那部分熱情,是骨節與骨節起伏的節奏。它反映了這片大地上人們的生存哲學,已經外化為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去平衡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拿我個人來說,就是目前我的創作實踐,《走西口》《趕牲靈》《廣羊灣情事》這些都是。如果說到弘揚,這是需要詩人集體去努力的,這裡涉及到傳承的問題,人是其中的紐帶,而時間會篩選出那些新的、舊的、需要的,“道法自然”。現在有很多好消息,政府更加重視地方文化產業,並落實到經濟上的支持。早在2008年,陝北民歌就入選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文化藝術報:作家內心似乎都有一個精神家園,比如陳忠實筆下有白鹿原,賈平凹書寫的商州系列。我發現您對於陝北白于山區情有獨鍾,在《農曆裡的白于山》組詩裡,我看到的不僅是這片土地窮苦、荒涼、貧瘠,還有苦難的生存哲學。白于山為您的寫作注入了哪些“陝北基因”?

霍竹山:白于山橫亙陝北黃土高原西北部,是延河、洛河、無定河的發源地,曾被譽為陝甘寧邊區的脊樑。

我在白于山區工作了十年,之後,又多次在白于山二十多個村子下鄉、調研。從2006年寫下組詩《農曆裡的白于山》,參加第22屆“青春詩會”開始,我一直慢慢地寫,除小說、隨筆之外,每年十幾首。那些年,詩對於我來說就是半條命。我不敢想象沒有詩的日子:無聊、孤獨、寂寞、頹廢、蒼白、陰冷,還應該有很多這樣凝結著霜雪的詞彙,像無賴似的蹲守在我的生活中。而我的生命,也一定會像白于山冬天的河流,死氣沉沉,毫無生機地躺在黃土山間。換言之,詩於我就如同陽光、空氣、糧食和水,是我站立的脊樑骨。

“一抹黃的顏色/三年兩旱的氣候/在陝北之北的白于山/在溝、渠、梁、峁、坡、灣組成的村莊/一棵楊樹與一棵毛頭柳樹叫植物/六畜興旺的祝願里長大的是動物”——這就是被稱作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白于山。沒有森林,我就在幾株毛頭柳中尋找茂盛。沒有大海,我就在天空尋找藍的鏡子。那些曾只為活命而掙扎的鄉里鄉親,生活的冷暖在聲聲信天游裡,心與心在諞閒傳親親的鄉音中。有人在送水的路上死去,也有人在生活裡繼續活著……

與“兄妹開荒”相反的一個詞應該是“退耕還林”。去年夏天,我又在白于山待了幾天,驚喜地聽到山雞短促、尖銳的“嘎、嘎”鳴叫,也看到了松鼠和野兔東張西望毫無畏色放肆地散步,昔日的荒山開始變綠!路通了,電通了,一些鄉親卻進城或遠走他鄉了……這些都是白于山帶給我的感受。

文化藝術報:讀您的詩,我有種感受:一方面渴望眼前凋敝的鄉村更加現代化,比如《我資助的一個小學生》和《一道溝》中的場景;另一方面,面對著洶湧而來的“現代化”,又時常表現出一種哀婉、抗拒的姿態,這一點在您的詩歌《不要打擾一隻麻雀的春天》《為一個湖泊送行》和《狗日的工業》中似乎尤為明顯。我們應該如何去解讀這種看似矛盾的寫作心理?

霍竹山:你所說的這種矛盾,以我自身來看的話,它更像是一種“對立統一”。這種矛盾與統一皆來自於我個人的生活經驗,是一直以來撕扯我的一對力量,也是我寫作的一雙翅膀。

“全球化”“現代化”讓人擔心的主要問題是:這改變是不是遵從形而上的“道”,遵從“道法自然”的大道來改變?是不是消滅細節,消滅詩,以“器”為重進行的改變?這樣的“化”我反對,這無疑是一種極為短視的行為。但我個人又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深知農村生活的苦難與悲楚,也知道物質如果沒辦法獲得基本滿足,空談文學與教化是多麼不切實際與無知可笑。年輕時讀書沒什麼吃的東西,我營養不良頭髮幾乎掉光,那時我每天希望自己能吃到饅頭,白麵饅頭,而不是雜糧或者糠的窩窩頭。

文化藝術報:提起陝北民歌,愛情與革命可謂是兩大主題,這也是大多數人對陝北民歌的最初印象。您在這兩者之外,創作了信天游詩歌《梁家河》,有評論家認為:“詩歌《梁家河》是一部自覺追求的鴻篇鉅製的大史詩,開始了信天游詩歌大敘事、大抒情、大展現的陝北新時代民歌的第三個時代。”您在創作詩歌《梁家河》時,如何理解“陝北新時代民歌”這一概念?

霍竹山:革命和愛情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陝北民歌的兩大主題。其實最早的陝北民歌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有點甲骨文那種感覺,占卜、祈禱、祭祀都會用到。我小時候聽過祈雨時唱的曲子,流傳了多少年,不得而知——那也是陝北民歌。“天旱了,著火了”,這樣的莊稼人急切而絕望的祈求,現在仍在我耳邊時常響起。

有人誇讚我,說我開始了信天游詩歌大敘事、大抒情、大展現的陝北新時代民歌,我自然開心,但更多的是心慌。必須隨時提醒鞭策自己寫出更有質量的作品。當下市面上流行的那種新詩我也寫,但總覺得不是自己最擅長的。文無定法,詩肯定是在古人基礎上的一種個人發展。沒這種個性了,我認為一個作家的創造力也就到頭了。記得埃茲拉·龐德曾有過一個言論:詩歌應具有小說的力量。他和艾略特同為後期象徵主義詩歌的領軍人物。我最早開始寫具有小說性質的信天游長篇敘事詩時,並不知道他說的這話。我最早參照的是漢樂府中的《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甚至杜甫的“三吏”“三別”,就想找到那種長篇體敘事詩的感覺。龐德的話印證了我的某種想法。我是一名民族文化的自覺踐行者,也長期有寫作某種能夠體現時代脈搏,感應時代精神類型作品的夢想,這是我創作《梁家河》時理解到的東西。

文化藝術報:柳青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以及紮根生活的精神,已然是當代作家們汲取精神養料的寶貴礦藏。作為一個被認為“再構陝北紅色民歌,從中尋找民間文化的精髓”的詩人,您認為可以從柳青身上汲取哪些精神養料?

霍竹山:柳青也是陝北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艱苦的藝術創作環境中,他進行了異常艱難而勇敢的藝術突圍,完成了《創業史》,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值得當代和後來的作者們學習。從1952年開始,柳青在長安縣皇甫村落戶達14年之久。這種紮根於基層與老百姓同吃同住的創作態度,是他能寫出淳樸自然、生動鮮活的文學作品的重要原因。我創作的主要內容也來自於農村,圍繞鄉村與土地所建立的意象是我寫作的主題,這讓我對他那種踏實樸素的創作精神更為感同身受。

文化藝術報:目前手頭上有正在創作的新作品嗎?能否向讀者透露分享一下? 霍竹山:我正在修改另一部信天游長篇敘事詩《無定河邊柳青青》。“無定河背靠毛烏素,莊稼人吃盡了風沙的苦。”這是改革開放前無定河村的真實寫照。包產到戶政策的實施,無定河人說:“我們又解放了……”《無定河邊柳青青》在立足民間的同時,在文學性的開拓上比傳統的信天游更進一步,也提升了信天游的“文化含量”。這種文化的提升也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民間文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無定河邊柳青青》對於文學性的把握既有民間的趣味,更有自己獨特的闡述,如描寫霍窯烏素土地包產到戶之後的勤勞致富時我寫道:“恨不得房頂種上一分豆,恨不得井臺撒上白蘿蔔。恨不得鍋巷種上兩畦韭菜,恨不得水缸沿沿上栽海帶。要是有個梯子能上天,一犁犍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要是能借來牛郎的牛,月亮上面也種它幾畝。”這種豐富的想象力和文學的提煉,是隱藏在“土氣”中的美——淳樸且蒼涼、豪放並富於激情,具有一種撞擊人心靈的美。

文化藝術報記者 魏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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