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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戰國時代開時分開的。

春秋以前，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國家統治機構，官是文武不分的，國君之下，設卿、大夫。卿、大夫既是行政官吏，也是率兵征戰的指揮官。政權、軍權集於一人之手。如晉國的中軍，既是元帥，又是執政的上卿。楚國的令尹，既是主政，也是統兵的元帥。

春秋後期，即開始出現文武分官的苗頭。戰國時，各國在國君之下，分設相與將，作為百官的首腦。百官也按職分為文官、武官。武官是專任軍職的，文官是專司政務的。

文武分職，是適應國家政治、軍事事務日益複雜和需要不同的專業知說能力而產生的，也是新興封建君主集權統治的一種法術，它可以使大臣的權力分散，從而可以互相制約，便於國君加以操縱。

戀家7805

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這是《三國演義》中稱讚姜維的一句話，但這句話其實可以應用在宋朝以前的幾乎所有朝代。在治世之中，文官群體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基礎，是領兵打仗的將軍所無法實現的；同理在亂世中，武將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也是文官所無法企及的。可以說，文官和武將似乎是兩條毫不相干的平行線。然而在中國歷史上，不乏有“出將入相”的例子。

比如漢初的丞相曹參，原本是劉邦手下的武將，但是蕭何去世後，他被提拔到了丞相的位置上，照樣將國家治理得很好。東漢的班超，原本也是一介文臣書生，卻依然留下了“投筆從戎”的典故。由此可見，我國曆史上文臣和武將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只要有必要，文臣和武將都可以實現自身身份的轉化。文臣是儒生入仕之後的身份轉變，而儒家“六藝”中也有強身健體的培育方向。所以說，一個真正的儒生應該是文武雙全的。

宋朝建立後，為了防止武將篡權的事情重演，便採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溫和方式。此後宋朝也一直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地方上也通常以文臣統帥武將。文臣在總體上徹底高過武將一頭，這一點的直接表現就是宋朝湧現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等一大批的名臣，卻極少有類似狄青一樣的名將，讀書少的入仕追求也由文武皆可變成了只求從文。進入宋朝以後極少有文臣掛帥出征、武將下馬治國的例子了，文臣和武將的界限開始明確。

雖然宋朝的確不乏辛棄疾這種文武雙全的奇才，但這種人才在宋朝的政治環境中，已經不可能再實現“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的夢想了。在宋朝，將就是將，相就是相，文臣可以指揮武將，武將必須服從文官。所以我說，中國文官武將是從宋朝分開的。

百曉生侃中國史

關於文官武將是何時分開的，一直存在爭議，因為史學界有兩種觀點。一則是認為戰國時期分開的，另一則認為是春秋時期分開。

文官武將的分開不是一時，而是經過各個朝代的修正，才進一步的把文官武將分工明確。

最早的記載是黃帝時期就出現了“司馬”這個官職，比較著名的是大司馬：容光。根據古籍《黃帝錄》記載：“黃帝坐於元扈之閣，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史官倉頡等百二十人臨之，鳳銜圖至帝前，黃玉為匣，署曰：‘黃帝詔司命集帝行錄’”。

但這也只是記載了武將的官職名稱，關於文官武將分工明確並沒有說明。

雖然在後來夏商周三個朝代，文官武將分類別稱了，卻又有文武一體的官職：“卿、大夫”，“大夫”這個官職即可以參與政事，又可以奉命率兵出征。

歷史上的北制之戰就有很多“大夫”奉命率兵出征的例子。

也就是說在北制之戰中，鄭莊公派大夫祭足等人率兵攻打燕軍，而“大夫”一職就是文武一體的官職。除此之外，《左傳》裡面還有更多的類似記載，這裡不再一一列出。

其它類似的記載還有西周時期的周公旦，我們都知道，周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同時又是軍事家，他除了製作禮樂之外，還多次奉命率兵前往平復東夷叛亂，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等。

這些都足以證明雖然設立有專門的武將職位，但是文官依然可以率兵打仗，文官武將的分工並不明確。

而軍事官職中的“司馬”雖然是平日裡掌管著軍事行政，卻沒有率兵的權力，戰爭的時候，帝王要臨時任命，戰爭結束後，兵權還是要上交回去。

到了春秋時期，各國爭霸，在軍事力量方面就需要強化，各國的君主也成了軍隊的最高統帥，經常親自征戰沙場。但在各大戰役中，仍然有文官率兵的例子：比如柏舉之戰，吳王率文臣武將擊敗了楚將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領的楚軍。

之所以有學者認為文官武將的分離是春秋時期，那是因為在春秋末期廢除了世襲制。所謂世襲制就是古代帝王遜世之後，會將名號及爵位等，以傳宗接代的方式讓自己的後代子孫繼承。

而廢除世襲制之後，實行了以軍功的大小來選拔將領，他們平日裡只操心軍事行政，從此文官參與軍事的事宜逐漸減少。

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是從戰國時期，文官武將才開始分工明確。

並且，戰國時期取消了分封制，想要封爵就要以戰功選拔，這也出現了歷史上不少的名將，比如孫臏、白起、廉頗等專業軍事人才，才能發揮更好的戰績。

與此同時，朝中的文官也不再領兵作戰，參與軍事，只管理朝中事務。由此可見，有學者認為戰國時期才是文官武將分開的時期，也為合理。

結語

本人是傾向於戰國時期文官武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開。所謂的文官就是擔任朝中文職，武將就是將軍、統領，二者互不相干，各司其職。

戰國時期由於戰爭規模逐漸增大，士兵的人數也逐漸增加，需要有作戰經驗豐富和有能力統領、訓練士兵的人來領導。如果把一個文官又派去管理士兵，處理軍事上面，多有不妥，畢竟對作戰策略不精通，戰役失敗，很容易造成嚴重的後果。

所以各司其職，擅長什麼就安排到合適的官位上面，這樣才會發揮的更好。俗話說得好：“人各有所長”，一個人不可能哪方面都強，能文或能武，有一方面擅長就可以。就算是能文又能武，但精力有限，而且這類人才非常稀少。

長安說書人

“出將入相”是古代每個為官者的崇高理想，但歷來能達到此成就的屈指可數。在我們現在的觀念中，文官、武將各有統屬，涇渭分明，但在最開始的時候卻不是這樣。最早期的時候，是“軍政合一”的。即大臣平時處理政務，戰時領兵出征。

文武不分職

文武不分職指的是軍隊的高層而言，因為自商周以來，軍隊的中底層已經有專門的官職來處理日常事務。而且，不光是軍隊的高層不分職，那時的天子、諸侯也是亦文亦武，平時治理國家，戰時率領軍隊前去作戰。比如齊桓公曾帶領軍隊打跑犬戎，晉文公曾帶領軍隊取得城濮之戰的勝利。

商代處理日常事務的官職有“師”、“馬亞”、“多射”等官員。到了周代，則有“師氏”、“虎臣”、“司馬”等官員。這些官員執掌一般的軍事事務，使得軍隊能保持相對穩定。

當年周王室和鄭國交惡，周桓王帶領軍隊前去攻打鄭莊公，周桓王本人帶領中軍隊伍。後來，周桓王被鄭國軍隊的祝聃射中肩膀，但仍能帶領中軍隊伍有序撤退。由此可見，周桓王也是能文能武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受制於商周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條件，與當時的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會狀況是一致的，這也就造成了文武不分職的傳統。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戰鬥的增多，文武職官權限開始逐漸分工明確。到了春秋晚期已經開始萌芽，戰國時期文武分職、將相分權則全面形成。

各國卿將合一的情況

正因為文武不分職是社會長期的慣性，這在春秋早期的諸侯國中，都有著明顯的體現。各諸侯國基本都實行“軍將皆命卿”的制度，政務和軍務統一。

各國的正卿或上卿，平時幫國君處理政務，戰時就是戰場高級指揮官。如此，則構成了以國君為核心、卿將合一的軍事指揮體制。

在當時的環境下，軍隊高級將領基本由卿來擔任軍將。在軍將之下，再設置司馬、輿帥、侯正、亞旅等官員。如此一來，形成了司馬等基層官員向軍將負責，軍將向國君負責的指揮系統。

當時的大國齊國，國內以國、高二氏為“二守”。因為他們幫助齊桓公登上了國君之位，為了酬謝他們，在他們本來的卿的身份上，齊桓公又讓他們分別帶領上、下兩軍，齊桓公本人則直接帶領中軍。

晉國經過晉獻公之後，國力也得到長足發展，由一軍而發展為二軍，晉獻公自領上軍，太子申生領下軍。等到後來晉文公即位，擴二軍為三軍，晉國的“六卿”分別擔任三軍的將佐。後來三軍更是擴展為六軍，執掌軍事的卿士也擴展為12位。雖然當時的國君非常注意控制這些卿大夫的勢力發展，但終究是埋下了“三家分晉”的隱患。

南方的楚國，此時實行的也是二卿執政的體制。雖然令尹權勢最重，但司馬的權勢也不低。令尹大多時候是偏於文治，司馬更偏重於軍事，不過兩者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因此，文武同途、卿將合一在當時各國是普遍實行的。鄭國的當國和為政、宋國的左師和右師，這些和齊國的“二守”、晉國的卿將、楚國的令尹和司馬，名稱固然不同，但其作用是相同的。

但春秋時期，隨著戰爭（爭霸、兼併）的增加，軍隊擴大（兵源由國人擴大到野人），職官制度走向成熟，將相分職已經開始萌芽。

將相分職的萌芽

春秋晚期，將相分職已經開始萌芽。此時的“將”或者“將軍”，已經傾向於指軍事主官。雖然整體上還是卿將合一的局面，但畢竟有向將相分職轉化的趨勢。這種表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司馬普遍設置。楚國、宋國在原先的司馬之下，又設置左右司馬或者少司馬，他們共同承擔治理軍隊的任務。其他國家設置的司馬，更傾向於軍事後勤官員。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設置司馬這一官職，則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軍事後勤官員的設置。“兵馬未行，糧草先動”，隨著戰爭的增多，軍事後勤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為了適應這種需求，各國開始設置大量軍事後勤官員，軍事後勤官職更趨完善。“鼓人”（掌管戰鼓、鑼）、“車僕”（掌管戰車）、“司常”（掌管戰旗）等職官各司其職，為征戰活動提供保障。

等到了春秋、戰國之交，將相已經開始明確分職。

到了戰國時期，將相分職已經完全形成。比如我們熟悉的大將龐涓、秦相張儀，都是將相分權後的自然分化。這也表明，自春秋到戰國，軍事體制、政治體制已經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轉變。

但這種轉變還不是非常徹底，還有很濃重的將相合一的色彩遺留。比如商鞅擔任大良造，主持秦國變法，但也曾率軍攻打魏國，俘虜公子卬，大敗魏軍。戰國初期的吳起，更是能文能武，既懂軍事，也能主持變法。

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吳起、商鞅只是特例的代表，將相分職、將相分權卻是大勢所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綜上所述，低級的文武分職，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完成，後續只是更加完善的一個過程。而高級文武分職，卻是在春秋時期萌芽，在春秋末年初步形成，在戰國時期全面形成，且成為主流。後續的封建王朝，不過是在此基礎上更加完善罷了。

歷史鉤沉

國家體制的一個重大變革就是文武分離，這是社會政治、軍事發展的必然結果。文武官員分開，是指有了專門指揮作戰的武將，文官不再作戰，史學界均是這樣認為的。但是，人們對他們分開的具體時間持有不同的觀點。

《史記》、《淮南子》稱：黃帝時已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典》稱：夏王朝設立了“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範》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等文武百官。

從上述古籍看，夏商體制一直沿襲到西周，雖然文官武職已分門別類地設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軍事行政，而無統兵之權，戰時統帥由天子臨時任命，征戰結束即將統兵之權上交天子。根據以上所述，文官武將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時已衰落，各諸侯都有自己的軍隊，據《史記》、《國語》記載，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天子常親自率兵作戰，也有不少文官武將去領兵作戰。例如《左傳·隱公五年》中記載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戰，鄭莊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洩駕、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擊燕軍，而那時大夫便是文武一體。又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戰，宋襄公統帥宋軍，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楚成王派成得臣、鬥勃等軍將統帥楚軍。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潛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宮廷）、王尹壽（主管營造、手工業），統帥救兵增援。《左傳》中的詳細史實證明，文官武將直到春秋時也未分開。

戰國時期，地主階級興起並逐步掌握政權。由於以前不分國家的文武官員、卿、大夫等貴族平時管理政務，戰時統兵作戰，集軍事政治權力於一身引起君權旁落弊端，於是統治階級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以相、將為百官之首。這樣，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得以確立。相似的記錄還可見於《尉繚子·王霸篇》、《呂氏春秋·舉難篇》。所以，戰國才出現了專職將軍和獨立的軍事系統。這一點是得到公認的，並記載於《中國軍事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

戰國時期，戰爭規模擴大，士兵總量不斷增加，軍隊指揮成為一種藝術。一支軍隊的指揮必須要有軍事方面的專業知識，富有管理、訓練和指揮作戰的經驗。《韓非子·顯學》稱：“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史記》、《呂氏春秋·異寶》中，還有戰國取消分封制、授給爵位的標準是看作戰成果的大小、許多將帥都從軍中選拔的記載。一批名將例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頗等，正是遵循這個原則選拔出來的。這時，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領軍隊出征。例如，著名的馬陵之戰和長平之戰，龐涓統帥魏軍，田忌（孫臏為軍師）統帥齊軍，王齕（後為白起）統帥秦軍，廉頗（後為趙括）統帥趙軍，而他們都是專職武將。

綜上所述，史學界普遍認為，戰國是文官武將分開的具體時期，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但是，也有人認為它始於春秋。至於到底是什麼時候，也只能等考古發現來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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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戰國時代開時分開的，春秋以前，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國家統治機構，官是文武不分的，國君之下，設卿、大夫。卿、大夫既是行政官吏，也是率兵征戰的指揮官。政權、軍權集於一人之手！

關鍵字: 大夫 元帥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