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羅格
2020年註定是不平靜的一年。起自東非的沙漠蝗蟲來勢洶洶，從肯尼亞、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一路向東撲來、蔓延到亞洲，在印度災情最重的拉賈斯坦邦，軍方投入了兩架運輸機和多架無人機噴灑農藥滅蝗。
Locust swarm threatens Kenya's food security
而在此刻的中國，枕戈待旦、守護國門的，可能是數以十萬計的“鴨兵”。
20年前，6月底的一天，浙江長興縣政協正召開常委會，在會上，當時作為縣政協常委的林城鎮天平村養鴨大戶楊大元，有些驚喜地提到，他養的一萬隻鴨苗，登上了飛機空運到新疆，參加當地的掃蝗救災。
那年5月，新疆北部發生特大蝗災。浙江陸續分批調遣了10多次“鴨兵”奔赴新疆，這些年來赴疆抵禦蝗蟲的浙江“鴨兵”，至少有數十萬只。對於那次調兵遣將的直接對接人之一、浙江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盧立志來說，這是距今247年之前古人留下的智慧——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的那個夏天，蝗蝻蠶害禾苗、赤地皆空的情景，也讓安徽蕪湖一個小小的八品縣丞陳九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他忽然想到，自己離家赴任之前父親留給他的兩個囑託，一時計上心來……
以大名地區為“圓心”的蝗蟲遷飛圖
與2020年這次災情不同的是，中國歷史上面對的更多的是東亞飛蝗。“飛蝗遍野，食稼殆盡”、“大蝗，絕收，人相食，餓殍載道”等記錄不絕於史。歷史上中國的蝗禍幾乎都發生在黃淮海平原的沿河之地，即黃河、海河、淮河的主要流域。
兩漢時期受蝗災較重地區主要在今河南、河北、山東及山西等地，即所謂黃河流域的“瀕河地區”。其中以長安和洛陽受蝗蟲破壞最多；魏晉南北朝時，飛蝗活動區域有擴大趨勢，主要災區仍在黃河流域，冀州成為此期蝗災最活躍的地帶；唐代河南道、河北道、關內道、河東道蝗災多發，高發地帶均處黃河沿岸。
蝗群襲來時遮天蔽日的景象
水災和旱災交替，使沿河、濱海、河泛及內澇地區出現許多大面積的荒灘或拋荒地，黃河中下游的自然地理與旱澇無常生態條件，適於蝗蟲的繁衍生息、猖獗成禍。
而在這片廣大地域的中心位置之一——河北大名地區，其縣誌中的《祥異志》中，“河北蝗”、“河北大蝗”、“河南北部蝗”這樣的字眼頻繁出現。在整個中國封建時期和近現代，蝗災的頻發地區恰是一個以大名及周邊地區為圓心，以500—600公里為半徑畫出區域，北至京津、南過淮河、東起山東、西達山陝，涵蓋了黃淮海流域。
古代蝗蟲遷飛路線略圖。來源：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分析
儘管南方水田不像黃淮流域那樣適宜蝗蟲產卵，但是宋代之後，隨著人口和經濟中心的遷移，占城稻的引種，讓大面積的一年兩熟耕作制度得以推廣，旱作面積也持續擴大，給蝗蟲提供了合適的產卵場所與多種類的食物，長江以南地區的蝗禍，也開始加重。
到了明清，無論是在東南的浙江、江西、安徽，還是中部的湖南、湖北，四川盆地、巴山秦嶺所在的陝南地區，許多過去荒無人煙的山地深箐，逐漸為新來的移民開墾出來，蝗災似乎也隨著移民開墾的步伐，從東北到雲貴高原和四川盆地，從東南沿海的江浙、閩臺到西北的陝甘寧，再從北方的內蒙古到南方的海南島，遍佈中國大地。
就是在中國人口增殖遷徙、種植業結構變化、飛蝗紛至沓來的環境演進中，一個傳奇般的福建家族就此登場了。
美洲舶來的番薯，引來蝗蝻之後……
回到1773年的蕪湖。
作為家族中的長子，陳九振離家赴縣丞任之前，得到了兩個囑託，一個是番薯，另一個則是治蝗。這也是這個家族留下的“祖訓”。
再往前180多年前，福建長樂人士陳振龍，在一次又一次落第之後，終於磨去了信心，登上了開往呂宋的商船。在呂宋，他吃到了一個顏色金黃，口感甜糯的食物，而且在當地種植方便，產量又高。這正是1521年麥哲倫開闢美洲與亞洲的航線後，從美洲引種到菲律賓的番薯（又名紅薯、金薯、甘薯、地瓜、甜薯等）。
陳振龍思忖著如何將番薯帶回故鄉，但當地禁令，不準番薯出境。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在呂宋熟悉了番薯種植方法的陳振龍，將許多番薯藤纏繞在一根絞繩上，成功將番薯引渡回了家鄉福建長樂。
陳振龍之子陳經綸，幫助父親在家附近的空地上，種活了這些番薯藤。此時，正值閩中亢旱饑饉，陳經綸上書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希望官府幫助推廣。金學曾經考察可行後，下令在全省推廣種植番薯，以濟民救災，並敦聘陳經綸為“門下士”以協助推廣。
除了在福建，陳經綸還立志將番薯引種到省外更廣的地區。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陳經綸正在遊學江湖教人種薯，沒想到，迎頭碰上了一場蝗災。
蝗蟲啃食禾苗
對於這種陌生的植物，蝗蟲的幼蟲蝗蝻並不挑嘴，毫無顧忌地大口啃噬薯葉。陳經綸正焦急間，一道道白色的身影俯衝而下，在蝗蝻群中爭相啄食。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群白鷺。陳經綸大喜，但轉念一想，白鷺很難馴養，想到鴨子也是陸居而水遊，食性和鷺鳥類同，於是便找來幾隻雛鴨，放在田間，沒想到這些嘴巴扁闊而肚腸寬大的鴨子，吃起蝗蝻來比鷺鳥還要迅捷（陳經綸·《治蝗筆記》）。他意識到，春夏之間，可以讓農民放雛鴨來圍剿蝗蝻。
然而，因為這件事從前並沒有人做過，陳經綸也有些惶惶不安，只是自己嘗試了幾次而沒有推廣。但是，對於番薯的推廣，卻成為陳家的祖訓，一代代子承父業，商農並舉，傳承下來。到清朝康熙初年，陳經綸之曾孫陳以柱由海路北上浙東鄞縣（寧波）經商，在一片鹽鹼地上試驗引種番薯，不料竟“經秋成卵，大逾閩地”。
而那個小小的蕪湖縣丞陳九振，正是陳經綸的五世孫。此番去蕪湖，他正是帶著種薯、治蝗的責任。他履任後不久，即迎來了一場捕蝗之役。
種薯治蝗人，最終殉於崗位上
儘管陳經綸以及幾輩先人都沒有推廣，但陳九振決定採用“鴨兵捕蝗”的方法。於是，他按陳經綸的方法，囑咐鄉民準備雛鴨，從四面八方圍捕蝗蝻。
今安徽含山
三年之後（清乾隆丙申），蕪湖捕蝗的這一幕，被陳經綸的五世孫、陳九振的弟弟陳世元，記錄了下來（陳世元·《治蝗傳習錄》）。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明確記載最早的一次大規模養鴨治蝗。
不僅是蕪湖捕蝗之役，陳世元還記錄了多種乾隆年間的治蝗方法，並且詳細紀錄了我國養鴨治蝗這一技術發明和推廣的經過。而且，陳世元發現，養鴨治蝗之所以在先祖陳經綸時沒有推廣，其原因之一，就是“閩省無此蝗害故是法不行”，而到乾隆時，蝗蟲災禍的陰雲已經擴散到了長江以南。
新疆哈密地區蝗蟲鼠害預測預報防治站的工作人員在草場上牧鴨。據新華社
除了總結這些治理蝗禍的經驗方法，作為番薯引種者的後裔，陳世元同樣也身體力行地投入到番薯的推廣種植中。乾隆十一、十二年，膠東地區連年發生水旱蝗災，為此，陳世元決定讓番薯北上山東，十五年，他和同鄉商人一起前往山東膠州試栽番薯，並同步治蝗，取得了成功，山東也從此逐漸成為番薯種植大省。
除此，他還讓自己的三個兒子繼續向河南、通州、順天等地推廣番薯種植技術。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陳世元彙輯陳家世代引種、推廣番薯的經歷、技術、注意事項、經驗教訓和推廣效果詳加記錄，寫成上下兩卷《金薯傳習錄》。
中國湖州，薯藤種法種番薯，即源於《金薯傳習錄》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於河南推廣番薯種植，年逾八十的陳世元又帶著孫輩前往教種。但因“感受風寒”，當年十月，陳世元在抵達河南後，旋即病故。聽聞消息的皇帝弘曆，賞陳世元國子監學正職銜。
哪有歲月靜好，只有守家護土的信念
事實上，自明萬曆起至清乾隆時，陳氏一族先後七代人，前赴後繼地投入到番薯推廣、蝗蟲治理中，也正暗合了中國自明代開始，多種新大陸農作物引種、土地開墾面積不斷擴大、人口爆發式增長的週期，在陳世元病故四年後的1790年，中國人口突破3億。
同樣，在這個週期中，蝗蟲災害愈加劇烈，秦漢時期，蝗災平均8.8年一次，而到明清，加劇到平均2.8年一次。在清代，各種治蝗的農學專書多達25種以上。
甚至於，清政府的地方官員們助推番薯引種，往往也是由於水旱蝗災過境後，糧食緊缺。
在人與自然的矛盾愈加凸顯的週期裡，人的生存與蝗蟲的滋生遙相呼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就是為什麼“養鴨治蝗”之法，正是在番薯地裡，被觀察到和總結出的原因。
中國阿拉善，曬番薯幹
事實上，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農業史裡，不僅僅是閩省陳氏這一個家族作出了努力，番薯以及多種農作物的引種、各種治理蝗蟲等害蟲的方法，總是有無數的中國農業技術專家去發現、嘗試、總結和推廣農業技法。譬如明代將番薯引種中土的先驅，除陳振龍之外，還有廣東吳川縣人林懷蘭、東莞縣人陳益等人。
對於處處與我們吃飽為敵的蝗蟲，中國史上如徐光啟等農業技術專家們，更是總結了多種治蝗之法，如人工捕打法、篝火誘殺法、塹坎掩埋法、掘除蟲卵法、天敵治蝗法、墾荒除蝗法、耕作（深埋）除蝗法、種植抗蝗農作物等。
捕蝗圖冊
中國人戰蝗的歷史從不停歇。新中國成立後，國外留學歸來馬世駿和他的團隊，通過研究揭示了飛蝗爆發的各種原因，明確了飛蝗次生型的演變規律及其演變的機制，並提出“改治結合，根除蝗害”的策略。時至今日，也有許多人為治蝗而努力著。
蝗蟲飛不過去的，不是喜馬拉雅山脈，而是這些中國人守護家園故土的信念。
- 二十年前浙江三萬鴨軍坐飛機到新疆滅蝗 都市快報 張錢 翁丹妮
- 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分析 鄭雲飛
- 中國古代蝗災述論——從對《大名縣誌·祥異志》的研究看中國歷史上蝗災的若干特點 程佩
- 養鴨治蟲史新考 沈曉昆 戴網成
- 養鴨治蟲與《治蝗傳習錄》 閔宗殿
- 乾隆推廣番薯——兼說陳世元晚年之貢獻 姜緯堂
閱讀更多 覓食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