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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多會閱讀並研究《菊與刀》，以發現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樣子，以及是否需要根據這些外來的認知做些內部的改變。
可惜的是，中國雖然曾經是日本人各方面的老師，包括語言文字、宗教文化、服飾禮儀、建築形態和行為模式，且近代史上又遭受過日本的侵略和欺凌，目前卻沒有一本能如《菊與刀》這般對於日本有深度認知的著述，更不要說影響到日本人的觀點和看法。不能不說，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而另外一個事實是，我們上個世紀初有大量的學生去東洋求學，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從政治改革到社會管理，魯迅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回國後在某種意義上也充任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骨幹。
而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開放的時代裡，卻仍舊缺乏更為體系化、理論化、實際化的日本解讀。這些解讀應該超越距離日本萬里之遙的美國學者，成為我們理解日本，以及日本理解日本的獨特視角，為我們未來和日本的相處提供決策參考。
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我帶著團隊成員，主要是研究生李慧婷與周丹，另外還有白瑞珍、陳晶睿和汪雲三位同學，以及牟笛和遲菲兩個博士，準備從小事、小節、小處入手，蒐集有關日本文化在各個方面的資料，從多個角度解讀日本和日本人的文化和文明，以及廣泛存在於日本的各類文學藝術形式、政治信仰、民間風俗。當然，如果我們要有一個出發點的話，那就是“災難決定論”。我們認為，日本和日本人外在的表象都來自於他們多災的環境、災難類型的多變以及生命在災難面前表現出來的無常。
當然，決定日本文化的因素還有很多，還有語言文字決定論、歷史（路徑）決定論或者社會決定論。這些都綴以“決定論”的因素，聯合起來對日本文化和文明產生作用。“決定論”云云，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因為人文社會環境的形成是無法重複的，只能找到或然性的解釋，必然性的邏輯往往付之闕如，至少不會有數學上那種嚴密的推理邏輯。
災害頻發造就了日本人對於“死亡”的“無所謂”，而無法迴避和預知災害則使得悲劇和憂鬱氣質在日本人身上格外顯著，這些在俳句、小說（不管作者是極度日本化的川端康成還是深受歐美文學影響的村上春樹）裡面表現得非常突出，而在必然的死亡面前求得一個有尊嚴的死法甚至可以成為日本人夢想的最佳結局。所以，剖腹成為日本軍人和貴族的選擇，有選擇地死去則是日本普通人會做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通過描寫一次精心策劃的死亡就能夠使《失樂園》成為暢銷書；同樣地，其實不過只是一次反覆咀嚼的死亡而已，卻使《羅生門》成為世界電影界的里程碑，甚至“羅生門”本身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
俳句裡面表達的深重憂傷也是由來有之，誰又能說那諸多的偵探小說沒有體現出日本人關於命運、生命、謀殺的獨特理解呢？
乃至同時並存不悖的多宗教信仰的形式也在日本人身上獲得了一致性，而在其他國家，信仰往往不可能是多元的，如果現實中確實多元則必然造成直接衝突。而日本，災難如此眾多，生命如此無常，讓我們且信且前行吧，至於信誰，不那麼重要了吧？
和本尼·迪克特選擇了象徵皇室的菊花不同，櫻花是本書的選擇。也許美國人當年過於“目的化”了吧，一定要回答“是否應該保留日本皇室”這樣的問題，所以沒有來得及考慮如果選擇一個具象，櫻花和菊花哪個更合適。
相比之下，菊花無論如何都和日本人相距甚遠，而櫻花則庶幾近之——盛極而衰的物哀情懷，飄逝隨著最深刻的燦爛而到來，都像極了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而日本四島春天到來的標誌物，恰恰就是櫻花。日本的新聞裡面每每都會播放櫻花前線今日到達哪裡了的消息，然後就是當地迎接櫻花開放的欣然笑臉和期盼眼神。如此，除了櫻花，還能是誰？
日本人普遍性的孤獨、憂鬱，投入時能到身心俱疲、認真時可謂一板一眼，乃至燦爛時的忘情奔放，飄逝時的極致坦然，都是櫻花開落的模樣——瞬間的燦爛，然後是永恆的凋殘。
選自《櫻花殘：災難視角下的日本文化》一書
《櫻花殘：災難視角下的日本文化》
陳安
男，漢族，1970年生於山東東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學學士，山東大學理學碩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博士。現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現代應急管理理論及其應用、大數據技術及其應用。
內容簡介
和《菊與刀》的作者選擇了象徵皇室的菊花不同，櫻花是本書的選擇。相比之下，菊花無論如何都和日本人相距甚遠，而櫻花則庶幾近之：盛極而衰的物哀情懷，飄逝隨著最深刻的燦爛而到來，這些都像極了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
日本人普遍性的孤獨、憂鬱，投入時能到身心俱疲，認真時可謂一板一眼，乃至燦爛時的忘情奔放，飄逝時的極致坦然，都是櫻花開落的模樣。瞬間的燦爛，卻是永恆的凋殘。
本書從災難視角出發，從多個維度解讀了日本和日本人的文化與文明，以及各類文學藝術形式、政治信仰和民族風俗。日本人外在的表象。多來自於他們多災的環境以及生命在災難面前表現出來的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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