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我們的周圍，打亂了人們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我堅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夠戰勝疫情，使生活、工作重回軌道。
這次“新冠肺炎”所帶來的影響，無論是社會層面還是經濟層面的影響，都是罕見的。在我的記憶裡，發生在2003年的“非典”所造成的狀況也沒有今天這樣嚴重。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外部環境對於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非常有利，全球經濟和我國經濟都正處於高速發展期，“非典”對於國民經濟發展所形成的阻力不足於阻擋經濟發展。這次所發生的疫情，從經濟發展背景環境而言，則體現了重大不同。
主要在於全球經濟正長時期處於低迷狀態，我國經濟也正處於穩增長的關鍵時期。受打擊最大的是服務業，在服務業已經超GDP比重50%以上的背景下，顯然給國民經濟帶來的衝擊是不容低估的，加上對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負面影響，綜合起來，這次“新冠肺炎”的負面影響將大於2003年“非典”的影響。但也要有充分的信心。
一、不可忽視，負面的發展環境問題
先說負面的發展環境問題。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後，我國經濟發展的世界經濟環境出現了不少負面的變化，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外向型經濟傾向明顯的國家而言，影響是巨大的。這些負面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第一，歐洲聯盟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影響，經濟一體化受挫。自2009年歐債危機以來，整個歐盟一直處於艱難復甦狀態，經濟長時期處於低迷狀態，導致社會不同階層的不滿情緒快速高漲。進而在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引發了歐洲不少國家的民粹主義情緒、疑歐情緒，在法國甚至於出現了黃馬甲運動，對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同時也對歐洲一體化的前行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擾。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英國終於在2020年1月31日離開了歐洲聯盟。英國的正式脫歐會不會起到一個不好的示範作用，客觀而言，尚有待觀察。但經濟層面狀況的低迷所起到的作用一定是負面的。
之所以要關注歐洲聯盟，是因為歐盟是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僅以2019年前三季度狀況而言，中-歐雙邊貿易佔中國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了15%，我國向歐盟的出口佔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超過了17%。在前述歐洲一體化停滯不前的背景下，可以估計的是歐盟的市場將表現出更多的保護性。
第二，經濟全球化受到很大挑戰。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不少國家對於經濟全球化產生了很大的牴觸。一些發達國家認為本國經濟發展所遇到的問題與經濟全球化有著重大聯繫，甚至於個別國家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貿易之上。且不評論這些看法的是非曲直，其對外向型經濟傾向明顯的中國經濟而言，所造成的障礙和困難是不可低估的。一個很重要的擔憂就是這種對經濟全球化的牴觸是否會在世界各地蔓延？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現在，這種擔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本身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並且是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推動的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對於參與全球化的國家都是有好處的，只是體現在不同的方面。相關國家對此理應有一個客觀的評價，而不能僅僅將貿易作為唯一評判指標。例如，中國是iPhone手機和AirPods Pro耳機的重要生產國，這種狀況完全是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角色所決定的。有關國家實際上更應關注本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而不是緊盯經濟合作與貿易伙伴國。
第三，“新冠肺炎”進一步為全球經濟蒙上陰影。今年一月份在湖北爆發的“新冠肺炎”，以相當迅猛的態勢在全國蔓延，導致不少城市採取“封城”措施。不僅如此，疫情也在向其他國家蔓延，其他一些國家如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泰國等也發現了一些病例，被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少國家採取了中斷航空往來，甚至於採取了關閉人員入境通道的措施。何時可以解除這些措施尚不得而知。這些措施對於阻斷疫情傳播是合理的，但客觀上對於經濟發展所發生的作用是相當負面的。在全球經濟復甦本已乏力的背景下，勢將進一步將經濟推向低迷。
前面所講的都是對包括我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顯然這些不利因素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就會消失的。對此，我想應當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我們在相當時期內要過緊日子。
二、客觀存在，有利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
除了上述不利因素之外，有利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是不能忘記的。我個人以為下述幾個方面是不應當忽視的。
第一，進出口商品結構正在加緊高級化，中國不僅是對世界資本具有吸引力的市場，也是資本輸出大國和世界各國（地區）商品的重要大市場。在幾十年的國民經濟高速帶動下，隨著經濟結構的高級化，我國比較優勢也正在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著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方向變化，並且我國也正在成為世界重要的資本輸出國。中國的營商環境也在迅速得到改善。根據2019年10月24日世界銀行在美國華盛頓發佈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我國營商環境由2018年的世界排名第46位提升到2019年的第31位，連續兩年入列全球優化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這些意味著中國的市場日益開放，勢必有更多的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有出有進，平衡就健康。顯然有助於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二，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16+1”合作機制也發展為“17+1”。這些都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依據中國政府“一帶一路”網資料，截止2019年7月底我國與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了195份政府間合作協議，顯示政策溝通共識擴大，這為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進一步開展經濟合作提供了基礎。顯然這對於我國企業是一利好消息。與此同時，我國與中東歐國家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建立的合作機制即“16+1”也在2019年迎來了新成員希臘，從而擴充為“17+1”。將可以很大程度上激發我國對外經濟合作和貿易方面的比較優勢，從而也能在帶動我國經濟發展方面做出貢獻。
綜上所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確實處於變化之中，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活力並未消失，有利條件也是客觀存在的。相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將國民經濟推向新的高度。
楊逢珉博士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歐洲研究所所長；中國歐洲學會常務理事；上海歐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上海市黃埔同學會親屬聯誼會主任委員；上海市公共外交協會理事；民革成員，原民革中央委員，民革徐彙區委原主委、徐彙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來源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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