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導語:《陌上桑》和《羽林郎》同為樂府名篇,都是以封建社會女性反抗男性權貴的調戲為主題,二者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又各具特色。

從這兩首詩歌對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寫、個性描寫和其背後所折射的男性話語權的世界三個角度進行比較,可以認為《陌上桑》和《羽林郎》都反映了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時代下底層女性的遭遇,肯定了女性的主體價值和反抗精神,但是作品在無意識中也折射了女性對男權話語的絕對服從和依賴,她們的反抗背後有一個更加強大的男權社會,她們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種束縛。

一、女性外貌描寫之異同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陌上桑》和《羽林郎》堪稱漢樂府詩中描寫女性形象的名篇。《陌上桑》敘述了農家採桑女通過"誇夫"嚴詞拒絕太守調戲的故事;《羽林郎》敘述了京城賣酒姑娘勇敢拒絕霍家豪奴馮子都調笑的故事,兩首詩都成功地刻畫了美麗堅貞、不慕權勢、勇於反抗的底層勞動女子,但是兩首詩具體描寫女主人公的外貌、個性和反抗意識等方面所運用的方法又各具特點。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漢代女性

在對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寫上《陌上桑》和《羽林郎》都運用了白描、誇張、駢儷、借代等手法,在描寫人物所用的工具及衣物時極盡濃墨重彩的誇張之筆。《陌上桑》中羅敷的出場以對器物和服飾細節性描寫為襯托:"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陳柞明評道:"寫羅敷全須寫容貌,今止言服飾之盛耳,偏無一言及其容貌,特於看羅敷者盡情描寫,所謂虛處著筆,誠妙也"。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羅敷畫像及題詩

同樣的《羽林郎》也是從胡姬的服飾、首飾、髮髻等各方面力鋪陳葫姬的豔麗美貌:"成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鬢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鬢五百萬,兩鬟千萬餘"。別具匠心地用誇張的妝飾描寫去烘托女性的美貌是兩首詩的共同之處。《陌上桑》中對羅敷美的描寫不僅體現在她的衣著佩戴上,而且更多地體現在側面描寫中開篇第一段作者就寫羅敷的美貌,首先寫環境之美來襯托出"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在晨光熹微的清晨,一個勤勞美麗的農家女子將要登場。然後重點正面描寫羅敷的勞動工具、髮型、服飾,最後通過一系列男性旁觀者見到羅敷後的種種神態動作,側面烘托羅敷的美貌。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漢代農耕場景

作者不直接描寫羅敷的美,而是藉助旁觀者的視角表現客觀效應,寫她的美讓人們驚慕、傾倒,讀者自然會代入其中去體察美想象美這樣塑造一個美女形象顯得更加具有說服力,更加生動有趣,這也是此詩歷來為人稱道的地方。《羽林郎》雖然也通過馮子都被胡姬吸引側面烘托胡姬的外貌美,但只是一筆帶過,此詩對胡姬外貌的描寫主要還是集中在對其衣著飾品的描繪上相比較而言,《陌上桑》對女性外貌形象的描寫更加出彩,留給場者更多想象的空間。

二、女性個性刻畫之異同

羅敷和胡姬都是勤勞勇敢、高潔堅貞、不畏權勢、不貪富貴,敢於反抗男權的女子。她們不為金錢權貴所動,對不懷好意無禮調戲的男性都嚴詞拒絕,在她們身上體現了古代婦女遵循傳統美德和反抗權貴的意識。然而她們個性迥異,羅敷更多展現的是"智",胡姬更多展現的是"勇",從她們對待戲謔自身的男性所採取的態度和鬥爭方式可見一二。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羽林郎胡姬形象

《陌上桑》中的羅敷不僅外表驚世駭俗,她在對使君調笑時的聰明機智更是動人。作者通過羅敷與使君二人的對話展現羅敷的性格,當使君提出"寧可共載否"的無禮要求時,羅敷並沒有被利誘衝昏頭腦,她冷靜沉著,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接著羅敷對丈夫誇口稱讚,從其坐騎、衣著到官職、才能,再到英俊的容貌,層層遞進。自己口苦中的丈夫年輕有為、風度翩翩、仕途得意,可謂人中豪傑。

羅敷的話語也許只是為了對付使君虛構出來的,其實她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壓倒對方,不動聲色地使對方自慚形穢,知難而退,讓使君明白依靠他的地位來調戲她是不可能的。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漢代權貴騎馬壁畫

羅敷這種方式並沒有橫衝直撞地頂撞對方,卻又讓想入非非的對方啞口無言,不敢胡作非為。根本上是因為羅敷不貪圖對方的權勢和富貴,所以使君沒有了可以使羅敷跟他走的資本,也沒有了藉口,不能再耀武揚威。

通過羅敷與使君的對話使羅敷智女的形象更進一步地彰顯,從她流利又俏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她自信大方,應變力強,是非分明,她抗惡拒誘、剛正不阿的品格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後世所繪陌上桑之景

相比之下,《羽林郎》中胡姬的拒絕就直接多了,她是決然的,一針見血的,由此看出胡姬與羅敷的性格大不相同,胡姬的性格中更多了一份剛性。作者是通過胡姬一人的敘事話語展現她的性格的。胡姬首先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驅!"表明自己是不怕地位卑微,不攀附權貴的,毅然決然地回絕了馮子都的調戲,給人一種強硬的感覺。接著進一步借用禮法道德作為反抗強暴的武器指責馮子都:"男兒重後婦,女子重前夫"。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漢代男權社會

也許十五歲的胡姬未必真的有丈夫,但是她堅定地表明瞭自己對愛情忠貞的信念,愛情婚姻應該從一而終,不能喜新厭舊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兩句義正辭嚴,十分動人,表明了胡姬對貴族豪門的階級敵意,又巧妙地諷刺了馮子都豪奴的身份,同時也展現了反抗鬥爭的精神。最後兩句看似是對豪奴的感謝,其實是堅決拒絕的態度,從中可以看出她不攀富貴的崇高品格。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羽林郎》與《陌上桑》的側重點是不同的,胡姬的形象顯得更加的決絕。

三、男權社會下女性抗爭之異同

一般認為《陌上桑》和《羽林郎》都反映了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時代下底層女性的遭遇,肯定了女性的主體價值和反抗精神。這兩首詩都含有女性解放的命題,都含有對男性話語世界的反抗,這在當時的婚戀詩中是少見的,也是進步的,兩位作者的目的顯然是要彰顯女性的個性和反抗精神,在與無禮調戲的男性的衝突和對抗中塑造美貌與勇氣與智慧並存的女性形象。但是作品在無意識中也折射了女性對男權話語的絕對服從和依賴,她們的反抗背後有一個更加強大的男權社會,她們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種束縛。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漢代從事歌姬的女子

在《陌上桑》中,羅敷的反抗主要體現在"誇夫"的部分,但這恰恰也是羅敷脫離男權話語渴求獨立的最大障礙,羅敷雖然聰明,應變力也很強,應對無禮的使君馬上就能虛構出一個神話般的丈夫,抵擋所謂的富貴權勢,但是她用來抵抗的"武器"本身並沒有擺脫男性話語權,其實就是用一種男性權勢去抵抗另一種男性權勢。羅敷心目中的丈夫不僅外表英俊,而且官運通達,排場華貴,這從側面折射了漢代女性的婚戀觀,依然擺脫不了權貴意識,顯然,支撐羅敷反抗的,是一個潛在的具有貴族身份的"丈夫"。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女子地位由男方決定

再看看胡姬直言拒絕的方式,其實依然是在男性話語權的統治之下。胡姬從封建社會道德觀念的角度反駁馮子都,以絕對忠於丈夫的倫理觀拒絕對方,是用男性話語權粉碎另一種男性話語權,本質上女性並沒有擺脫男權社會下陳舊的道德倫理觀念的枷鎖。"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就是說無論男性有多少妻妾,女性都必須忠於丈夫,實際上是封建社會中男性中心主義的反映,這裡折射出漢代漸趨規範的禮教制度對女性形象的規範化,她的拒絕並不具有娜拉出走似的精神,而是被男權社會中倫理道德綁架的迴歸,是缺乏女性個體訴求的一個典例。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古代的男權社會

這兩首詩塑造兩個鬥爭男權社會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女性解放艱難曲折的歷程,羅敷和胡姬都用盡辦法抵擋不懷好意的男性,堅決排斥權貴勢力。羅敷通過另外塑造一個完美的男性形象保護自己,胡姬直接用忠於丈夫的理論折服對方,她們一個是藉助男性話語權來抗爭,一個用陳舊的思想定義非禮行為,抵抗來自男性社會的壓迫,在對抗男權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女性形象都沒有得到真正的獨立。

可見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漢代,女性是其附庸品,沒用什麼獨立的社會地位,女性在男性話語權的長期統治之下喪失了自我獨立的意識,她們對男性話語權的反抗,本質上都沒有成功,這也說明了在封建社會中女性自我意識確立的艱鉅。

四、平民女性人格精神的相同

在對《陌上桑》和《羽林郎》的主題研究上,已有的研究主要側重於"抗爭說"、"揭露說"、"歌頌說"等幾種觀點。但如果從歷史上個體精神發展的角度對這兩首樂府詩進行解讀,不難發現,《陌上桑》和《羽林郎》所體現的不僅僅是平民的反抗或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揭露,它還反映了更深刻的社會現實,即平民人格的覺醒。當時的平民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作為獨立的人存在,而不再是貴族統治階級的附庸。作為獨立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尊嚴,而且在人格上與貴族是平等的。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樂府詩書影

隨著對統治階級認識的加深,平民已覺醒的人格意識迅速成長,並對貴族階級在人格上形成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陌上桑》中主人公羅敷這一形象正是勞動人民覺醒了的人格意識的體現。作為民間女子,在多次經歷了統治者橫徵暴斂、欺詐盤剝後,羅敷已經看透了他們虛偽卑鄙的品格,以前由地位差異而產生的對權貴的敬畏也不復存在。人格上的優越感使她在面對強暴、形勢危急的情形下仍能鎮靜自若,應對自如,在與使君的較量中表達了對權貴的蔑視。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封建時期女性地位處在底層

以《陌上桑》來說,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詩的第二、三節看出。在這兩節中,作者以問話形式塑造了兩個鮮明的人物形象。"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使君見到羅敷後,便派遣小吏前往打探其背景。面對盛氣凌人的使君,羅敷毫不畏懼,人格的高貴與優越使她對使君充滿鄙夷,因而在應答時從容自若,不卑不亢。

在歷來對《陌上桑》的研究中,羅敷誇夫這一節有很多爭議。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一節是實寫。這種觀點基於詩的字面描寫,從羅敷的衣著打扮出發,認為她是城市中的貴族女子,因而其丈夫確實是身居高位的官場人物。羅敷在此提到他,目的是利用官僚懼怕上司的心理嚇退使君。這種觀點的前提,即羅敷是"貴婦"的這一說法在經過學者的詳細考證後已證明是不恰當的,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得出的結論必然有偏差。另一種觀點認為羅敷所誇耀的丈夫是她理想中的丈夫。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反對階級化的農民起義

在誇夫這一節裡,羅敷表達了自己的婚姻理想,但仔細閱讀全詩後,就發現這種說法也不合理。羅敷固然可以隨意幻想未來丈夫的富貴與榮耀,但作為一個採桑女,像這一節中所描繪的"千餘騎"、"居上頭"的丈夫在現實中遙不可及,只能是理想甚至幻想。而眼前這位使君,雖然在權勢上比不上理想中的丈夫,但至少能夠五馬並驅,只須上車共載即可把理想變為現實。這樣,"誇夫"一節就顯得畫蛇添足,毫無必要了。同第一種觀點一樣,這種觀點仍未跳出局部細節,受縛於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因而也就無法從整體上把握認識最後一節。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封建男權社會

如前所述,《陌上桑》和《羽林郎》產生於平民在精神上逐漸擺脫封建道德束縛,人格上趨於覺醒的歷史時期,因此,對這一節的恰當理解應該結合詩歌創作的具體社會背景及當時的文化觀念,並且應該擺脫文字的束縛,從詩歌的整體著眼進行分析。蕭滌非先生對此曾作過精闢的論述:

"末段為羅敷答詞,當作海市蜃樓觀,不可泥定看殺!以二十尚不足之羅敷,而自雲其夫已四十,必知無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羅敷說得高興,則使使君聽得掃興,更不必嚴詞拒絕。"面對驕橫的使君,羅敷沒有斷然拒絕,而是在半實半虛間信口誇耀了一位根本不存在的夫婿,以此來打擊自以為是的使君,達到戲弄的目的。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近代女權崛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羅敷的這一段說辭儘管是虛寫,但並非毫無章法,信口開河,而是有很強的針對性。使君見到羅敷,之所以直截了當地提出"共載",所倚仗的無非是他的權勢。羅敷顯然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在答話中有目的地盛誇了夫婿的權勢。誇夫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對方明白:你使君所倚仗炫耀的,正是我羅敷的夫婿所擁有的,因此你不要自討沒趣。同時羅敷誇張荒唐的語言也讓對方清楚地知道她所說的純屬子虛烏有,只不過是為了愚弄自己而已。在這裡,採桑女羅敷擺脫了等級觀念的束縛,從人格的高度對使君盡情奚落,體現了她在精神上的獨立和人格上的優越。

結束語:

《陌上桑》和《羽林郎》塑造的羅敷和胡姬的女性形象是漢代詩歌中的典型,在藝術描寫與思想內涵上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又各有千秋。二者通過對美醜、善惡、強弱的比較鬥爭,塑造了美麗勤勞、機智勇敢的女性形象,表達了對抗爭女性的讚美和女性世界最終來到的完美理想。

同樣的《陌上桑》和《羽林郎》還展示了平民階層與統治者在人格上的高貴與低下的對比,以及平民在抗爭過程中從人格高度對統治者進行無情的嘲諷與戲弄。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表現了平民對統治階級的鬥爭,為以後的文學特別是民間文學開拓了一個新的主題。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體價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擅寫諷刺詩的杜甫

此外,兩首詩中所表現的平民對權貴的諷刺精神對以後的政治諷刺詩也有一定影響。如兩晉之際左思的諷刺詩;唐代杜甫、王維等的諷喻詩;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宋代蘇軾、陸游等的諷刺詞;清代尤其是清末龔自珍、黃遵憲等一批愛國詩人的諷刺詩。這些諷刺詩歌以筆代口,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表達了人民的心聲。

參考文獻:

曹礎基.《中國古代文學》

袁行需.《古代文學史》

蔣凡、鬱源.《中國古代文論版》

吳蔚藍.《漢樂府中官吏形象的研究》

陳柞明.《釆菽堂古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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