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金庸先生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地處西北邊陲的西夏與北宋戰戰和和，無非是想以攻戰促和議，以和議謀利益，再以利益增強國力，這是地瘠民窮的西夏在宋遼兩國夾縫之中的生存之道。在小說中，西夏為了對抗北宋，成立了一個叫“西夏一品堂”的機構，收攏了許多武功高強的武林人士為其效命，其中就包括四大惡人和化名李延宗的慕容復。

很多人都非常想多瞭解點一品堂的信息，不過可惜的是“西夏一品堂”只存在於小說當中，在歷史記載中，並沒有“西夏一品堂”這個機構，但是歷史上的西夏確實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特別是針對宋朝的人才招引。那今天就接著“西夏一品堂”這個問題，來聊聊西夏的人才招引、培養和選用制度，看看西夏的人才工作又有哪些自己獨特的特點。

一、西夏對北宋士子的招引

北宋時期，宋夏之間戰多和少，互有勝負。與宋朝相比，西夏勝在民風彪悍、單兵素質強，但是行軍打仗要考慮綜合實力和戰略佈局。因此，西夏方面非常重視對宋朝文人士子的招引。西夏不惜重金收羅宋朝落第士子，一方面是為了獲取直接有效的情報，更重要的是充實其謀士隊伍。李繼遷時期，靈州屯戍軍校鄭美投歸西夏，被授予指揮使之職，協助繼遷奪取了宋朝重鎮靈武。事後宋朝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皇帝論及此事:

“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奸險，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授予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依為謀主。彼數子者，既不得志於我，遂奔異域。觀其決策背叛，發憤包藏，肯教元昊為順乎，其效鄭美必矣。”

富弼“鄭美奔戎，朝廷終失靈武”之說雖有些誇大其言，但不可否認士子投奔西夏，對北宋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宋仁宗景祐四年，華州落第士人張元、吳昊投奔西夏。張、吳二人雖有才華，但幾次參加科舉不第，滿腔熱情無處為報，只得另謀出路，於是“張、吳徑走西夏。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

文人士子為何棄宋歸夏，有著深刻的原因。宋朝科舉錄取名額及地域分佈不均，以及西夏招誘宋朝士人的政策，是產生士子棄宋歸夏現象的根源所在。宋朝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文治教化極為昌盛的一個時代。科舉制度打破血統及地域限制，使得更多的平民子弟走上讀書考取功名之路，地方書院、私學教育的發展培養了大批文人士子。但是盛景之下，科舉錄取名額與貢舉名額的失調造成了大批士子科舉落榜。而且西北沿邊州軍士子的錄取人數極不均衡，造成西北地區士人落第者日益增多，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這一地區的落地士人容易達到越境奔走的目的，發生士人遊離、棄宋歸夏的現象。

此外，西夏政權的引誘也是造成士子棄宋歸夏現象的重要原因。在認識到人才與信息的重要性之後，西夏並沒有因為與宋朝對峙而完全排斥漢人，而是從大局著眼，從實際需要出發，通過授予高官厚祿等手段，吸收、引誘北宋的人才。如前面說到的，落第士子張元、吳昊投奔西夏後，李繼遷讓他二人參與謀議，委以重任，張元甚至位至國相。陝西人景詢投奔西夏，諒祚授其為學士，深受信用，以致西夏酋豪發出抱怨之言:“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棄蕃禮用漢制。”

西夏統治者以高官厚祿換來宋朝漢人謀士，為其所用，同時獲取了宋朝邊防情報，可謂一舉兩得。

二、西夏對本土人才的培養

西夏真正意義上的本土人才培養開始於李元昊時期。西夏的人才培養可分為官學、私學兩種類型。

(一)官學的人才培養

<strong>1.西夏人才培養的對象和機構

李元昊在立國之前的準備工作中就命野利仁榮創制西夏字，規定“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創制的新文字被西夏尊為國字。文字的創制為保存和發展本民族文化、學習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培養本國的人才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也是元昊為本國的人才培養作出的第一個基礎性的準備。

1039年，李元昊建立“蕃學”，“命野利仁榮主持，並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為了培養本土人才，西夏還命令各州普遍設置蕃學，設教授訓育學生。這是西夏建立學校之始，也是西夏人才培養之始。此時西夏人才培養的對象是從“蕃漢官僚子弟中，選俊秀者入學教之”，只侷限於統治階級上層之中的優秀者。

到乾順時，建蕃學以培養西夏本民族人才而輕視漢學的人才政策，開始顯現出弊端。出現了“由蕃學進者諸州多至數百人，而漢學日壞。士皆尚氣矜，鮮廉恥，甘罹文網”的現狀。這不符合西夏社會發展的需要。另外，乾順本人也崇尚漢文化。因此，1102年，乾順採用了大臣薛元禮的建議遵行儒教，崇尚詩書，於“蕃學外特建國學，置教授，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歷史上，西周設於王城及諸侯國都的學校被稱為“國學”，後世的“國學”成為京師官學的通稱，特指太學和國子學。《宋史·夏國傳》雲:“西夏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

西夏對唐宋文化是有所繼承的，在乾順時代，國學既是西夏傳授儒家學說的最高學府，又是西夏國家的教育管理機關。這在西夏人才培養史上是一個轉折時期，不僅使西夏的儒學人才數量大增，而且加速了西夏封建化的進程。乾順時期人才培養對象的範圍有所擴大。西夏到仁宗仁孝時，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都出現了穩定繁榮的景象。

1144年，夏仁宗仁孝進一步擴大了人才培養的範圍和規模，下令在全國各州縣設置學校，“國中增弟子員三千人”，人才培養的數量提升了10倍，對象也由原來的蕃漢官僚子弟中的俊秀者擴展到了低級官僚和庶人子弟之中，開始了全國範圍普遍意義上的人才培養。

另外，為了加強對党項貴族宗室子弟的培養，仁孝又特意在宮廷中設小學，對象是皇族宗室子弟7～15歲的人，選專門的人訓導，仁孝和皇后罔氏也常去講授。1145年，仁孝又模仿中原制度，創立大漢太學。

史載:“養士莫大於太學。太學者，人材之系，教化之原也。故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可得矣。”

可見太學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太學的設立使西夏的教育機構設置達到了較為完備的狀態，也使西夏的人才培養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148年，仁孝又模仿宋制而設立了“內學”。北宋理宗時設“內小學”，專門收宗室和貴胄子弟中10歲以下的資質優秀兒童，設有教授、直講、伴讀等教官。仁孝對西夏人才的培養和漢文化在西夏的傳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西夏的人才培養經元昊、諒祚、秉常、乾順、仁孝五代君主的努力，最終進入成熟階段。仁孝之後的幾代君主基本上都是沿用了原有的體制。

<strong>2.西夏人才培養的內容

西夏培養人才的內容主要是以傳授漢文化為主，這是由漢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先進性及儒家政治哲學有利於統治者利益所決定的。李元昊自建蕃學後，雖然命人把《論語》、《孟子》、《孝經》、《孫子兵法三注》等漢文典籍翻譯成西夏文字進行授課，但其所使用的教材的內容並沒有改變。

<strong>西夏所使用的教材主要包括經、史、子、兵、醫、字等類漢學書籍。經類有《論語》、《孟子》、《易經》、《孝經》、《詩經》等，史類有《左傳》、《周書》、《十二國》、《冊府元龜》等，子類有《莊子郭象注》、《列子》、《老子》等，兵類有《孫子兵法三注》、《六韜》等，醫類有《千金方》等，字類有《爾雅》、《四言雜字》等。

同時還有西夏人自撰或自編的各類著作。<strong>如《欽定義海》、《新集錦合辭》、《德行集》、《論語釋義》、《周易卜筮斷》、《天盛年改舊定新律令》、《豬年新法》、《新法》、《官階封號表》、《貞觀玉鏡統》等。另外，為了適應西夏語言文字教學的需要，西夏還有《文海》、《音同》、《五音切韻》、《義同一點》、《番漢合時掌中珠》、《雜字》、《要集》、《文海雜類》、《千字文》、《聖立義海》、《新集碎金置掌文》等語言類教材。

從西夏的人才培養過程中所使用的教材可以看出:其一，西夏重視推行獨具特色的蕃漢雙語學習，既有用自制的蕃語教材和譯成蕃語的漢語教材，也有純漢語的教材。這一方面有利於保存党項文化，提高本民族意識，維護西夏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又有利於推進西夏國家的封建化進程。其二，重視兵法的學習，這與黨項本民族的尚武習俗有密切關係。其三，整個人才培養過程中使用的教材內容涵蓋較廣，涉及到政治、軍事、法律、倫理、語言等多個領域。

(二)西夏私學的人才培養

西夏的人才培養，除了官方設置的學校外，還存在私人講學機構——書院。1957年在北京發現的一本壽親養老新書，牌子刻“西夏揆文書院重刻”字樣，證明西夏存在書院的事實。至於書院的培養對象、內容等因為史料的缺失，暫時尚不明確。

三、西夏本土人才的選用

1.立國前的用人狀況

党項羌在內遷之前居住於青海、四川一帶，由於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其地“不知稼穡，土無五穀”，“俗尚武，無法令賦役”，“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

內徙之後的党項逐漸打破了原來的氏族血緣關係，按地域形成了幾個大的部落集團，在部落或部落集團內出現了勢力強勁的“大姓”，這些大姓的部落首領自然而然地出任了部落聯盟或部落集團的首領，由於中原王朝對其實行羈縻制，所以他們有的兼任唐州刺史、部落遊弈使等官職。這些職位大多通過內部家族世襲和幕府遷擢的方式來用人，選用的對象自然為各部族的党項貴族子弟。

唐乾寧二年，定難軍節度使李思恭卒，其弟思諫繼承了節度使之位。因為党項民族有尚武的習俗，其部下的選用多是以勇猛善戰者為首選。李繼遷就是因善騎射、有智謀而被李光睿授為管內都知蕃落使。到繼遷、德明時期，隨著生產的發展，漢族先進的封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他們雖然沒有建立起政權，但也開始深刻地認識到人才和先進文化的重要性，於是開始“曲延儒士”。但這都屬於統治者直接任命、委派一些有識之士，並未有專門的選用制度和機構。此時可算西夏人才選用的發軔期，但還是沒有明確的制度和體系。

2.立國後的人才選用

西夏的人才選拔應開始於元昊。元昊於建國的第二年，就正式設置了蕃學用以培養人才，培養達到合格者，“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所書端正，量授官職”。當時元昊所建蕃學的目的是為了以示與中原分庭抗禮，蕃學所使用的教材都是西夏文版本，因此當時選人的標準主要看其對西夏文的書寫、運用和應對水平，這是西夏正式選拔人才之始。

元昊在西夏的行政機構設置中，專門設有磨勘司負責官員的選敘、磨勘、資任、考課。諒祚、秉常兩代沿襲了元昊的選人方針。到了乾順時期，西夏在原選人制度的基礎上又規定“選人以資格進”，即按照資格大小來任用官吏，並作了明確的說明，“凡宗族、世家議功、議親，俱加蕃漢一等。工文學者，尤以不次擢”。這是一種“恩蔭察舉性質”的人員選用制度。夏元德二年冬，宗室子弟仁忠、仁禮二人分別被封為濮王、舒王便是受益於此政策。

史料記載:“仁忠父景思嘗從秉常於木寨，當河津阻絕，罔萌訛等潛使窺伺，欲施鴆毒，景思左右抗護，以計脫者再，秉常德之。已復位，欲加顯擢，為梁氏父子阻抑，不遂志。死時，仁忠二人尚幼;及長，俱通蕃、漢字，有才思，善歌詠。始任秘書監;繼擢仁忠禮部郎中、仁禮河南轉運使;至是，二人自陳先世功，乃晉爵。”

這種選人政策，一方面照顧了特權階層，另一方面尤其突出了對通曉儒學之道的人員的選用。這與乾順時期文化教育政策逐漸向漢文化傾斜是一致的。

仁孝時期，在人才的選用上出現了重大的變化——模仿宋制實行了科舉制。夏仁慶四年，西夏“策舉人。立唱名法，復設童子科。於是，取士日甚”。“唱名”是宋太宗時確立的一種制度，是進士及第經過皇帝親自“殿試”考選後，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賜及第”，這樣把取士權集中到了皇帝手中。西夏這樣做也是為了防止選用人才過程中出現徇私舞弊，保證人才選用過程的公正性。

從“復設童子科”看，西夏有可能曾經設過童子科。因此可以說西夏科舉制的取士科目可能存在著進士科和童子科兩種。科舉制使大量的有識之士脫穎而出。例如:斡道衝，年八歲中童子舉，由進士科入仕途，位居國相十餘年。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頊也是科舉出身，“遵頊端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工隸篆。純祐廷試進士，唱名第一，令嗣齊王爵。未幾擢大都督府主”

另外，夏獻宗乾定三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進士科，翰林學士王僉、焦景顏，刑部尚書李國安等都是進士出身，他們在西夏的發展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此時西夏的科舉制在取士科目上還有侷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選用制度已達到了形式上的完備。自仁孝實行了設科取士的人才選拔制度，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滅亡。

結語：

文人士子作為知識階層，在繁榮社會文化、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在文人士子自身利益無法得以實現，或是受到其他政權的利誘時，可能表現出“趨利”的人性本質。文人士子雖不能躍馬馳沙場,但作為謀士，在左右戰局的關鍵環節中，能起到扭轉局勢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說，人才資源也是一項重要的戰略資源。

西夏的人才選用制度，除了本土培養了大量人才，同時還招引了大量的北宋人才，這是西夏用人制度的一大特點。西夏的人才選用經歷了由最初的強調蕃學人才到最後以倡導儒學人才為主的過程，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西夏統治者在西夏發展過程中作出的正確的用人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西夏的發展。另外，西夏用人政策中的大量使用外族人才在歷代政權中都比較少見，但是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對於民族融合也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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