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銅器是天津博物館重要館藏之一。無論是堪稱國之瑰寶的青銅重器，還是揭示度量衡發展的量器、衡器，亦或是自成體系的銅鏡，都是天津博物館藏古代青銅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天津博物館藏古代青銅器來自近百年來社會各界人士的竭力集藏、無私捐獻以及文物博物館界的勉力征集，數量眾多，品類齊全，流傳有緒。
天津博物館藏古代青銅器尤以西周太保鼎、戰國楚王鼎、西周夔紋銅禁等青銅重器為國內外所關注。鼎，是古代青銅器中數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類，它既是炊器、盛食器，也是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此外，如人們耳熟能詳的《左傳》宣公三年記楚莊王問鼎中原的故事，表明鼎也被作為王權的象徵。館藏西周太保鼎為方形，通高57.6釐米，長35.8釐米，寬22.8釐米，重26公斤。四柱足，口上鑄雙直耳，耳上浮雕垂角雙獸，作攀附狀。鼎腹部四面飾蕉葉紋與獸面紋，腹壁四隅起稜脊。柱足飾獸面紋，有稜脊，中部附圓盤。柱足上裝飾的稜脊和圓盤，在商周青銅器中是獨一無二的，是此鼎最為顯著的特徵。從太保鼎的器形和紋飾特點來看，其鑄造年代應為西周早期。鼎腹內壁鑄“大(太)保鑄”三字。大保即太保，太保為官職名，西周始置，為監護與輔弼國君之官。根據《尚書 君奭》載“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及《史記 燕召公世家》載“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等文獻可知，這件太保鼎應是西周成王時的重臣召公奭所鑄造的。據傳此鼎在清道光、咸豐年間出土于山東省壽張縣梁山，同出的還有小臣犀尊、太保簋等，統稱“梁山七器”。“梁山七器”器形莊嚴厚重，紋飾華麗繁縟，是商周青銅器的典型代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國內博物館的“梁山七器”。太保鼎造型優美獨特，鑄造工藝精湛，具有非凡的藝術魅力，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極高，是難得一見的古代青銅藝術珍品，享譽海內外，堪稱國之瑰寶。該鼎歷經李宗岱、徐世昌等名家收藏，曾被《中國美術全集 青銅器卷》收錄，並於1993年被選送參加第三屆“中國文物精華展”，又因其異常珍貴，而被國家文物局確定為不允許出境展覽的64件古代藝術品之一。目前發現太保自鑄器共4件，除太保鼎外，太保簋現藏美國費里爾美術館，太保卣現藏日本白鶴美術館，太保盉現存北京文物研究所。
戰國楚王鼎通高53釐米，口徑45.5釐米，腹圍148釐米，是出土楚銅器中的重要代表。該鼎鑄對稱的雙附耳，直腹，獸蹄形足，並附蓋，蓋上有環和三個變形的鳥狀鈕，共有銘文六十字，分佈在鼎蓋內、口沿、腹部等處。銘文記載了楚幽王為慶賀勝利用繳獲的兵器鑄成此鼎的經過並用於祭祀的史實。楚幽王，熊(寫作盦)姓，名悍(即忎)，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楚人是華夏族南遷的一支，興起於荊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楚國是春秋戰國時期南方的諸侯國，其國君為熊氏。楚國都邑曾幾經遷徙，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為避秦國威脅，將都城遷至壽春(今安徽壽縣)，經歷考烈、幽、哀、負四王，於公元前223年被秦將王翦所破，楚亡。楚王鼎出土於安徽壽縣朱家集(今屬長豐縣)李三孤堆。李三孤堆是傳說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墳塋被打開，有人說是被大水衝開，也有的說是被當地的保甲帶人挖開，出土文物中以青銅禮器居多。壽縣銅器，是楚國器物的第一次大規模出土，震撼了中國文化界，同時也使各地文物商販雲集，地方官紳強取豪奪。當時的政府聞訊將繳獲的七百餘件文物封存於縣教育局，後移交省圖書館，解放後入藏安徽省博物館。另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其中楚王鼎、豆、簋、勺、簠等十件銅器流至天津寶楚齋李氏，後入藏天津博物館。天津博物館藏楚王鼎就是這批楚器中形體較大、銘文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被譽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銘文一樣的楚王鼎同時鑄造了兩件，另一件保存在國家博物館。
西周夔紋銅禁高23釐米，長126釐米，寬46.6釐米。整體呈扁平立體長方形，中空無底，禁面上有三個微凸起的橢圓形子口，中間的子口略小於兩邊子口，禁前後兩面各有兩排鏤空的長方形孔十六個，左右兩面各有兩排鏤空的長方形孔四個，禁的四周都飾有精美的夔紋，紋飾生動，造型端莊，鑄造精良。禁是古代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擺放卣、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最早出現於西周初期，春秋戰國時人們仍有使用。《儀禮 士冠禮》記載：“兩廡有禁”，鄭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另外據古代文獻記載，西周初期曾厲行禁酒，當時的統治者把安放酒具的器座稱為禁，“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可見禁這一名稱是為了有效督促民眾禁酒而命名的。1926年陝西軍閥黨玉琨組織人員在寶雞鬥雞臺戴家溝挖出了包括西周夔紋銅禁在內的大批珍貴文物，這批文物後來到了隸屬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的宋哲元手中。這件銅禁則一直保存在宋哲元在天津的家中。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宋哲元的公館進行查抄，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得知此事後多方打點才將這件銅禁及其他文物從日軍手中贖回，並在家中盡心收藏保管。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處在宋氏親屬家中發現了銅禁碎塊，並在物資回收部門找到了部分銅禁碎塊。1972年5月送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由高英、張蘭惠等老師進行了修復。禁這種形制的銅器在國內外均十分罕見，極其珍貴。天津博物館藏的西周夔紋銅禁是中國出土的銅禁中形體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國青銅禁歷史的珍貴實物資料。傳世的西周銅禁僅見兩件。另一件1901年出土於陝西寶雞的夔蟬紋銅禁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另外在2012年6月發現的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中又出土西周銅禁一件。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青銅器，計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克鍾五件，還有克盨等器物。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三件，分別為克鎛、克鍾、小克鼎。這批克氏青銅器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制度及軍事活動的重要史料。鎛，是古代貴族祭祀或宴饗時使用的單個大型打擊樂器。東漢鄭玄說“鎛，如鍾而大”，說明其似鍾而非鍾。較鍾除了形體較大外，鎛的鈕也較為寬扁。館藏克鎛，高63釐米，橢圓體，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紋凸稜裝飾，鼓部有銘文七十九字，器形完整，紋飾精美，氣勢宏偉。銘文敘述了克於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廟中的一個宮室中被周王召見，接受命令，沿涇水東到京師巡查，完成任務又接受車輛和馬匹的賞賜，為追念逝去的先輩，並祈求幸福而鑄器，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鐃作為一種樂器名，始見於《周禮》，《地官 鼓人》曰：“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鄭玄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鐃形制像鈴，但無舌而有中空之柄，屬手執敲擊樂器，其用途是在退軍時敲擊之止鼓，以示退卻。鐃的外形酷似兩片合起來的瓦塊，口朝上，上寬下窄，座下有一個圓柱形的甬(即柄)。鐃是我國最早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是流行於商代晚期的打擊類禮樂器，除了上文所說鐃最初的功能為軍中傳播號令之用，其主要用途是在祭祀祖先和自然神明時進行敲擊演奏。演奏時鐃口向上，將中空的柄部安上木把，置於木座之上，以木槌敲擊鐃口中間及兩側部位即可發出洪亮悠長的聲音。天津博物館藏商饕餮紋鐃，口縱23.8釐米，口橫35.5釐米，通高47.5釐米。此鐃為合瓦形，形體高大厚重，口沿微呈凹弧形，兩側自下向上斜張，粗柄上有突起的一週，柄中空並與內腔相連通。鐃體前後均飾有饕餮紋，內填雷紋，柄及鐃頂部也遍飾雷紋，整體紋飾精美粗獷，生動立體。
除了青銅重器，秦漢時期的量器和衡器，如秦始皇詔量、秦旬邑權、西漢陳倉匜、西漢平都犁斛、西漢初元三年上林共府升等，也是天津博物館藏古代青銅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這些量器和衡器為研究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發展沿革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天津博物館藏秦代旬邑權，高6.5釐米，口徑8.3釐米，底徑9.5釐米，是秦始皇統一全國衡制頒發的標準衡器。八角稜體，正視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頂口有一長方形橫樑。橫樑左右兩側有陽文篆書“旬邑”(地名，在陝西省)，權體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詔書。詔書書體為小篆，古樸勁健，兩詔銘文在秦權中較少見。
銅鏡在古代青銅器中獨成體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兼具藝術性與實用性，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天津博物館藏銅鏡數量多，年代齊全，從戰國至明清每個時期皆有涉及，且紋飾精美，質量上乘，例如戰國時期的帶有羽狀地紋的四山紋鏡、新莽時期特有的規矩紋鏡、東漢時期帶有神獸紋的吳向裡栢氏鏡、唐時有羽人圖案的瑞獸葡萄紋鏡、金代厚重精美的雙魚紋鏡、明清時期有吉祥語和吉祥紋鏡等。天津博物館館藏東漢陽燧，直徑8.3釐米。此器鼻鈕，外觀似斗笠，表面鑄陽文銘文兩週，書體為漢隸，均屬吉祥用語。陽燧形似凹面鏡，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陽能取火的工具，也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從《周禮》至北宋沈括《夢溪筆談》等都有關於陽燧取火的記載。此器是傳世僅見的有銘陽燧，並且有使用過的痕跡，科學和歷史價值都極高，極為珍貴。唐瑞獸羽人葡萄紋鏡，直徑11.3釐米。鏡體呈銀白色，伏獸鈕。內區飾葡萄枝葉，四瑞獸攀繞於枝蔓叢中，四隻小獸穿插其間，相互嬉戲；外區有一帶翅膀的羽人追逐瑞獸，瑞獸均作同向奔跑狀，羽人身後有一匹飛奔的天馬，葡萄枝葉繁茂，禽、蟬環繞其中；邊緣飾花葉紋。紋飾繁複華美，鑄工精良。羽人形象生動，在唐代瑞獸葡萄紋銅鏡中極為罕見，全國也僅見幾面。
天津博物館藏古代青銅器以傳世品多、質量精而聞名，其中更不乏堪稱國寶的名貴珍藏，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值，對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中國古代史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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