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下的生活中，死亡總是一種隱秘的存在，人們知道它，卻不總是把它提起。但是，疫情之下，當死亡被聚集成數據時，貌似死亡的氛圍，會延續到親屬之外的他（她）者身上。他（她）們公開的談論死亡，一邊感到極致的恐懼，一邊又充滿無限的樂觀。只是，談論過後，更重要的事情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最近一個月裡，想必人們最感受深刻的不只是疫情本身，而是疫情對生活本身的異化。很多鄉俗禮數被簡化，那些在過去看來很重要的人情世故，突然變得不再重要。不得不說，比起生活的不確定性，結構性的社交往往也是易碎的。因為，每個人開始更關注自己的生活，以及疫情後自己的未來。
說到底，只要自己沒有被病毒侵蝕，可能就永遠無法感同身受。因為，當一些人在茶餘飯後談論死者的時候，總感覺在講很久以前的事情兒。甚至，剛說完別人的悲悽，話茬一轉就是談笑風生。所以，很大程度上，人們談論死者的悲劇，十之八九，只是一種社交性的表達。而對於人們所講的“慈悲”，可能只是少數人的感懷。
這些天，有一個特別大的感受，親友之間電話互聊，起頭的話茬總是“疫情數據”，而且還特別愛強調“死亡數據”。至於比例上的多少來講，總感覺就是數據而已，而非是真實的個體。所以，談論起來，也是極致的輕描淡寫。
克里希那穆提說：“要真正體驗恐懼，必須完全陷在恐懼之中，不能逃避，也不能對恐懼懷有信仰，抱有觀點”。可惜的是，即便是至親至愛的死亡，也難免會讓家屬走向抽離性的悲傷。人們訴說或痛苦，不見得都是真正的悲傷。因為，世俗的結構性中，要求悲傷必須像悲傷。
要知道，因為生命只有一次，才讓死亡變得神秘和恐懼。即便，有很多方式，讓人們儘可能地體驗死亡的存在。但是，真正的死亡體驗，永遠無法接近。所以，人們在談論死亡的時候，永遠是在講別人的事情，即便悲傷也是為迎合氣氛而成的行為，很難說是“感同身受”，“就死論死”。
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恐懼死亡，卻熱衷談論死亡周邊。比如，死者的生前，死者的親屬，死者的身份。然而，人們卻在最終的話茬的結束語裡，永遠跟死者無關，只會把自己的理解和觀念一併融合進去，悄無聲息地顯現自己的存在感。
要知道，感同身受是由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長期交往的經驗所得來的能力，最能說明問題的大概就是“親情”的存在。所以，有時候，只有至親至愛的死亡，才會真正策動一個人的內心，而關係並不親密的個體之間，其實就是一句“節哀順變”的社交性互動而已。
這一點，從殯儀館中千篇一律的追悼儀式中，其實就能看得出來。有的人行色匆匆地來，行色匆匆地去；有的人哭成淚人，神色憔悴。所以，即便鄉土秩序中，由近及遠的關係並不利於商業社會的自由互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哀悼的底色裡，它是真實存在的。
然而，人們在談論他（她）者的死亡時，總是顯得無所畏懼，甚至，能看破紅塵。可是，從醫院的瑣碎中，我們卻會發現，沒有一個人會認為死亡無所謂。這種對死亡的分裂看待，很大程度上，會讓人逃離恐懼感，卻也會讓人變得麻木不仁。
就比如，在這場疫情中，人們一邊擔憂“武漢人”，一邊卻對“武漢人”各種提防。甚至，我們會發現，一些行為上的極端，已經超出基本的人性邊界。比如，有些患者（患者家屬）對醫生的不尊重，有些社區管理人員執法尺度的過界。
總之，人們都知道疫情之下，抗疫最重要。可是，真正在落實的時候，人與人的對立感還是很強烈的。並且，這種氛圍不只是在面對面的情況下，也包括在語言的表達上，輿論的傳播上，政策的實施上。不得不說，人只能看到關乎自己利益周邊的事情兒，而他（她）者的死亡，終究只是談資而已。
伊壁鳩魯說：“人有辦法對付一切，但是面對死亡，我們同樣像那些被拆毀了的城堡中的居民”。所以，有時候，人類之所以構建起追思的儀式感，本質上是在對抗死亡帶來的恐懼。從根本上講，這跟死者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死者往往會成為對抗死亡恐懼的結構性框架。比如，一箇中年女性，跟鄰居談論自己去世的丈夫，每一次談起來，總會哭哭啼啼。但是，對於鄰居來講，聽得多了，就會覺得很無趣。甚至，會認為她不夠堅強。緊接著，鄰人就會把中年女性歸檔在消費性談資的檔案裡。
所以，我們常說，不要輕易把自己的悲傷告訴別人。別人不會在意，更不會同情。而且，一不留神就會成為別人的“談資”。所以，他（她）人即地獄，並不是說他（她）人可惡，而是要強調，死者（死者家屬）會成為他（她）人的消遣對象。
要知道，人們對於死者的悼念，永遠是基於一種關係的存在。一般來講：其一，親緣性，友誼性的關係悼念；其二，公共性，道德性的關係悼念。可是，無論哪一種，只要回到悼念本身，都其實帶有一定的“消費性”（此處不帶有貶義，從中性的層面去理解，去看待）。
雖然，很多時候，人們並不願意直面這種嘴臉。但是，它卻是真實存在的。就比如，人們在探討與自己沒有太大關係的死者，貌似只要表現出公共性的悲憫就可以。至於流淚或者不流淚，貌似沒有人會去關注，也沒有人會去在乎。
一個人從生到死，可以說“嚥氣”的時刻，就跟這個世界徹底絕緣。因為，生後事只是生者的事情，自己無法感知，也無法左右。至於至親至愛如何對待自己的屍體和骨灰，旁外人如何評價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他（她）們自洽的一種方式，與死者本身沒有太多的關聯性。不得不說，以哲學的視角看待人與人的關係，從來都是孤立的，即便死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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