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蘇”中最著名的，當屬東坡先生。但蘇轍雖文名稍遜，才幹其實不亞於兄長，同樣展現出北宋士大夫全面發展、“文學法理，鹹精其能”的真才實幹。
“念昔各年少，松筠圜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蘇轍《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在接受家庭教育與仕途起步階段，蘇轍與兄長蘇軾，有很多共同點。“二子皆天才”，性格鮮明、各不相同，張方平初見便評論道“長者（蘇軾）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蘇轍）謹重，成就或過之”。蘇洵於其《名二子說》中，對蘇軾、蘇轍兩兄弟的性格特點，曾有精準的把握：“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僕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誠如其言，蘇轍外柔內剛，遇事沉著，不輕舉妄動，必要時又能把握時機、穩中求進，甚至直擊要害。
蘇轍於元祐元年自中書舍人升任戶部侍郎，此職“宜得強明練達之人”、必須“精煉吏事、通知民情”，而蘇轍在任期間（公元1087-1089年），有頗多稱職表現。他在《龍川略志》卷五中自敘的“辨人告戶絕事”便是例證。
此案，廣州商人向戶部投狀，稱居廣州十餘年的蕃商辛押陁羅已死，依法為戶絕；其養子現“主其家”，佔據陁羅之鉅額財產，於法不合。言之鑿鑿，兼戶部郎官見利心喜，認為蕃商家資殷實，“不可失也”，意在將死者定為戶絕，使財產入官。
蘇轍卻不為利益所動，不為狀詞所惑，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疑點。他以三個關鍵即“三問”來對待告狀人：“陁羅死蕃國，為有報來廣州耶？”告狀者回答：“否，傳聞耳。”“陁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答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答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
蘇轍的前兩問，著眼於查證告狀人所述情狀是否屬實，如蕃商辛押陁羅死訊不實，則自不存在“戶絕”。退一步說，即便辛押陁羅已死，其“養子”信息是否準確，告狀者稱“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均不在，即舉不出切實可靠的證據。接下來，就有了更直白的第三問，廣州商人不在本州縣舉報蕃商戶絕，卻千里迢迢赴京師開封，於戶部告訴，越級控告這一方式上的反常，是否告者有意為之、其意在何？告者搪塞說，戶部既然“於財賦無所不治”，當然能夠過問戶絕案件。但蘇轍心中意見已定，不為所惑，經過“三問”便歸納出三項“不當”。更進一步說，蘇轍正是根據上述三個精心設計的問題，看清問題的癥結；而告者看似對答如流，實則在蘇轍環環相扣的追問下，告狀的理據已不攻自破。
蘇轍接下來輕描淡寫的兩段話，便使得一開始振振有詞的告狀者敗下陣來，心服口服，不敢再糾纏狡辯：蘇轍先說：“此三項皆違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蘇轍又明確表示：“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尚書省訴之。”其人乃服。
蘇轍先曉之以理，勸告者明白進退；見告者還心存僥倖，蘇轍就把話講明：告者試圖以“越訴”掩飾其無證無據的“妄告”本質，在戶部已被看破，倘若還敢故伎重施，御史臺、尚書省也定然不會受其矇蔽。言外之意，若揭破其誣告妄訴之實，告狀者定難全身而退。告狀者這才收手。蘇轍再召訴狀中被牽連的在京之“養子所遣”二人，說明情況，進行安撫，稱“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滴水不漏，從容不迫。
從與戶部同僚（戶部“郎中終以為疑”）的態度對比中，也可顯示出蘇轍決事切中肯綮。他並不停留在富商可能“戶絕”留下大筆財產的表面，而是發現廣州商人越訴這一漏洞的背後緣由：“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許。其所以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告狀者存心不良而證據不足，“自知難行”，於是選擇了在地處據案發地較遠的京師越級控訴，意圖以財帛動人心，以戶部挾制州縣。不料被蘇轍看破，詭計未得逞。
蕃商鉅富，“樹大招風”，一旦身故，其在華的大宗遺產去向，引人注目，難免有人伺機妄告戶絕，利用某些官員的逐利與盲目，假借官府之勢，逞己私慾。“宋代廣州的歷任蕃長，見於文獻的寥寥無幾。就算名著一時的辛押陁羅，也只留下零散的片斷記載”（蔡鴻生：《宋代廣州蕃長辛押陁羅事蹟》，《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因此，在蘇轍明辨是非、令妄告者知難而退後，是否還有紛爭、如何解紛等，我們均不得而知。但蘇轍辦案的手法之精妙，已如前述，其思路與態度，還可以詳加解析。
蘇轍經手此案，不費筆墨，不費周折，也就不會輕信謠言而“妄搖撼”即動搖人心、滋擾被妄告之家，較能保全其商業利益，穩定局面。
首先，其察民情、重民生之用心，與南宋“名公”一致。《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七“立繼有據不為戶絕”司法擬判於開篇指出，“照得戶婚牒訟牒，不一而足，使直筆者不能酌情據法，以平其事，則無厭之訟熾矣，家不破，未已也。事到本司，三尺俱在，只得明其是非，合於人情而後已”。倘若中了奸人“無賴”“妄告戶絕”之計，會使百姓蒙冤，破財招災：“官司亦惟微利是嗜，不顧義理，不照法令，便從而沒奪之，幾於上下交徵”（《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八“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戶絕”）。
其次，蘇轍自述中雖然未曾詳言，但明辨廣州商人妄告蕃商辛押陁羅戶絕一事，也是其處事周全、顧全大局的表現。試想，如果辦案人員貪利而輕舉妄動，大張旗鼓調查，甚至查扣蕃商財產，驚動蕃商家人，甚或激起在廣其他蕃商的反感、恐慌乃至抵制，弊害不可勝言。宋代商品經濟發達，外商來華交易頻繁，朝廷積極發展海外貿易，鼓勵外商來華，相關法律較為系統完善（張中秋、陳景良：《宋代吸引外商的法律措施敘論》，《法學研究》1993年第4期）。蕃商辛押陁羅，來自阿曼，長期居住在廣州（推測為公元1056—1086年），他曾擔任廣州蕃長，深得朝廷信任與重用，蔡鴻生教授在《宋代廣州蕃長辛押陁羅事蹟》一文中指出，辛押陁羅“是一名亦貢亦賈、政教合一的華化蕃官……是宋代跨文化貿易的歷史標本之一”。有人正是從維護通商環境與保護外商利益的角度分析此案（劉永加：《看蘇轍如何處理外商遺產糾紛》，《廉政瞭望》2019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蘇轍明辨此案，從舉重若輕的“三問”歸結到無懈可擊的“三不當”，切中“證據”之要害，使妄告之人只得知難而退，這是執法持平，並無偏袒。
蘇轍“辨人告戶絕事”的態度是慎重對待，緩解訟累，穩定局面，保全蕃商（及其代理人即“養子”等）的利益；而其處事不偏不倚、有理有據，則基於其通覽全局，熟諳政令，洞見人情的綜合素質，是其行事縝密之風格的集中展現。《欒城遺言》記載蘇轍“在諫垣，論蜀茶纖悉曲折（今按：應為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論蜀茶五害狀”，《欒城集》卷三十六《右司諫論時事十首》）。時小呂申公當軸，嘆：‘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如此’。”諫議“纖悉曲折”，既是蘇轍獨特的論文風格，亦以其精詳庶政為基礎，方能言之有物。
《續明道雜誌》作者張耒（1054—1114年）讚歎蘇轍行事過人：“某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蘇轍）不曾忙……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蘇轍為政“不曾忙”，即謀而後動，有條不紊，這特適於理亂解紛，也著實在“辨人告戶絕事”等諸多案例中得以展現。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站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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