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羅馬、希伯來—基督教文化是歐洲文學的兩大根基，這個早有定論的說法，儘管沒有原則性錯誤，但並不全面，問題的關鍵在於它忽視了共同構成歐洲文學根基的日耳曼文化。

日耳曼在羅馬文獻中作為萊茵河右岸部族的稱謂，同時也是北歐和中歐印歐日耳曼語系各民族和部族的總稱，他們在語言文化上具有親緣性。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葉的銅器時代，日耳曼人就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經過丹麥直達德意志中部的廣大地區，建立了早期文明。從公元前2世紀起，日耳曼人開始向南遷移，慢慢成為羅馬帝國的鄰居，其中一部分在凱撒大帝時甚至成為帝國的一個省。

萊茵河

在4到6世紀的民族大遷徙中，日耳曼人形成三大支系:西日耳曼人，即萊茵河與易北河、北海與多瑙河之間的一支，有條頓人、法蘭克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其中一部分盎格魯—撒克遜人繼續遷徙到不列顛成為英格蘭人；東日耳曼人，即易北河以東的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等；北日耳曼人，主要分佈於斯堪的納維亞，其中一部分後來以諾曼人、維京人的名稱在歐洲各地出現。日耳曼語系也隨之出現了三個相應的分支：東日耳曼語系日後基本逐漸消亡，如哥特語、汪達爾語、勃艮第語；北日耳曼語系發展為各種斯堪的納維那語言，如挪威語、冰島語、瑞典語和丹麥語；西日耳曼語系則包括以後逐步形成的英語、法語、荷蘭語、低地德語和高地德語。

日耳曼人

在不斷的遷徙征戰中，日耳曼人逐漸強盛起來，他們與凱爾特人及其他當地居民結合，成為近代德意志、奧地利、盧森堡、荷蘭、英吉利、瑞典、丹麥、挪威等民族的祖先，成為覆蓋大半個歐洲的人種概念，許多國家的人口都融有他們的血脈，他們的文化自然而然地成為歐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人們對主流文化的趨同慣性，往往忽視邊緣話語的存在。在涉及西方文學的淵源背景時，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界長期把聚焦點鎖定在“兩希”，尤其是希臘—羅馬文化流脈上，而對日耳曼文化的特點及其與歐洲文學構成的關係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無形中為全面深入地把握西方文化設置了障礙。

一、忽視前基督教時期日耳曼文化，就不能很好把握對西方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日耳曼民族精神

前基督教時期的日耳曼文化大部分保存在冰島早期文學中，其中主要是神話與英雄傳說；英雄史詩則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貝奧武甫》為代表。日耳曼人對基督教信仰的接受是分地域、時段進行的，大致是以羅馬教會所在地南歐為中心，向西北歐擴展。基督教正統思想在北歐滲透得較晚，羅馬教士從公元9世紀起開始在此傳教。現存的一塊魯納文石碑記載了987年基督教成為丹麥宗教的史實。基督教於公元1000年才在地理環境更為封閉的冰島紮根，於是這裡就成為保存日耳曼古代社會文化模式的基地。

撒克遜人

冰島的《埃達》、《薩加》對於瞭解日耳曼神話傳說及其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是日耳曼各民族的前基督教時期的神話以及英雄史詩與傳奇得以保存至今的最為豐富的來源”。基於北歐斯堪的納維亞神話傳說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國際學術界已形成了一門以其為研究對象的獨立學科——“埃達學”。現在無論哪個國家有關世界神話的書籍都會涉及北歐神話，這種格局已經基本固定下來。

南歐神話、希伯來神話與納維亞神話

長期以來，我們所重視的歐洲文化中的神話傳說主要有兩部分：一是本土的南歐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二是《聖經·舊約》中的希伯來神話傳說，以後這一外來的神話體系藉助於基督教傳遍歐洲。顯然，其中唯獨缺少對歐洲本土的斯堪的納維亞神話傳說的關注。因此，對北歐神話知之甚少的學者卻為數不少，這一視域的盲點勢必影響到對日耳曼文化的解讀，因為日耳曼人許多原始宗教信仰、精神風貌都可以在北歐神話與英雄傳說中找到解碼：日耳曼人所信奉的宗教是勇敢者的宗教，日耳曼文化是戰鬥的文化。尚武好動、勇敢忠誠、重視榮譽、進取冒險是日耳曼精神的突出特徵。

日耳曼民族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亞志》中生動詳實地記錄了日耳曼民族崇尚武功的習俗，他的觀點可以大致歸納為：

• （1）日耳曼人視武器為珍寶，武器是日耳曼人的代表符號：“他們不論在辦公事或私事時，兵器總不離手”。開會時“大家都帶著武器就坐。表示同意時就揮動著他們的矛：這種用武器表示同意的方式，乃是最尊敬的贊同方式”。甚至在日耳曼人大婚之時，男女雙方的彩禮和嫁妝中必有劍、矛、盾、甲等武器。這種習俗的目地是為了防備“婦女在婚後放棄追求高貴行為的願望和懷有避免戰爭危險的心理”。
• （2）日耳曼人視戰鬥為生命。他們的時間一部分用於打仗，另一部分就是流血後的宴請。“如果他們的本土常年安靜無事，那麼很多高貴的青年就要自願去尋找那些正在發生戰爭的部落；一則因為他們天性好動而惡靜；再則因為他們在危難之中容易博得聲譽。”
• （3）日耳曼人以勇敢論英雄，視勇敢為第一美德。“他們選拔將軍則以勇力為標準。將軍們不是以命令來駕馭士兵，而是以身作則來統帥士兵，他們借作戰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來博得戰士們的擁戴”；“在戰場上，酋帥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恥辱；侍從的勇敢不如酋帥，也是他們的恥辱……而且他們還覺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獲取的東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無能了。”

其實，解讀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把無形鑰匙就儲存在北歐神話傳說中，這就是唯勇非善的天堂觀。日耳曼人認為來世的最佳歸宿是主神奧丁的瓦爾哈拉宮英靈殿。不過只有戰死的勇士才有進入的資格，而道德高尚卻壽終正寢者，則與此無緣。

日耳曼人

日耳曼男子勇猛剽悍，不怕犧牲，追求的就是這種最高的榮譽——以血染沙場的生命籌碼換取天堂的入場券。他們相信每當戰鬥的時刻，奧丁手下的瓦爾基里仙女就會騎馬盤旋在戰場上空，遴選勇士，然後吹響羊角號，引領入選的亡靈進入瓦爾哈拉宮英靈殿。他們在“用長矛杆作椽柱，盾牌作屋頂”的大殿內，與奧丁一起享用盛大的墓外宴席上的酒肉，然後樂此不疲地演練武藝

我們可以看到建築英靈殿的材料依然是武器；英靈們在此延續著人間戰鬥宴飲的生活，為神界的最後決戰而備戰。勇士們為了戰鬥由生而死，又因戰鬥由死而生，勇敢的氣概充斥現世與來世，而善惡的道德判斷卻處於缺席狀態。可以說，北歐神話所表達的來世天堂觀為日耳曼勇敢尚武精神提供了永恆的能源，日後日耳曼人也正是憑藉著這種精神力量，改寫了西方的歷史和文化。

另外，日耳曼人尚武精神還體現在關於樹的隱喻中：

戰士們被譽為“能戰鬥的蘋果樹”。日耳曼先民認為樹木是最珍貴的物質之一。在北歐神話中，主神奧丁和兄弟一起用木頭造人：“直到有一日主神奧丁/同弟弟洛基和漢尼爾……/在岸邊撿起兩株浮木，/做成了一對男女：阿斯克和埃姆布拉”。常青的宇宙樹支撐天地，連接世界：“我知道有一棵大木岑樹，/名字叫伊格德拉西爾，/它高大無比撐天又撐地，/樹根彎彎紮在白沙裡”。而蘋果作為青春女神伊頓的專有物，可以使處於不斷衰老態勢之中的神靈們恢復青春，所以蘋果樹又是樹之珍品。

日耳曼人

因此蘋果樹的隱喻是對戰士的最佳褒揚。總之，“蠻族人的思想觀念、精神個性和生活態度是所謂英雄式的：好戰、勇敢、忠誠、重視榮譽等。”並且，日耳曼民族還是富於開拓進取、追求冒險精神的民族，他們精力旺盛，能吃苦耐勞，有實幹精神。近千年的民族大遷徙，像流動的岩漿在淡化了日耳曼人戀家守土的地域觀念的同時，也重塑了歐洲文化：這種好動的性格表現為一種“中世紀特有的瘋狂激情”，以至於日耳曼人參與的中世紀瀰漫著“暴烈的生活方式”。

蠻族人的進取觀

北歐海盜300多年的海外擴張凝聚成一句豪邁的格言：大海是我們的後院，戰船是我們的長靴。

最終日耳曼人比哥倫布約早500年到達美洲——“從987年到1025年，居住在格陵蘭和文蘭的斯堪的納維亞的拓殖者在北美大陸的東北海岸建立了灘頭堡……他們是迄今已知的從舊大陸渡過大西洋到達美洲的最早的人類。“冰島《薩加》中反映遠航美洲的《文蘭薩加》、《格陵蘭薩加》，像《荷馬史詩·奧德賽》一樣是標準的航海文學，浸透著進取冒險的精髓。

魯濱遜

日耳曼人的這種精神匯入西方主體文化後，與已有的古希臘羅馬文學中進取不息的特質結合起來，進一步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冒險開拓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日後歐洲人的精神世界，促成了這類文學典型的出現：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在物質、精神領域不懈追尋、永不滿足的兩位英雄——魯濱遜、浮士德，分別誕生在與日耳曼文化根基有直接淵源關係的英格蘭和德意志，絕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

二、忽視日耳曼文化根基，就不能準確把握歐洲中世紀乃至近代文化的特質

東、西支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聯合羅馬奴隸、隸農起義，於476年推翻了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希臘化的西羅馬帝國。歐洲從此步入了中世紀，並形成了宗教上基督教統治、政治上日耳曼民族統治的穩定格局。

不過，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流行著中世紀是由基督教單質文化所造成的黑暗時代的說法。隨著18世紀曆史主義的興起，特別是經歷了無數現代危機後，重新審視評價中世紀文化的學術之風日盛，人們對基督教文化的構成及品質的認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校正和深化：”歐洲中世紀經過日耳曼、基督教和希臘羅馬三重文化因素的整合運動，逐步形成了一種歐洲共有的基督教新文化。在這一文化構成中，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分別提供了理性、信仰和習俗三大基本要素。“

歐洲中世紀

換言之，中世紀文化不僅僅是希伯來—基督教信仰文化孕育的結晶，同時也是希臘—羅馬理性文化的滋養和蠻族日耳曼習俗文化輸入的共同結果。這種對西方世界”一體“而”多元“的認識應該是我們尋求中世紀文化品格總體定位的基礎。有的西方學者還特別強調了”多元“的平等構成及對待”多元“的平等意識：”一個由基督教控制的文明出現了。但是基督教三個互相平等的特徵——力量、智慧和仁愛——有趣地象徵了人們對三種融合起來的文化情調所採取的近乎平等的尊重。力量是哥特人（即日耳曼人的一支）的貢獻，智慧是古典世界（即希臘人）的主要理想，仁愛則是希伯來感情主義的標誌“。

日耳曼文化與”兩希“文化的碰撞

日耳曼文化與”兩希“，尤其是與希伯來—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作為一種新文化模式，構成了中世紀文化的主體。其中非常突出的是基督教文化對日耳曼文化的影響，而基督教最終被日耳曼人接受是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溝通潛質：世界墮落的低谷導致了日耳曼人的宗教和神話被基督教觀念所整合。在日耳曼人看來，諸神並不是萬能的，他們和所創造的世界最終會毀滅。這種完全不能給人們帶來希望的神話信仰，實際上造成了信仰的空虛，從而很容易被充滿希望的基督教所取代。

早在公元4世紀就有人把《聖經》翻譯為哥特語。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日耳曼人的一些早期詩歌中也浸染了基督教色彩，如在冰島《埃達》的38首詩中，就有《太陽之歌》等3首顯然是基督教傳入後才添加進去的。《貝奧武甫》在傳抄過程中也曾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響，把貝奧武甫的敵人格蘭道爾稱為該隱的後代。《尼伯龍根之歌》等後期英雄史詩更是如此。日耳曼文學與基督教結合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國的英雄史詩《羅蘭之歌》。作品在主人公”行俠“、”忠君“的主題下，同時還增加並強化了”護教“的內容，用基督教的內容對日耳曼文化進行擴充。

《羅蘭之歌》

可以說，基督教向以日耳曼為代表的蠻族的傳播，幾乎構成了中世紀早期的全部文化內容，但是基督教文化與日耳曼文化之間的影響並非單向而是交互的。例如，基督教在西北歐推行的過程中自身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當時最具中世紀文化特點的事件就是基督教聖徒神話故事的興起。這些新神話表現的儘管是基督教的內容，卻或多或少地帶有異教的色彩，比如聖徒擁有巨大的威力，其名字在中世紀後期甚至還帶有咒語的性質。如果只強調基督教文化對日耳曼文化的同化與征服，只強調古希臘—羅馬文明被日耳曼等蠻族摧毀而造成文化斷層，那麼就不可能辯證地認識日耳曼文化自身的價值，進而也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歐洲中世紀文化以及近代文化的特質。遺憾的是，我們往往忽視日耳曼異質文化為中世紀文化提供了另一個有力的支點、是歐洲文學的另一個根基。因此，現行的研究狀態應該做出必要的調整。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日耳曼文化的融入在一定程度上豐富發展了歐洲”兩希“文化的時代背景。基督教信仰的傳播不僅導致了日耳曼人的皈依，而且還促成了教會的改革和文化的復興。16世紀的宗教改革恰好發源、興盛於基督教化後的日耳曼語系的德國、法國、英國，並對基督教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從此新教成為其三大教派之一。而在日耳曼文化與”兩希“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出現的中世紀加洛林文化的復興，更是歐洲近代新質文化形成的前提。

日耳曼文化對歐洲中世紀的重大影響

加洛林王朝大帝

加洛林王朝是指統一日耳曼各部落的法蘭克王國的統治者。公元800年元旦，教皇利奧三世把羅馬皇帝的桂冠加封在日耳曼統治者查理曼頭上，這意味著日耳曼與基督教、羅馬文化傳統的實際融合，體現了中世紀文化的本質特徵。“稱為——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意義重大的知識復甦，正是由於查理曼……對作為加洛林國家重要支柱的基督教文化的關注才得以產生的。”查理曼在位期間扶持教育，興辦學校、招募學者，恢復圖書館，確立了中世紀的教育制度。他倡導學術爭論，把言論結集為《加洛林藏書》。“他編輯了一本日耳曼語文法，並蒐集早期日耳曼詩歌的傑作”。查理曼重視古典文本的編校，現存許多最古老的古典文本的殘存手稿，都是加洛林王朝時期的抄本，並有一部佚名的文學批評著作《〈詩藝〉集註》傳世[3]118。公元8世紀末查理曼指派著名學者阿爾琴修編中世紀標準的《聖經》譯本。他還把拉丁文體改進為書寫更流利、更容易辨認的“加洛林體”。以上舉措形成了文化復興的一片生機。

加洛林文化復興雖然短暫，卻意義深遠。儘管它還侷限於發現、抄寫古典文本並使之復活，還沒有重新獲得希臘、羅馬的根本精神，但它卻使中世紀早期的文化衰退過程發生了轉折：一種融合了羅馬世界帝國的觀念、希臘—羅馬的理性遺產、基督教的彼岸思想以及日耳曼民族習俗的歐洲新質文化已經在加洛林文化復興中得以生根，為以後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

其次，我們應認識到日耳曼文化的介入對歐洲中世紀及後世文化習俗產生了重大影響。人們常常對中世紀特有的騎士風度感到困惑：在基督教父權文化佔統治地位的時代，如何產生了以尊敬、熱愛、保護婦女為準則的騎士精神？女性是如何從使人類痛失樂園的“始作俑者”，一躍成為騎士心目中的“意中人”呢？在尋找答案時，有學者已開始關注基督教文化以外的異質文化，如來自阿拉伯的伊斯蘭文化傳統。但這並不全面，我們還應該考慮歐洲本土的日耳曼習俗傳統的影響：因為“中世紀對馬利亞的崇拜和對女人的殷勤儘管可能受到穆斯林思想的影響，但主要根基還是日耳曼傳統”。

日耳曼傳統

歐洲騎士制度的最初淵源是日耳曼的親兵扈從制，後來在中世紀封建社會形成過程中逐漸達到完善。除了提供騎士制度的基本範式外，日耳曼人對婦女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騎士精神的形成，為整個中世紀的文化圖景增添了一層浪漫的色彩。在日耳曼人的社會習俗中，“性別”具有特殊的神聖性。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德國文化的民族特性之一是尊重婦女，體現了日耳曼文化的一種特質。

歐洲騎士

日耳曼人普遍認為女人具有神性，敏感多情，更易與神靈溝通。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亞志》中這樣寫道：“他們還感到婦女身上有一種神秘的和能夠預知未來的力量，他們從不輕視婦女：和她們商量事務，尊重她們的意見”；“這裡有著每個男子漢心目中最重要的旁觀者；這裡有他們想急於博得的讚譽：他們把自己的創傷帶到母親和妻子的面前，而她們毫不畏懼地要求看一看和數一數那些傷口；她們管理戰士的飲食和給他們鼓勵。”日耳曼人這種尊敬女性、為博得女性的賞識而奮戰的習俗在一定程度影響了中世紀的騎士風度。騎士們以在女性面前文雅知禮為最高儀表典範，以為“意中人”流血犧牲，創功立業為愛情的最高表現方式，從而把典雅愛情與戰爭冒險結合起來。不僅如此，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已演化為近現代的紳士風度。

所以，日耳曼人對婦女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督教父權文化語境下的男女兩性關係，也為西方婦女追求個性解放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人文環境，並在西方文學作品中留下了明顯印記：但丁《神曲·天堂篇》中的引路人為女性貝阿特麗採，而《地獄篇》、《煉獄篇》中的引路人則為男性維吉爾；騎士文學以尊重愛護婦女為主旋律；堂吉珂德為“意中人”杜爾西內婭而拚殺；拉伯雷在《巨人傳》中的“德廉美”修道院門前特意設置了一個美容室，專為男士服務，以使他們的儀容對得起女性觀眾，等等。

但丁

另一個實例是日耳曼人普遍存在的血親復仇習俗對歐洲文化的影響。“以慣例為法律的蠻族社會關係的基本性質是自然性和血緣性……因此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他所屬的群體規定著”。在國家建立、法制觀念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之前，某人受到的傷害常常被看作是對個人或與他有血緣關係的一批人的侵害，而糾正傷害的唯一途徑就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復仇被視為一種討還正義的手段。基督教文化滲入前的尚武勇敢、重視榮譽的日耳曼部落更是如此，因此復仇一直是早期日耳曼文學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中世紀德意志英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的中心情節是爭奪尼伯龍根寶物，全詩充滿了血腥的個人仇殺。文藝復興時期，經由莎士比亞的創作而聞名於世的哈姆萊特為父報仇的故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哈姆萊特衍生於西方的文化根基，在他身上既有“兩希”文化的底蘊，也有日耳曼文化的根脈，他的故事在具有日耳曼文化背景的西北歐國家中廣為流傳。丹麥是哈姆萊特的第一故鄉，他是10世紀日德蘭中北部的一位酋長的兒子。關於這位頗有心計的復仇者的故事，最早見於12世紀丹麥歷史學家薩克索的《丹麥史》。法國作家貝爾弗萊將其收錄在法語《悲劇故事選集》中。哈姆萊特的故事大約在16、17世紀之交傳入英國。在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上演前，1589年倫敦還上演過一出同名劇作，人稱《老哈姆萊特》，後來不幸失傳。1608年英國又出現了譯自法語的文本。而這位丹麥王子對於復仇傳統的秉承，也帶有明顯的日耳曼文化遺風。由此可見，儘管日耳曼人的復仇觀念與基督教以德報怨的寬恕精神相左，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歐洲中世紀乃至近代文化產生或明或暗的影響。

日耳曼文化與中世紀文學

最後，我們還應對日耳曼文化為中世紀文學提供的豐富創作資源給予關注。統一的基督教信仰，不同的民族俗語，從中世紀開始便註定了西方文化“一體”而“多元”的基本格局。而日耳曼傳統（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各民族、英格蘭和德語地區）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中世紀最主要的俗語創作類別之一，其他還有凱爾特傳統（包括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等地）以及法語和西班牙語文學傳統。

由於基督教出現得較晚，因此斯堪的納維亞文學具有更多的“異教”傾向和本土風格。作為日耳曼人早期思想和生活真實記錄的北歐神話，不僅是歐洲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藉助於北歐海盜的擴張在歐洲文化發展史上打下了恆久的烙印。例如，在現代英語中還保留著許多北歐神話的因子：一週中有三天的名稱來自北歐神話人物：星期三（Wednesday）——主神奧丁（Odin）日；星期四（Thursday）——雷神索爾（Thor）日；星期五（Friday）——神後弗麗嘉（Friga）日。並且，英語中的地獄“hel”一詞，與北歐神話中死神海爾“Hel”的拼寫完全相同。

《尼伯龍根之歌》

不僅如此，歐洲中世紀文學吟唱詩歌的傳統，也源於挪威、冰島一帶。據記載，挪威在公元4世紀已有押韻的碑文，8至9世紀前後又有一些描述神話或歌頌英雄的民間歌謠傳世，由此產生了歐洲中世紀文學中最早的詩韻。11至13世紀誕生了最早用民族俗語寫成的敘事詩——冰島的《埃達》。而《貝奧武甫》等英語早期詩歌是經過西撒克遜人的加工才流傳於世的。德語文學的淵源同樣是古日耳曼民族的吟唱詩歌，如在民間口頭流傳的英雄敘事詩《希爾德布蘭特之歌》。德國短歌（Lied）也同《埃達》短歌（Lied）形式相通。雖然在10至11世紀的100年中德國的僧侶多用拉丁文寫作，但日耳曼傳統仍然在德語的民間史詩中得到了延續，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由北歐神話和有一定歷史根據傳說混合而成的《尼伯龍根之歌》。

由此可見，作為西方文化重要因子的日耳曼文化根基是我們深刻理解這種文化的不可或缺的視角，是正確解讀歐洲文學的一把功能強大的鑰匙，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日耳曼文化的價值，在廣泛介紹、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儘快彌補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

參考文獻：

杜美《德國文化史》

劉利新《基督教與德意志民族》

楊慧林、黃晉凱《歐洲中世紀文學史》

林樺《北歐神話與英雄傳說》

塔西陀《日耳曼尼亞志》

約翰·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

霍爾頓《歐洲文學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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