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瓊（資深金融從業者）
《黑天鵝 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美）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美國2007年第一版，2009年重印，萬丹、劉寧譯，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灰犀牛 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美）米歇爾∙渥克著，美國2016年版，王麗雲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
“黑天鵝”事件指極其罕見，但一旦發生影響極其巨大、完全顛覆長期歷史經驗而事前卻根本無法預測的重大事件。
“灰犀牛“事件指我們本來應該看到但卻沒看到的危險，或者是我們有意忽視了的危險。
去年讀這兩本書，只是從經濟、金融風險的角度想“黑天鵝”和“灰犀牛”會是什麼，沒想到比經濟金融危機更可怕的是傳染疫病。
《灰犀牛》成書在後，書裡多次提到了《黑天鵝》，將“灰犀牛”和“黑天鵝”風險進行了對比。這兩本書挺相映成趣的。共同點是其實核心觀點很簡單，用了一堆理論和例子來闡述觀點，還好作者分析的思路和選的例子都有啟發性。我的最大感受是，其實哪有什麼真正的“黑天鵝”，都是“灰犀牛”。風險在預測到的人看來是“灰犀牛”，在沒預測到的人看來是“黑天鵝”。《灰犀牛》比《黑天鵝》寫得更實用、有指導意義，也更為全面和辯證。《黑天鵝》在提倡懷疑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方面有價值。
一、寫作目的和研究意義
當然是為了提示如何預防“黑天鵝”和“灰犀牛”風險，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黑天鵝》矛盾的地方在於作者認為黑天鵝難以難測，但如果真無法預測那豈不是沒法提前防範了嗎。這書風格挺神奇，展現了作者是一個特立獨行、思考獨到的人。比如虛構的葉夫根尼婭的故事，貫穿好幾章，將虛構故事和他想說明的道理揉和在一起，似乎很少有人以這種半文學的寫法來寫這種經濟類的書。感覺作者頗為自戀，充斥著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道。
他一開篇就定義黑天鵝的特徵“稀有性、極大的衝擊性和事後（而不是事前）可預測性”，書的副標題也是“不可預知的未來”。他舉了一個火雞被餵食然後被屠宰的例子，寫道“從火雞的角度，第1001天沒有餵食是黑天鵝事件，從屠宰者的角度卻不是，因為這不是意料之外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黑天鵝現象是笨人的問題。換句話說，它與你的預期有關。你認識到，
你可以通過科學或者通過開放思想消除黑天鵝現象（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人一樣，你可以運用科學制造黑天鵝現象，也就是讓人們相信黑天鵝現象不可能發生，於是科學就把普通公民變成了笨人。”那和他說黑天鵝的事後（而不是事前）可預測性有矛盾。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開頭都說是“黑天鵝”，還有個著名的“為什麼經濟學家們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問題。其實國際組織、經濟學家有預判到的（IMF和BIS在危機發生前，不斷髮出警告），採取了正確行動獲利的投資者也不少。學者中比較公認的有“末日博士”魯比尼，投資者有塔勒布、達利歐、索羅斯和很多做空次貸資產的人。《灰犀牛》中寫到了很多專家、媒體人提示次貸風險，“眾多的投資者，無論是個人的還是機構的，都看到了存在的問題。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及時採取了行動，然後毫髮無損地全身而退。其他一些人從本次金融風暴中牟取了暴利。高盛集團通過它從美國國際保險集團手中購得的衍生合同，在抵押貸款上賭了一把。金融風暴後，為數眾多的法律訴訟案件也說明：當時有多少公司看到金融風暴即將發生並且做空了它們正在銷售給客戶的證券。”
在《黑天鵝》新版補充的後記中塔勒布也寫道“下面我簡要討論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此次危機發生於《黑天鵝》出版之後，它絕對不是一個黑天鵝事件，而只是許多體系建立在對於黑天鵝事件的無知之上——而且拒絕承認黑天鵝事件而形成的脆弱性導致的結果。）”
《灰犀牛》指出各類組織中，特別是領導者們，普遍存在對風險視而不見或應對中存在的問題。“很多導致我們犯錯的動因在我們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過於急功近利、目光短淺、資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對風險的低估甚至是誤判。結果，無論世界上的預警系統設計得多麼精良，也無論它的聲音是多麼的驚天動地，我們都不能真正指望它去喚醒我們的領導者們，去促使他們做自己該做的事。很多時候，我們承認危機預警準確無誤，但是我們仍然會按兵不動，直到大禍臨頭，有時甚至是直到一切都無法挽回時，我們才會幡然悔悟。”“所有災難的發生，不是因為發生之前的徵兆過於隱蔽，而是因為我們的疏忽大意和應對措施不力。大多數的個人和組織都沒能做到積極有效地應對巨大的潛在危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幫助人們轉變思想，早早地發現遠處的灰犀牛類事件，在成功概率大的時候，就早做準備和預防”，當然，決策總是困難的，成本、收益、後果都有不確定性。“選擇正確的時間節點。無論是行動太早，還是行動太晚，都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雖然我們太早行動的可能性很小，太晚行動的可能性很大）。在分析是該行動，還是該等待的時候，要考慮機會成本的問題。”“
太早地對潛在災難威脅或者機遇做出回應和預防，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考慮到危機到來時間的不確定性和可利用資源的侷限性，從橫衝直撞的灰犀牛中找出最先攻擊的那一頭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要重新認識體制。我們自己早期建立的體制會阻礙我們如今適時、高效地防範危機，這就是我們面臨的難題。我們的政治和金融體制都是建立在金融動機和社會動機基礎上的，而且是著眼於當下的。結果，在時間和資源上，我們都沒有做任何的長期投入。所以，我們無法走到災難的前面去防患於未然。”對潛在威脅作出預防是否過度?米歇爾舉了一個加拿大卡爾加里市2012年耗資4700萬美元修建了一個標準極高的應急指揮中心的例子，建成後招致公眾各種批評詬病。而2013年就發生了加拿大史上損失最大的洪澇災害（直接損失60億美元），指揮中心發揮了作用，再也沒有人質疑它了。不過如果幾年不發生大災，估計要一直被質疑下去。還有1999年各國對計算機“千年蟲”問題如臨大敵，花了4000億美元去處理，到事後也不清楚是否各國反應過度還是正因為重視才沒出現問題。一個常見問題，要把防洪工程修得能抵禦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要不要“花費10億美元以避免50億美元的損失，而這件事的發生概率是1%”?“100年才發生一次，這只是一個基於統計數據的預測。它沒有說明的是，這個100年才發生一次的洪水是會在近期發生，還是在很久以後的未來才會發生。”實際上，很多地方建立的防洪體系都是高規格的。“加拿大第八大城市溫尼伯的紅河洩洪體系，是能夠抵抗700年一遇的洪水的級別。阿爾伯特省則把標準提升到對抗1000年才發生一次的洪水。荷蘭加固了防洪工事，對抗的是1250年才發生一次的洪水。”因為極端天氣的發生概率加大。這種成本的付出經常被證明是值得的，防患於未然勝於亡羊補牢。
危機之後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仍然無動於衷或措施不力，另一種是可能反應過度造成浪費。例如有人測算美國“9·11”之後的安檢投入每年造成200-3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但是，很多人認為這是值得的，或者，沒有人敢提出降低這些成本的建議。我想到的是銀行業在每個案件之後都會增加更多的流程所花費的成本。
二、關於流行性疾病
《灰犀牛》書裡列舉了各種灰犀牛式風險，不僅有不可持續的國家債務、顛覆性科技、氣候變暖，還有“另一個全球範圍的潛在威脅是流行疾病，其大範圍爆發的警示日益頻繁地出現，讓人們明白自己面對的問題是：不是全球範圍的流行性疾病是否會發生，而是何時發生。”
書裡有一節“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嗎”。對非洲來說，“埃博拉病毒危機的爆發和許多其他的灰犀牛式危機的爆發是一樣的，都始自人們的牴觸否認和拖延怠慢。對人們應對行動的評判就更加複雜了。問題的根源在於非洲根本沒有有效的健康醫療體系。導致埃博拉病毒暴發流行的原因不僅僅是醫學界要挑戰的難題：行政管理問題；顛倒的獎懲制度；不合理的資源配置；疾病監測應對機制的失敗；先是受惰性阻礙、後是受恐懼支配的決策過程；基層組織到國際機構的匱乏。”需要向驚恐萬分的人們解釋“
這不是人為製造的病毒，不是政府屠殺你們的陰謀，不是非政府組織的牟利行為”。流行性疫病古代通常被認為是天降懲罰，現代則總有陰謀論的解釋。“2014年年末，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埃博拉病毒給非洲西部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大概是32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損失來自貿易和經濟活動，同時，一萬多的死亡人數造成的人口損失還僅僅是個開始。據估計，如果事前建立一個疾病防控體系，其費用僅僅會是事後處理災難時全部費用的一半。”“我們的選擇本來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後花費重金補救’和‘事前任其發展’之間，但是事情往往都是會發展到這一步，因為我們的決策機制只有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刻才會運轉起來。”
對美國來說，“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和流感疫情很好地證明了‘情緒’是如何左右我們決策的。因為埃博拉病毒是新出現的疫情，所以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媒體大肆報道渲染，最終制造了歇斯底里的局面。社交媒體，大部分是在片面和錯誤信息的驅動下，造成埃博拉病毒引起的恐慌蔓延成災。但是，真正對美國人構成生存威脅的不是埃博拉病毒，而是典型的流感。根據美國疾病防禦和控制中心估計，只有40%的美國人接受了流感疫苗注射。”可是，“
通常，疫苗的有效率在60%-70%。但是，在2014年到2015年間，流行的流感病毒株發生變異的速度很快，流感疫苗的有效率只有23%左右。”“6000萬人感染，1.2萬人喪命，美國2009大瘟疫啟示錄”一文中寫“1976年，美國新澤西州迪克斯堡的一個陸軍新兵感染了流感病毒。從基因上分析，這是1918年H1N1病毒的變種。由於擔心災難重現，恐慌的福特政府做了最壞的打算，下令啟動大規模免疫計劃，全國高達4000萬人接種了疫苗。事後證明，這只是虛驚一場，病毒神秘地消失了。最終，只有200人感染，1人死亡。諷刺的是，那些倉促接種了疫苗的人，有很多出現不良反應，25人因此喪命。”這就是防範過度的風險。但不到事後，很難評估是否行動太早或太晚、不力或過度。
這次新冠肺炎，也是大家都覺得是“黑天鵝”，但看看歷史才發現，原來傳染病和經濟金融危機一樣是“灰犀牛”。時不時就會爆發，只是何時爆發更難以預測，但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疫機制體系隨時可以響應。
三、關於預測
《黑天鵝》對所謂專家的預測是持比較否定的態度的。這根植於塔勒布對世界的看法。他認為“我們的世界是由極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發生的（以我們現有的知識而言非常不可能發生的）事物所主導的。即使我們取得了知識上的進步和成長（或者正因為這種進步和成長），未來仍會越來越不可預測。”我覺得這是由於技術進步的原因，社會變動加劇。“手機就曾經終結過我們所熟知的世界”（《灰犀牛》引奧林奇語）。塔勒布不信什麼專家。他認為“在受到黑天鵝事件影響的環境中，我們沒有預測能力，並且對這種狀況是無知的，這意味著雖然某些專業人士自認為是專家，但其實不然。儘管他們有經驗和數據，但他們並不比普通大眾更瞭解相關問題，只是更善於闡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於用複雜的數學模型把你弄暈而已。”“我的夢想是實現一個真正的理想國——一個沒有專家錯誤、預測錯誤、驕傲浮躁的社會。”這個夢想也太不現實了。
塔勒布通過邏輯分析和援引他人研究說明準確預測的不可能，特別是引用泰洛克作的一個關於預測的實證研究發現，“一個人擁有博士學位或學士學位是沒有區別的。發表文章眾多的教授相對於記者沒有任何優勢。泰洛克發現的唯一正常的事實就是名望對預測的消極影響：擁有高度名望的人比沒有名望的人預測得更糟糕。”看到這不禁失笑。不過，這個實證研究畢竟範圍有限，是否有名的人比沒有名氣的人預測得更糟，也取決於選擇的樣本吧。我認為總體來看有名望的人的水平，分析問題的框架和深度還是超過一般人的。但他們是否就能預測得更準確就不好說了。有些有名望的人是浪得大名，或者在有了名聲（對某個專業問題確實研究得很好）之後膨脹，在不熟悉的領域也隨便指點江山，或為某種利益而發聲，或者“語不驚人死不休”。
《灰犀牛》則對預測較為正面。米歇爾也列舉了對預測的不同看法，例如2013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尤金·法瑪和羅伯特·席勒對預測的觀點就相反。“這些關於人類預測能力的觀點雖然相互矛盾，但提高了我們越過牴觸否認階段、正確應對灰犀牛危機的能力。如果我們不具備成功預測危機的可能性和能力，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正確應對危機”。書裡寫了一個連續34年（1985-2019年）每年1月發表年度意外事件列表（Ten Surprises List）的人——黑石副董事長拜倫∙韋恩（Byron Wien）。作者說“他的預測列表是我每年最願意讀到的信息之一，因為他給我們一種全新的理念——挑戰傳統智慧。拜倫·韋恩預測十大驚險事件列表的價值在於他能找出人們的共識並且改變它。通過對流行觀點的質疑，他讓我們看到了那些
就擺在我們面前卻未被發現的可能性，多數時候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我們不願意睜開眼睛或是與大眾背道而馳。”我查了一下韋恩2019年1月發佈的2019年預言，第一條說因為世界經濟走弱，美聯儲停止加息。這對了。第六條說英國3月29日達不成脫歐協議，梅姨認為換領導也不能更有幫助，因此還繼續留任。前半句預測對了，後半句錯了。因為認為預測有價值，米歇爾也相信遠期計劃的價值。《灰犀牛》中寫到過去公司制訂5年或者是10年規劃，現在2到3年的規劃都被看成是長期了（但更長期的規劃是戰略的必要組成部分）。稻盛和夫認為，從大局出發，著眼於未來的遠期目標，才能克服眼前危機帶來的短期壓力。孫正義為軟銀製訂了為期300年的商業計劃，為保障300年計劃的實施，制訂了30年計劃，取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功。百年創意諮詢公司的馬克·默滕斯說，“我們當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從現在開始向前思考10年。但是百年思維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種途徑，一種思考未來可能性的途徑。”“短期的目標代表著擺脫現實困境的生存方法，而遠期目標代表著激情以及生存的真正原因。各種公司都可以用百年的視角，而不是季度標尺，去發現新的商業機遇，並且減少現實風險。”格林斯潘說，“預測雖然時有失敗，卻從未被人們放棄，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事件進程預見得越多，就越有能力為應對這些事件做好準備。”還是需要提升我們預測預判的能力。不能全然相信專家的預測。最好是要有系統性的學習建立自己的思考框架，同時參考不同觀點的專家意見，形成自己的判斷。
四、危機的應對和解決
《灰犀牛》書中對灰犀牛性質的風險事件實踐發展的五個階段概括得很有普遍性。很多話值得摘錄：
第一個階段是“否認”階段（為什麼我們看不到犀牛群？為什麼我們不能避開它們的奔襲路線?）。
“人類本性、政府體制和社會體制都在力求維護現狀以及人們對未來的美好預期”，‘否認’情緒是許多災難之前和之後一種最普遍的現象。”卡珊德拉，或者王小波寫的花剌子模信使，總是不受歡迎的。“人們寧願和大家一起犯錯，也不願成為唯一正確的那個人。”“原因涉及無意識的傾向性、任性的執念、誤判和其他更加過分的邪惡動機：個人利益和惡意動機，促使人們任性地否認危險信號的真實性，或者有時候是非法地欺騙、矇蔽大眾，致使其無法看到明顯的危險信號，無法做出適當的回應。”“組織理論學專家伊恩·米特洛夫描述了一項導致我們走向固執愚昧的自我保護機制：拒絕（低估可能的損失）、理想化（認為不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自我膨脹（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阻止危機發生）、推卸責任（把災難的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自以為是（降低可能性）、盲目（想象損失會很有限）。”有必要的專家群體、組成多樣化的領導層能使組織融合各方觀點、增強領導力，更早看到風險。
謝爾曼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弗蘭克·布朗在回答“在不同國家發現和應對各種危機的過程中，文化影響的程度有多大？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會不會因為文化障礙，於是不同程度地否認危機的存在？”時指出：主要問題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決策時文化對決策群體的影響。群體成員越是多樣，其決策就越好。一個一致的、等級嚴格的團體不可能像其他團體那樣有效地應對機遇和挑戰。經濟學者諾瑞娜·赫爾茨寫道“無數的實驗和研究表明：當積極鼓勵團隊成員公開表達他們的不同觀點時，他們不僅會分享更多的信息，而且會更加系統地思考，從一個更加平衡而不是偏激的角度看待問題。”“刻意促成人們去無視危險的另外一種手段是篡改數據。”各國政府都很容易出現這個問題。比如“2010年，當世界知道希臘一直在通過高盛掩蓋其真實的債務負擔時，希臘的金融危機就更是雪上加霜了。”“為了掩飾2001年債務拖欠之後的經濟問題，阿根廷政府開始採用強硬手段操縱經濟數據。更為驚人的是，政府威脅會罰款或起訴任何敢於公開統計數據的獨立經濟學家。”因此，為了防範風險，“
要建立一個適當的體系，讓它能在事故發生的時候拉響警報。為此，方式之一就是要確立一個獎勵機制，獎勵那些機警的人、發現問題的人。”“為了避免災難的發生，挺身而出、犧牲自我，無論是作為公司的一部分，或是世界上的、一個國家裡的、一個社區裡的居民，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這樣的行為都是需要很大勇氣的。”第二個階段是“得過且過”階段（為什麼我們已經看到犀牛群衝來卻仍然不躲避）。即想方設法把問題推給將來。
“錯誤的思想動機和對個人利益的誤判會極大地助長我們抗拒行動的自然天性。”“我們之所以得過且過，是因為體制設置上的嚴重缺陷，人力財力資源的嚴重匱乏，領導能力嚴重低下，優先處理看似嚴重的問題時阻力困難太大和缺乏強烈的責任感。我們得過且過是有認知上的根源的，例如對於危機的錯誤認識，對於危機的錯誤解讀和缺乏針對有效信息採取行動的動機。”“非理性化的動機在我們的金融體制和政治體制中早已根深蒂固，造成這兩個體制一直以來只著眼於短期的利益和選舉，以犧牲長遠利益 （並且極有可能是更大的利益）為代價，去鼓勵人們得過且過。但是，自相矛盾的是，成功地阻止危機的發生並無任何讚譽和好處。例如我們的文化中有一個叫作卡珊拉罪行的東西，即喚醒人們的危機意識，阻止危機的最終發生，結果就是引火燒身。如果有足夠多的人得到了你發出的信息，聽從了你的勸告，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那麼你所預言的事情就不會真的發生了。你將會‘被戴上枷鎖，遊街示眾’，接受大眾的批評，因為你的預言失敗了。”“組織機構在應對危機、採取措施方面的表現更是差強人意。官僚主義的體制無法培養出官員的責任感；組織機構的文化氛圍容易滋生極度厭惡冒險的情緒，同時會削弱個人責任感。”“我們需要改變金融和政治獎懲體制，清除妨礙人們積極行動的因素。”“信息可以產生強大的變革動力。利用非常透明的體制來對待問題，提高不作為者應該付出的代價。”
解決這一問題有很多難點。管理理論家羅納德·海費茨和馬蒂·林斯基的“調適性領導力”理論探討了如何尋求合適的方法，讓人們能夠感受到處理面臨的挑戰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在
調動熱情的同時讓緊張和衝突不至於升級，仍然在可控的範圍內。“熱情必須在可控的範圍內，太高會失控，太低會轉變成不作為。”整個社會如何看待變革，如何選擇變革的起始時間，採取漸進式還是激進式變革方案，面臨一系列重大的抉擇。
第三個階段是“診斷”或“猶豫不決”階段 （解決方案是對的還是錯的）。
灰犀牛式危機的分類：“危機一：人們廣泛認可它的存在和危險性，而且很清楚解決方案是什麼，但就是在談及行動時心不在焉；危機二：是一種真正的危機，或者說是隱藏得更深的危機，是一種本質上的危機；危機三：人們廣泛認識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它，所有的解決方案看起來都不太合適；危機四：新出現的危機，它的存在讓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可能；危機五：根本解除不了的危機，其所造成的損失是由於我們不肯放手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或是過時的事情。”還有多米諾類危機，會催化並加劇其他的危機。當然，危機可能有很多種分類。作者舉的例子，危機一，比如氣候變化，大家都希望把責任推卸給別人。危機二，比如“不平等”、貧富分化問題。危機四，比如新技術的顛覆性力量，跨界顛覆。多米諾類危機，如美國次貸危機。
認識到了危機也不容易解決，因為各種方案都各有利弊，決策常常陷入兩難。“在難題階段，我們經常是在治療各種表面症狀，而不觸及根本病因。”“在對的時間做出對的事情是一項雙重挑戰。如果過早採取行動，那麼就必定會浪費投資；如果過晚採取行動，那麼必定會非常被動。”行動的時機、力度都不好把握。
對中國來說，宏觀槓桿率高的風險是灰犀牛之一，近似於危機三，“人們廣泛認識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它，所有的解決方案看起來都不太合適”，有人還總結出“金融政策不可能三角”，指以下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獲得：1、去槓桿；2、實體經濟融資順暢；3、金融機構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灰犀牛》中寫道，“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當它們試圖在通貨膨脹和泡沫、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這兩個完全對立的灰犀牛式危機中進行選擇的時候，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你能從其他的、相關的因素角度出發看待問題，其結果可能會大不相同”。的確，如果只從金融角度看問題，加槓桿和去槓桿的難題可能無解。怎麼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效才是關鍵，才能逐漸化解風險。
新型肺炎疫情，可以歸為危機四，“新出現的危機，它的存在讓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可能”。和它相比，以前我們擔心的經濟金融風險似乎都不算什麼了。它又加劇了原來的風險。 比如上面說的高槓杆率問題，中國的企業槓桿率本來就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風險面前較為脆弱。解決辦法只能是政府加槓桿。2019年6月末，日本的政府槓桿率全球最高，204%，美國96%，歐元區86%，中國52%。政府還是有加槓桿的空間，只能財政出錢保企業穩民生，以時間換空間了。日本政府槓桿率那麼高，也照樣也能過下去（當然日本有一些特殊條件，以內債為主，債務利率低等，一些利率高、外債多的發展中國家是扛不住這麼高的政府槓桿率的）。
要勇於嘗試。“你不會總是一次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每一次錯誤都是通往正確答案的必要過程。有時候，那個當時看起來是個錯誤的舉動，可能其實正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
第四個階段是“恐慌”階段（災難迫近時的決策）。
“在該階段的表現完全取決於我們之前所做準備工作的多少；取決於我們對於不同類型危機的見證次數和我們在歷次同類型危機中的表現；取決於我們有機會思考自己可能獲得的機會時表現如何；取決於在我們‘得過且過’和‘猶豫不決’兩個階段裡，浪費了多少機會，或者說還剩下多少機會可供我們利用。”
“儘管恐慌情緒會影響我們的決策過程，但是這種情緒也能起到一個好的作用，即激發我們進入行動模式。人們常常說，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在同惰性做鬥爭並且試圖改變局面的時候，我們就會遇到這樣的黑暗時刻。有時候，恐懼情緒是我們去讓領導者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的唯一途徑。”
對很多反覆發生的危機，需要建立一套預警體系，並預先制定、認真演練應對步驟。不同性質的危機情況有同有異。“錯誤的海嘯預警會引起很多不便，但不會讓人們損失生命和財產；相反，錯誤的金融危機預警，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性質的預言。這兩個領域裡的預警有一個共同點，即如果人們忽略了正確的預警信息，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第五個階段是“行動”階段（頓悟之時）。
到了你開始行動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經錯過最佳行動時機，但是，現在開始勝過下一刻開始。作者提了幾個行動的建議：測量。記錄問題的程度級別，能讓我們更好地找到應對的準確辦法。分而治之。如果你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那麼就應該選擇你能解決的那一部分。同理，你應該把決策分解成一個一個小的、詳細的、有效的單元——國家中的州、州中的一個城市、整個行業中的一個公司、整個公司中的一個部門。把危機定義成機遇。我們的認知傾向會驅動我們對有利可圖的事情開展行動，即我們不會單純為了避免問題的發生而採取行動。總是要有一些戲劇性事件才能促使人們行動。但是有時候，一點點改變，就能取得重大的成功。
危中有機。“幾乎所有的危機在給人們帶來傷害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尤其是對於那些能夠有遠見和行動力，早早建立起應對方案的人來說。我們必須認識到危機問題的這個獨特之處，並且把它們作為機遇來面對，這樣才能做到不僅僅躲避災難的襲擊，而且能從中受益。”“多數情況下，灰犀牛看起來是潛在的危機，但更多時候，它們都是中性的事件：一個好和壞的綜合體，其結果完全取決於你的認知角度和發現機會為自己牟利的能力。”米歇爾舉了很多從危機中發現機會的例子。本次疫情同樣帶來一些變化和商機，比如線上辦公軟件的大規模使用。
米歇爾指出，遭受災難打擊和成功躲過災難，這之間的區別有戰略部署、領導才能的原因，也有環境的原因和運氣的原因。的確，有時運氣也很重要。不管危機怎麼結束的，危機都是“一次不可浪費的機遇”。但有很多危機都被浪費。
原來讀的時候，我聯想的全都是中國的經濟問題。現在看，代入的全是應對新冠肺炎的過程。
五、西方民主體制下的問題和共性的問題
我們對於政府在防範風險和應對危機中的表現抱怨和詬病很多。但在西方民主體制下也不可能完美，各有各的問題。
《灰犀牛》指出，“在亂糟糟的民主體制內，一個少部分人的團體只要經過一番謀劃，就能夠顛覆大多數人的意願。民主體制也很難做好調和利益衝突的工作”。
《灰犀牛》批判了民主政府在投入基建決策上的困難，明明看到了基建不足的風險卻行動遲緩，因基建不足導致的顯性和潛在損失很嚴重。“美國的最大經濟風險是其不斷老化的基礎設施，但是改善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特朗普決心要投入基建也沒錯。米歇爾表揚“中國政府是在為未來的發展建設基礎設施，而不僅僅是為未來的增長保留土地。”的確和西方相反，對基建投入，我們擔心的是過多而不是過少，過於依賴基建投入的刺激，造成負債過多和設施利用率不高。
還有一些問題是人性的共性問題。 “包括最司空見慣的拖延症；關於敲響警鐘的文化禁忌；我們渴望非常正面的成果，無視可能的負面結果；集體意識，或者是對流行權威和學說的不斷強化，無視對我們逐漸認可的理論可能會構成威脅的各種信息。”
所以很難做到未雨綢繆。《黑天鵝》裡寫，“所有人都知道預防比治療更重要，但預防只得到很少的獎賞。”《灰犀牛》裡寫，“我們都明白，越早著手，就越容易解決問題，而且成本越小：未雨綢繆遠勝於亡羊補牢。這樣的理論可以追溯到醫學之父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一分的預防遠勝於十分的治療。”各國都有這意思的名言諺語。“這些格言雖然在理論表達上堪稱完美，但總是不能被付諸實踐。在影響我們思想和行為的那些人類劣根性裡面，慣性是強大的一個，能阻止我們跳出固有的思維行動模式。”“無論我們曾有多麼美好的初衷，多數情況下，我們面臨災難威脅所採取的行動，都發生在已經避無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時候。”另一方面有些災害到來的影響之大超過預期。“很多時候，無論做多少準備工作都是遠遠不夠的。”
有的領導者睜著眼睛說瞎話也屢見不鮮。比如2013年，格林斯潘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還說，“所有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政策決策者”都沒看到這場即將發生的災難。這是典型的為自己推脫責任。
六、一點思考
新冠疫情下，現在所有人都是難熬的，不知何時才能過去。匯豐銀行亞太區前主席艾爾敦說：“每一代人最大的自欺欺人就是認為他們經歷的是最艱難的時期，而過去時代面臨的困難都要相對容易。”因為當下的困難總是感受更為強烈。比如口罩等防疫物資的短缺。這是因為特殊時期平常的需求量和現在完全不能比。而中國人連生活必需品都不能敞開供應的時代其實也並不久遠。比如1994年才取消糧票和油票，實行糧油商品敞開供應。我們大多數人，的確沒經歷過什麼大風浪。危機確實會造成不少嚴重的後果，積極應對的同時，也需樂觀淡定，減少不必要的恐慌焦慮。
在應對危機中，大家看到相關部門和機構應對失當容易失望。《灰犀牛》揭示了這可能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人類永遠面臨各種各樣、嚴重程度不同的危機，除了經濟金融危機之外，還有空氣汙染、土壤汙染、乾旱、自然災害、老齡化……應對這些危機中，總會有各種不足之處。不僅有體制機制的問題，也有人性弱點的問題，比如逃避問題、推卸責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機制，“一個讓自己不會再次陷入困境的機制 ”。有了機制也不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改進永遠在路上。借用《灰犀牛》中安東尼奧·阿莫林的話“我們還沒有取得任何勝利。我們只是正在贏得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但是戰鬥不會停止，始終是存在的。”除了體制機制，還有個人能力的問題。例如同樣的體制機制下，不同的領導者表現出來的應對水平差異極大。人，是主觀能動性最大的變量。人類社會一直是在各種慘痛教訓之後，慢慢吸取教訓而改進，變得比以往的社會更為文明進步。但願這次也是一箇中國完善社會治理、再出發的契機。(本文轉自公眾號“玉鑑瓊田”，已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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