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標題《經濟學家是世界的醫生》，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是否應當限制科技巨頭對初創企業的收購？碳稅應當全球統一還是對發展中國家優惠？梯若爾認為，這些問題早已在經濟學界內部取得相當共識，急需公眾理解。

記者/劉周巖

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

在上海見到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時，他說自己原本應當參加經合組織（OECD）的一場關於反壟斷問題的會議，但因法國近期大罷工導致的交通癱瘓而無法前往。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主動提起法國的抗議活動和此前的“黃背心運動”。“你不可能要求更多的財政投入到補貼項目，同時減免稅收，這違背常識，總得做出選擇，但人們就是兩者都想要。”梯若爾顯得頗為無奈。

12月21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自己生日這一天，宣佈成為法國曆史上第一位放棄卸任後法定退休金的總統，試圖平息這場199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勸大家至少在馬上到來的聖誕節休戰，否則全國交通癱瘓的狀況持續下去，人們將無法回家過節。“罷工行動是正當的，受憲法保護，但我認為，在一個國家的生活中，出於對家庭生活的尊重，適時休戰是好的。”馬克龍表示。而這一輪罷工的導火索，是法國政府試圖延長退休年齡——62歲退休但需工作至64歲才能領取全額退休金，新政策僅適用於1975年或以後出生的人。

在梯若爾為大眾所寫的《共同利益經濟學》（中文版近期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他用專章分析了法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指出“法國人的退休年齡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都要低”。梯若爾認為此前法國政府的許多“速效措施”早已被證實無效甚至起反作用，而一些民眾想當然的措施從經濟學角度也行不通，例如通過減少工作時間而增加其他人就業機會是“一項錯誤的解決方案”，保護主義則是“另一項錯誤的解決方案”，延遲退休年齡是法國勞動力市場制度改革必經之路，但人們不願意接受。儘管在201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他被視作整個法國的驕傲——時任總統奧朗德和總理瓦爾斯稱他的獲獎是“對反法情緒的莫大嘲諷”，但梯若爾卻發現，自己作為經濟學家和法國民眾在許多政策問題上的“雞同鴨講”，多年來沒有什麼變化。

“我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甚至會有人在大街上攔下我，說：‘嘿，你能不能寫點我們也看得懂的東西？’”梯若爾說，有感於人們對經濟學的陌生——許多人對經濟學的認識仍停留在“理性人”假設，他寫作了《共同利益經濟學》這本屢獲大獎的公眾讀物，概括自己多年研究和對宏觀經濟學問題的見解——雖然相比於一些標榜“通俗”的讀物，這本書的篇幅和論述仍顯得相當嚴肅。

出生於1953年的梯若爾在法國接受了工程和數學教育，於1981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幾年後因為“不希望孩子不會說法語”而回到祖國，參與創辦了法國圖盧茲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並任院長至今。早在20餘年前，梯若爾就被稱作“天才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界，讓·梯若爾是不需要人介紹的。”同行中甚至流傳著這樣的玩笑：因為梯若爾能夠在太多不同的研究領域以極高頻率發表開創性論文，人們懷疑“梯若爾”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共同以“梯若爾”為筆名的傑出經濟學家團體。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眾望所歸地授予了梯若爾：終於不是美國人獲獎了，而且罕見地一人獨享當年獎項。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埃林森（Tore Ellingsen）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到選擇梯若爾是否有什麼困難，他回答，困難僅僅在於“梯若爾因為哪方面的研究而獲獎”。

最終，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給他的頒獎理由是“對市場力量及其監管的分析”。反壟斷一直是梯若爾龐雜研究的重點，在梯若爾之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會尋求適合所有行業的簡單的總體政策規則，如為寡頭設定價格上限、禁止競爭者之間串通等，但梯若爾通過其複雜分析證明，這些監管規則只在特定狀況下有效，而在其他情況下則弊大於利，因此，最佳的監管政策應該審慎地適應各個行業特定的狀況。目前，壟斷又以新的形式產生了——那些科技巨頭。對他們的分析成為梯若爾的關注重點。

採訪中，梯若爾反覆提到，雖然經濟學很複雜，其思考方式天然與媒體或大眾的信息需求有牴牾之處，但如果人人都能多嘗試著認真對待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經濟學家們並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樣在重大問題上爭吵不休，實際上已經達成許多共識——許多看似棘手的問題其實都還很有希望。

平臺經濟時代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近期的演講中提到，平臺經濟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的特徵，那些影響力最大或衝擊舊有經濟最多的公司，其本質都是不同領域的“平臺”：谷歌、亞馬遜、優步等。平臺經濟出現的背景是什麼？

讓·梯若爾：按市值計算，全球前五大公司都是雙邊平臺型企業：蘋果、谷歌、微軟、臉書和亞馬遜。中國民眾也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阿里巴巴、騰訊，都是平臺。平臺的興起和我們身處一個數字化時代密不可分。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源自發明新產品，如果你能以更低成本生產它們、降低交易成本（例如運輸成本、關稅等），就能更高效地開展貿易。數千年來，我們的祖先擔心的是如何找到貿易伙伴。然而現在將共享信息或數字產品從地球一端發送到另一端的成本幾乎為零，我們面臨的問題成了如何在數百萬夥伴中找到最符合我們期望的那一個，我們擁有幾乎無限的信息來源，但只有有限的時間去處理和理解它們。最重要的交易成本不再是物理運輸成本，而是評估銷售什麼產品、選擇與誰做生意以及溝通成本。因此，那些通過紛繁複雜的後臺撮合，幫助我們在這些層面降低成本的中介和平臺，站在了經濟活動的核心位置，你可以說這是“注意力經濟學”。

平臺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有兩類用戶，無論易貝（eBay）、繽客（Booking），或利用閒置資源的共享經濟如愛彼迎（AirBnb）、優步（Uber），還是買賣雙方不直接接觸的貝寶（PayPal）、美國運通等支付平臺，都是一個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s）。需要說明，平臺並不是數字時代的特有現象，而是組織模式的選擇，傳統經濟中果蔬市場也是平臺企業，只不過數字技術使平臺無處不在。

三聯生活週刊：這些新的平臺公司構成了新的壟斷，甚至比舊有的壟斷更甚。傳統的水利、煤電、通信等壟斷往往侷限於一國之內，而現在谷歌、臉書等成為全球性的統治性市場勢力。這些新型壟斷是否對傳統監管政策提出了挑戰呢？

讓·梯若爾：這些雙邊平臺確實顯現出傳統競爭監管政策的軟肋。競爭法中的許多傳統規則已不再有效，例如通過對市場價格進行監管。平臺方有時會在市場一邊設置非常低的價格或免費，例如你幾乎是免費在使用谷歌和信用卡支付的服務——這在傳統市場被視作掠奪性定價，另一面對市場另一方如廣告主制定高價——傳統上這被視作濫用市場勢力，但這其實是雙邊市場不同尋常的特性導致的。

然而認為雙邊市場涉及的領域就是“法外之地”則是大錯特錯。不同於傳統壟斷，平臺有時會令競爭者而不是自己的消費者買單。例如歐洲一些國家限制酒店預訂平臺繽客設定“最優價格保證”——在繽客上訂房價格不高於其他渠道。可是平臺收取的額外傭金成本仍然存在，酒店就將這部分費用加到那些不用繽客的消費者身上。再如，優步顯然創造了附加價值，可是當它抽取司機交易額20%或25%的時候是否還合理，平臺會不會成為了“寄生蟲”？實施完全的自由放任或草率監管都是不妥的，需要進行全面經濟學分析。

三聯生活週刊：一些數字巨頭的負面效應已經在民眾中醞釀不滿情緒。例如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就鮮明地提出，如果她當選，要拆分臉書一類的大公司。這是可行的嗎？

讓·梯若爾：我並不贊同，拆分並不是解決之道。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信息技術的高度集中並不意外，用戶最終會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一兩家平臺上。一個原因是網絡外部性，即我們需要與交流對象處在同一個網絡內，我用微信，是因為大家都用微信，反過來又彼此促進。另一個原因與“規模經濟”有關，如果有兩個平臺，一個一年只有2000次搜索請求，另一個有2萬億次搜索請求（如谷歌），兩者設計一個搜索引擎成本大致相同，但能向廣告商收取的費用有天壤之別，所以在線經濟往往是“贏者通吃”。

三聯生活週刊：那難道說壟斷是不可避免的了嗎？監管能有怎樣的入手點？

讓·梯若爾：需要關注的是競爭是否仍然正常，這是反壟斷監管的核心。市場必須是“可競爭的”（contestable）。一定時間內的集中不可避免，但它們可能在未來被新的公司取代，這就讓創新繼續發生、不合理利潤一定程度被避免，進而對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好處。現在的一大問題是，這些科技巨頭會收購許多初創公司——它們未來的競爭對手，這是應當加以限制的。類似的現象也存在於製藥企業，大企業頻繁收購進行類似研究的小型實驗室。這對監管部門是巨大的新挑戰，因為被收購的初創企業在研發和盈利方面做出的成績還不足以和這些巨頭形成事實上的競爭，而這恰恰是以往監管部門的認定標準。

三聯生活週刊：今年，臉書提出要發行全球貨幣Libra的設想，它們聲稱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因為臉書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世界的信息基礎設施，有能力推動一種獨立的、穩定的數字貨幣，更好促進經濟發展。這些科技巨頭有著從更根本層面改變世界經濟的野心，你怎麼看？

讓·梯若爾：我明確反對Libra。我們已經有公共貨幣了——美元、歐元、人民幣等，事實上它們做得已經相當不錯了。或許在委內瑞拉貨幣問題一團糟，但大多數地方不是。Libra宣稱和已有貨幣掛鉤，本質上就成了一種債券。前車之鑑，類似的穩定數字幣Tether（USDT）也曾經這樣宣稱，1Tether等於1美元，但顯然未能實現承諾，近期被訴訟。私人機構的控制會帶來一系列監管問題。有些根本性的經濟設施，我認為由公有部門控制更好，而不是交給私人公司，因為它們考慮的東西會不同。順便一提，我也不喜歡比特幣——雖然它和Libra是兩碼事，那是純粹的泡沫。

三聯生活週刊：中國獨立地發展出了百度、騰訊等一系列本土化數字巨頭，如果它們進入全球市場，是否也是對谷歌、臉書等公司壟斷的一種制衡呢？不過似乎許多西方國家對此並不熱衷。

讓·梯若爾：西方擔心的問題，是它們在全球經濟活動中不夠獨立。

變化世界中經濟學家的角色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經說自己是“狐狸型”的經濟學家——通曉很多事情，將分散的知識串聯起來並開創新的研究領域，而不是“刺蝟型”的經濟學家——終其一生只研究某個問題並且有著強烈鮮明的觀點，而媒體更垂青刺蝟型專家。作為一隻“狐狸”，什麼使你決定走出專業領域，更多向公眾發聲？

讓·梯若爾：我們今天的時代，是一個需要不斷對抗失序的世界，特朗普、英國脫歐，這股民粹主義浪潮不喜歡經濟學，不喜歡經濟學家——事實上不喜歡一切種類的專家，事實和真相已經不再重要。但越是如此，經濟學家的責任就愈發重大。我們需要去解釋我們在做什麼。如今世界處在許多危機之中——氣候變化、勞動力市場挑戰、十字路口的歐洲、金融危機等，我在某種程度上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經濟學是能提供解決方案的。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倡導政策方面付出最大努力的是什麼議題？

讓·梯若爾：氣候變化，但也可以說是最大的失敗。從25年前我就主張各國徵收足夠高額度的碳稅（carbon tax），到今天只有瑞典一個國家這麼做（對家庭按照每噸二氧化碳100歐元水平徵收）。也有幾個其他國家徵收一些溫和的碳稅，但其碳價遠低於使升溫保持在1.5～2攝氏度以下所需水平，例如法國2015年對化石燃料徵收每噸二氧化碳14.5歐元的稅款，這是遠遠不夠的，然而法國人遊行抗議這一稅款。如果排放要付出成本，那麼人們就會減少排放，這是經濟學中很清楚的激勵原理，可是現實中無法做到。

三聯生活週刊：為什麼在氣候變化上實現進展這麼難？國際社會也有許多減少碳排放的努力，為什麼你認為從經濟學角度是有缺陷的？

讓·梯若爾：自願承諾式的減排，以及《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峰會、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等充滿博弈的談判已經被證明收效未能達到預期，有太多顯著缺陷。從長遠來講，使升溫保持在1.5～2攝氏度以下，對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和經濟都有巨大好處，但這需要協作。可是眼下每個國家採取行動時都考慮自身利益，同時希望佔別國一點便宜，“搭便車”，或在談判中採取“現在越敷衍、將來就越佔優勢”的策略。許多看起來很美好的清潔發展機制也疑點重重，例如一個地方出臺保護森林的項目，卻可能導致木材供應市場的變化，從而促進其他地方加速砍伐木材。對經濟學家而言，氣候變化就是一場公地悲劇，主要原因是世界上不存在一個超越主權國家的權威機構，能夠採納許多經濟學家早已達成共識的建議。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向來主張，強制將經濟主體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內部化，也就是“汙染者付費”。既然所有二氧化碳分子造成的邊際損害都相同，那麼無論排放主體、地點、方式，都該執行全球統一的二氧化碳價格。也就是要麼設定世界性統一碳稅，要麼進行排放權交易，通過免費或拍賣方式分配相應排放權（總量目標首先確定），然後排放配額可以自由在市場中交易，市場供需關係自然會決定出一個統一碳價。

三聯生活週刊：把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讓其在國際市場上流通，供需關係會自然調節，從經濟學原理上是很清晰的，但許多新興國家認為這不公平，發達國家首先發展了並造成那麼多汙染，現在卻要求所有人執行同樣的排放成本，事實上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

讓·梯若爾：不平等問題既存在於國家內部，也存在於國家之間。事實的確如此，但不應阻礙我們實現環境目標。為解決不平等問題而放棄碳定價的做法極不明智——這就如同按照成本的十分之一制定電價或是因窮人吸菸多就取消菸草重稅。而且只在發達國家採用高碳價的作用有限，因為它們會將生產轉移到海外那些碳成本低的國家，新興國家必須讓其居民和企業接受真正的碳價。至於公平性問題，我個人認為最好是由富國給予貧窮國家一次性財政轉移支付。

三聯生活週刊：人們也會抱怨，經濟學家對一些重大問題並不能做出好的預測，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你怎麼看待經濟學家在危機預測上的作用？

讓·梯若爾：經濟學是科學，但遠遠不是完美的科學，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信息有限。我有個比喻，經濟學家就像是醫生——一方面是可以給危機重重的世界開出藥方，另一方面是對準確預測的無能為力。你的醫生可能告訴你，因為你吸菸太多、不運動或其他什麼原因，你可能會患上心臟病。但你如果問，心臟病是明天發作，還是哪年哪月哪日發作，他沒辦法告訴你了。金融危機也是一樣，經濟學家更適合識別導致危機的可能因素，而不是危機是否發生、什麼時候發生。

三聯生活週刊：在你的書中對法國政治多有批評，例如在勞動力市場等問題上，政客受到民眾情緒影響出臺短視的、違背經濟學規律的政策。在當今世界，你覺得哪個國家在經濟政策方面是榜樣？

讓·梯若爾：

至於榜樣，或許北歐國家做得相當不錯，在福利制度和發展之間的平衡這方面。但我也想說，沒有哪個國家永遠是榜樣，即使因為高速發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不代表其制度必然具有優越性。例如日本，從戰後一直到90年代，人們都視其為榜樣，然而一旦危機發生，評價立刻變化了。

三聯生活週刊：關於中國經濟，你認為主要挑戰是什麼？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進入“L形”時期，人們似乎還不能一下適應。

讓·梯若爾：

中國仍面臨著許多挑戰：實現全面脫貧並構築安全網、打擊腐敗和消除不平等、縮小國有部門規模（政府須是一個強有力的監管者，而不是一個全能的經濟活動參與者）等。其中，完善福利制度是很重要的，一個已經相對富裕了的國家自然應當提供更好的保障，不過是否有充足的資金支持一個可持續的養老和醫療體系，我想這是接下來要面對的挑戰。

（實習記者祝燁臨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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