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東亞合作是中國大國外交重要抓手
何亞非，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南京大學華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級顧問
2020年伊始，世界風雲變幻，美國進入大選年，英國正式脫歐，中國遭受新肺病毒襲擊，中東局勢持續動盪，以“美國第一”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繼續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世界貿易組織名存實亡，國際合作岌岌可危。
無論從雙邊還是多邊外交角度看，中國的大國外交都面臨嚴峻挑戰。從中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發展戰略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兩個維度的大局看，促進東亞合作、建設東亞共同體對於中國外交至關重要，可以成為中國破解地緣政治和全球治理難題的重要抓手。
東亞合作和共同體建設涉及中日韓三國雙邊和多邊關係、三國與東盟的關係（10+1、10+3）、三國與美國等域外國家的關係，涵蓋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諸多方面，可謂錯綜複雜、盤根錯節，困難與機遇共存。
2019年12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來源：新華網）
一、近兩年三國關係互動表明，中日韓對地緣政治和區域合作走向存有分歧，但同處跌宕起伏世界政治經濟大變局使三國對地緣政治風險、世界經濟下行、全球治理體系分崩離析感同身受，都把目光投向東亞，希望加強地區合作以“抱團取暖”，共同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挑戰，有一定共識和緊迫感。這是深入思考、積極探索東亞合作和共同體建設的基礎。
（一）東亞經濟合作有利於增強素有全球經濟發動機之稱的東亞經濟持續增長，這對緩解世界經濟下行趨勢、抵禦保護主義衝擊、化解長期貨幣寬鬆和“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累積的金融風險、對沖美國推行與中國科技“脫鉤”的負面影響，都有重要作用。
全球化深入發展加深了中日韓在全球價值鏈、生產鏈上的產業互補和上下游相互依賴，東亞成為世界經濟增長舉足輕重的支撐點。2000至2018 年，中國GDP 從1.21 萬億美元增至13.61 萬億美元；韓國從0.56 萬億美元到1.62 萬億美元；日本從4.89 萬億美元到4.97 萬億美元。2018 年中日韓經濟總量20.2萬億美元，佔全球GDP 23.5%，超過歐盟的21.9%， 接近美加墨的27.3%。近20 年全球價值鏈重構，中日韓分工合作、優勢互補，既擴大三國貿易，也促進全球貿易增長。2018 年，中日韓對外貿易3.83 萬億美元，東盟2.87 萬億美元，合計6.7 萬億美元，佔全球貿易34.4%。
東盟與中日韓在電機設備、消費電子和通信設備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互補已經形成，“中國組裝”模式就是東盟利用中日韓勞動力成本、技術和零部件優勢，在零部件製造上形成的產業鏈合作。以中日韓為核心的區域經濟合作成效明顯。這說明，中日韓經濟貿易合作是拓展東亞區域合作,進而建設東亞共同體的紮實基礎。
（二）加強東亞合作表明，只要克服“以鄰為壑”思維，沿著建設經濟共同體乃至命運共同體的軌道前進，就能凝聚重構和改革全球治理的決心，填補“碎片化”全球治理體系造成的“治理赤字”，為其他地區發揮示範作用。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透過短片為武漢加油
全球治理始於區域合作，兩者相輔相成，不應該相互對立，尤其在全球治理進展不順之際，重點放在加強區域經濟和治理合作上不失為明智之舉。目前，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啟動，如果能克服域外勢力干擾，談判進程持續並最後予以簽署，必將為三國建立經濟共同體奠定基礎，並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中日韓與東盟深入參與、中國積極推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雖然印度臨陣退卻，談判已基本結束，有可能不日簽署；美國退出《跨太平洋經濟合作伙伴協議》後，日本牽頭繼續推進談判並簽署進入執行階段。中國可以考慮以某種形式參與其中或者與之建立合作關係。這些都是中日韓力所能及，可以對區域治理和全球治理做出的貢獻。
同時，中日韓都是“美國第一”為標誌的民粹主義、強權政治的受害者，在當前全球和地區合作難、治理難的情況下，可以依照G20領導人2016年杭州峰會精神，在加強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上先行先試：貿易方面加深價值鏈互補互利；共同支持世貿組織改革，反對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提升“地球村意識”，合作應對各種跨境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加金融協調共同應對持續貨幣寬鬆和“低利率”累積的風險，為全球主要經濟體就宏觀政策協調提供可資參考的經驗。當前，中國遭受新冠病毒襲擊，日韓均施以援手，充分體現了東亞各國利益與共、命運與共的精神。
《東征傳繪卷》“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局部（日本唐招提寺藏）
鑑真創建的唐招提寺：中日文明交流的見證。（姚遠 攝）
（三）在經濟貿易合作基礎上，加強東亞文化、旅遊、健康、教育等方面合作，為東亞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有利於構築區域“防洪堤”，防止和抵禦地緣政治矛盾外溢影響東亞經濟等多方面合作。同時，還要看到，中日韓文化同根、淵源深遠，同屬傳統文化價值十分相近的東亞文化圈，其歷史比安格魯-撒克森文化圈更為久遠。
加強中日韓東亞各領域合作，建設經濟共同體，顯然有利於延續和擴大共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逐步培育“東亞意識”，或用時髦的話來說“東亞身份”（East Asia Identity）。1989年建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1997年東盟+中日韓（10+3）機制成立，2005年東亞峰會首次舉行。從這一歷史經緯看，“東亞身份”也並非毫無基礎。
二、東亞合作和共同體建設面臨一系列歷史和現實困難，能否凝聚足夠強大的政治意願，克服各自和共同面臨的困難，並找到能為各方接受、解決上述問題的切實路徑，前景尚難逆料。主要困難在於：
一是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結構，日韓均是美國軍事同盟國，美國自二戰後在日韓一直保留大量駐軍，其戰略目標明顯包括中國。美國對中國實行“離岸平衡”戰略，利用中日韓之間、中國與部分東盟國家分歧，構築“第一島鏈”、“第二島鏈”，試圖給中國製造矛盾、封堵中國的出海通道。在中美關係趨於緊張的今天，美國肯定會“擰緊螺絲”，加大施壓力度，阻礙中日韓的全面合作。
中國是日韓最大貿易伙伴，產業鏈合作日益深入，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聯繫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日韓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願望真切強烈。然而，作為世界貿易強國，美國與中日韓三國經貿依存度同樣很高，中日韓均是美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中日韓和美日韓兩大貿易圈有大面積的重合，如果美國從中作梗，東亞經濟合作難度就會增大，更不用說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了。
日韓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把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與中日韓東亞經濟合作區分開來，避免地緣政治擠壓東亞經濟合作的空間，存在很多變數和不確定性。這是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遲遲不能啟動、即便啟動也進展緩慢的主要外部因素。
李克強出席第22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來源：新華網）
二是如何妥善解決中日韓之間存在的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是東亞合作的另一個“攔路虎”。
中日、日韓關係在很長時間內受歷史問題的困擾，需要日本政府作出決斷，徹底反省歷史，取得包括中韓在內的亞洲國家的諒解，走出自我“畫地為牢”的困境。日本對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貢獻不算少，如果還是放不下歷史問題的沉重包袱，深度開展東亞合作或者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將是“空中樓閣”。
同樣道理，中日關於釣魚島的領土爭議、韓日關於“獨島”的主權爭端都需要通過雙邊政治談判解決，或者達成協議緩解爭端，即在沒有取得最終解決辦法之前，各方都不要採取激化矛盾的做法。
三是東亞不同於歐洲，缺乏區域合作的歷史傳統，加上意識形態異同等問題，共同體建設需要時間和持之以恆的努力，逐步建立各種信任措施，集腋成裘，不可能一蹴而就。
2020年是21世紀第三個10年開篇之年，中日、中韓、日韓之間都有加強雙邊關係包括高訪的計劃，中日韓三國之間的互動也將明顯增加。東亞合作好處顯而易見，困難也不言而喻，關鍵是三國要從人民的根本利益著想，迎難而上，保持謹慎樂觀，以建設東亞共同體為目標，努力擴大雙多邊合作面，縮小分歧，排除外來干擾，鞏固現有東亞合作平臺，並建立形式靈活多樣的“三國+”合作機制，把經濟和文化合作作為重點，保持合作而不是競爭的大方向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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