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意味着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正式打响。
在这20多天中，全国各行各业都以最大能力驰援武汉。此时此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旦武汉“病愈”，湖北“健康”，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彻底的根除。
迅速请战，随时响应
在这场艰难卓绝的战役之中，我国通航企业和各航空相关单位，作为我国航空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月1日至11日，航空工业中国飞龙通航派出直升机配合哈尔滨公安完成对京哈、哈大、哈牡等入哈高速设体温检查关卡情况的空中巡查工作；并在哈尔滨市多处关键地点进行超低空飞行巡查，利用强声广播系统对小区和街道进行疫情形势宣传，助力地方政府防控疫情蔓延。
中国飞龙出动直升机协助防疫工作。
2月7日，航空工业通飞下属荆门通航从上海浦东机场运输一批紧急防疫物资（口罩、防护服等）到襄阳机场。
荆门通航出动飞机将一批紧急防疫物资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运输到襄阳刘集机场。
2月9日，航空工业通飞下辖内蒙古通用航空公司接到呼伦贝尔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命令，紧急从新右旗、海拉尔区转运一批医疗防护用具至扎兰屯市。
内蒙古通航派出飞机装载着200件防护服500件隔离服共八箱物资和两瓶防疫药品到达扎兰屯市。
其他诸多通航企业如湖北楚天通航公司、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投入到物资转运和试剂转运工作中——
2月3日，湖北楚天通航将100台呼吸机和10箱防疫口罩运送至武汉。
1月25日中午，中信海直直升机飞临滞留在天津海域的某豪华邮轮上空，将17名发热人士的医学样本送至天津相关防疫部门，以最快速度排除新冠肺炎嫌疑，停留在海面十几小时的邮轮终于可以入港靠岸。
中国飞龙副总经理、飞行学院院长龚全“揭秘”了中国飞龙针对疫情做出的工作：
针对此次突发的新冠疫情，作为航空工业下属通航企业的代表单位，中国飞龙立刻启动应急机制，主动向国家卫健委应急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民航局运输司、中国红十字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等18家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市所属单位递交了防疫应急请战书，表明如有需要中国飞龙将第一时间给予最大的空中支持。同时，中国飞龙现在还有一些机组分布在全国各地作业，在疫情开始后，我们立即与他们保持联系，要求各地的机组在做好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保证飞行器的适航状态，春节期间24小时备勤值班，好随时飞行的准备。
多种航空器，各有所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突然，抵抗疫情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例如地面交通不同程度阻断影响急用物资运输效率，城市社区、乡村监控防疫形势严峻，乡村防疫宣传难度大……等等。
各个社区、村镇都施行封闭管理。
但这些常规的交通和供给体系无法解决的痛点和难点，恰恰是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可以给予支持和解决的方面——无论是大批量的人力物资输送，或者是点对点的紧急任务，航空应急体系可以使用不同的航空器进行对应的解决。
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工程咨询所副所长张浩驰这样解释不同航空器的作用：
远程的大批量人员和物资运输，一般使用固定翼飞机。除国家调用的军用运输机和民航客货运飞机之外，通用飞机的短途运输功能可在两个通用机场之间建立区县对区县的医疗物资转运；此外，以公务机为载体的医疗专机可以承担重要医护专家的紧急赶赴支援。医院等重点单位的紧急物资精准投运主要使用直升机，直升机主要用于物资院间转运、交通阻断地区应急运输、急用稀缺少量物资投送等。
2月1日，金汇通航一架AW109直升机安全降落在武汉新华路体育场，将定向捐助的3000多套防护服和2.4万余只医用口罩运送给附近的协和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等医院。
无人机展现“新技能”
除了运送物资、人员之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触发了航空应急体系的新鲜“技能点”。贵州黔南州、湖南益阳、湖南株洲等地纷纷启用应急直升机对“医学观察区”喷洒消毒，浙江温州、深圳龙岗、江苏启东等地也启用无人机进行喷洒消毒。
“百度”输入“无人机消毒”，相关资讯达204,000篇。
令无人机大出风头的还有这些新闻——
为响应南京一些街道和社区的号召与需求，航空工业金城自主研制生产的多旋翼无人机也积极参与，极大的提高了社区宣传与卫生消杀的效率，减少了人员交叉传染的几率.
综合此次疫情中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发挥的作用，北航通航研究中心研究总监薛傅龙总结到：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目前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主要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医疗物资转运和抗疫人员转移。除军用运输机、民航客货机在国家统筹下的大规模远程运输之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中的直升机、通用飞机和无人机等可以承担防疫物资的精准快速投送，由于是点对点空中飞行，可避免地面交通的病毒携带风险以及由此不得不增加的检疫环节，在时间和空间上提升抗疫效率。
2.
空中消毒作业。传统上用于森林救火、除虫及农药喷洒的通用航空器，可以在疫情的‘医学观察区’上空开展空中喷洒消毒作业，实现露天环境的大范围立体覆盖；植保无人机可以对重点区域实施高效率、低风险的重点消毒。3. 公共秩序监控与防护宣传监管。直升机可用于城市重点区域的公共秩序监控，防止出现重大交通事故、打砸抢烧等潜在公共风险；无人机可用于社区及农村的人员外出与聚集监管，并及时空中喊话劝离。
城市环境复杂多样，针对人群密集的社区等地点，无人机能够借助工具将消毒药物液化成微米级的颗粒，从空中向下喷洒，形成网状雾液，并通过气溶胶在空气中悬浮弥漫，对空气进行消毒，消毒效率很高。
更成熟的航空应急体系，不止如此
尽管与以往相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表现亮眼。但距离一个航空强国，要充分发挥航空应急体系的作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航空体系建设的后起之国，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还在初步构建之中。
在汶川地震灾后救援中，几乎所有救援直升机都来自部队。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都在为我国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而努力，十余年来民用直升机数量由2008年的294架提升到2019年的1200余架，固定翼通用飞机从2008年的743架增长到2019年的1724架。其中，可用于医疗和救援任务的多用途直升机达到354架；用于专业紧急医疗服务（EMS）的直升机已达到47架，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仅为4架；用于专业搜索救援（SAR）任务的直升机有23架。
历年来我国通用航空器保有量。
纵然与之前相比已经有所进步，但这样寥寥千百架的通航飞机数量，相比起幅员辽阔、气候迥异、应急事件多发的我国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航空工业哈飞飞机设计研究所旋翼机总设计师、副所长李生伟这样分析目前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存在救援装备数量少、力量分散、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从体系设计上来看，存在体系建设不完善，彼此不兼容，救援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救援作业标准模糊、服务保障制度不完备和救援监管机制缺乏等问题。从航空救援装备和保障基础来看，我国通用航空器数量不足，能够用于航空应急救援的不足百架。
此外，我国机场数量及配套保障设施也严重不足， 机场分布不均衡、不合理，配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满足应急救援保障需求。从专业队伍来看，应急救援专业人员严重缺乏。 目前我国灾害救援主要依靠军队，消防、公安、森林消防中的航空力量，以及交通运输部救助飞行队等专业救援队伍往往专注于一个救援领域，通用性不强。其他通用航空企业因受运营成本限制，也缺少专业设备和专业搜救人员。
此外，目前我国的低空空域管理模式也严重制约航空救援响应效率。低空空域是开展航空应急救援活动的主阵地，其开放程度是关乎航空应急救援能力提升速度的关键。我国所有空域均属于管制空域,各类飞行必须经批准方可实施,空域使用审批程序复杂,保障职责分工不明确，严重制约航空应急救援行动响应效率。
有后发优势，也要打牢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体现出了后发优势。张浩驰表示：
比如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装备的应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已经实现了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尚未实现的救援效果，为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开拓了新的救援模式和应用场景。未来，我国有必要、有可能也有需求，在未来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中加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范和体系。
但后发优势的前提还是打牢基础。关于如何健全目前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龚全表示：
这涉及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以国家意志，举全社会之力强力推动，并从规划、机构、队伍、设备、设施、空域等几方面同时开展，即：尽快制订国家航空救援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建立国家航空救援常设管理机构，组建专业航空救援队伍，积极研制航空救援装备，加强基础保障设施建设和开放低空空域。最后，还需要建立平灾结合的空域使用管理机制，使低空空域管理走上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并按照空域性质和繁忙程度进行科学划分，重点加强地震、洪涝灾害和其它自然灾害高发区域低空空域的科学规划和高效管理，建立起平灾结合的空域使用柔性机制，提高灾时航空应急响应的速度。
其实，上述工作很多已经在进行之中。张浩驰详细介绍了这些年来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情况——
航空工业在国产救援飞机的研制生产上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固定翼救援类飞机以TA600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为代表，直升机以起飞重量涵盖2吨级/7吨级/13吨级的AC311/AC352/AC313为代表。其中AC312和AC311已经投入工作，近几年来中国飞龙就多次使用国产AC312和AC311直升机在贵州、青海等地开展医疗救援和演练工作。
1月9日，德令哈市雪山牧场林业管护员4人（含7岁儿童一名）在返回德令哈雪山牧场林管站途中车辆故障，被困在海拔4600米的山中，8名搜救人员也因恶劣天气被困。青海飞龙AC311A直升机启动紧急救援任务。最终安全救出被困3天两夜的4名受困人员和8名搜救人员。
国家科技部、应急管理部一直积极推进航空应急救援方面的重大专项课题与合作——
2019年3月，国家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孙华山在调研相关企业时指出：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将进一步整合社会优势资源，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投入到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中。
2019年12月14日，应急管理部与中国民用航空局签署了关于建立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的协议。协议旨在进一步提升特别重大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应急联动交通保障，推动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工作……
四川、北京、山东、青海等地方政府也逐步完善地方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推动通航产业链企业加入地方应急救援体系——
“人的祖先，身体非常弱小，却选择了一条进化大脑和思维的道路。拿起工具和形成组织是一个分界线。
拿起工具之前，没有尖牙利爪的人类毫无战斗力，只能躲在角落里，靠采集野果和一些大型食肉动物的残羹剩饭过日子；拿起了工具，使用工具，形成组织，使用火，才让弱小的人类，一夜之间走向食物链的顶端。”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让日常生活中一粥一饭、一花一叶，都突然变得如此珍贵与美好；平时常常被忽略的交流与相会，也显得更加温暖与难得。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正是一个庞大的人类通过工具实现联合、沟通，以高效、迅速、专业的航空器与设备，实现守望互助的体系。
閱讀更多 看航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