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的厚生省
日本的肺炎疫情是越來越不讓人樂觀了。無論是2月12日第一例因肺炎死亡的案例出現，還是肉眼可見的確診病例上升，都已經足夠說明問題。
想起湖北疫情剛剛宣佈爆發的時候，日本就有專家表示，作為與中國經濟、旅遊業務來往頻繁的國家，日本也有可能成為被國際封鎖的對象，對此日本沒有什麼可抱怨的，願與中國同進退云云，總覺得有種共赴大難的悲壯，而且一語成讖。
這兩天厚生省的官員大概也被疫情搞暈了，沒有穩定奧運前安寧祥和的氣氛，反而公開承認“一些新患者已經無法確認感染途徑”。
這背後反映出來的，是日本政府令人捉急的信息蒐集能力，和過於實誠的信息披露。雖然病例公佈中有接待過武漢乘客的出租車司機及其丈母孃（已去世）等可以明確推理感染渠道的案例，但在更多的案例中，信息缺環才是常態。而衛生人員卻又沒能從患者口中找到信息，補上細節。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這往往是最讓人擔憂的。
比如和歌山縣有一位確診農民，城市社交少，更沒來過中國。人們懷疑他的感染，和當地一位確診醫師有關，因為他曾經去過醫師工作的醫院看病。但那時那位醫生已經被隔離，兩人沒有直接接觸，中間的傳播渠道厚生省到現在也還沒搞明白。
還有一名東京的感染者，據報道沒有中國旅行史，沒有湖北、浙江等地高危人群的接觸史，也和之前確診的患者沒有接觸史，卻偏偏變成了患者。讓患者自己多想想，他的答覆是“可能見過中國人”，媒體也就這麼報道了，也不知道患者的這個答覆是不是誘導出來的答案，可信度打個大大的問號。
還有一批中老年日本人患者，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機場回國，唯一的共同點是都曾在夏威夷旅遊。他們在夏威夷做了什麼，遇見了什麼人，在什麼渠道感染的，信息一概缺失。
所以厚生省官員對感染渠道表示無知，也只能說是如實公開。然而政府都不掌握感染途徑，讓看新聞的老百姓怎麼辦？封城又不可能封城，公司甚至都還在正常上班，這意思就是自生自滅了吧。
為此我觀察了一下留日華人群，果不其然他們的態度從國內最初爆發時略帶調侃地擔憂日本情況，到日本出現早期確診病例時的恐慌，已然發展到指責日本政府無能的狂怒了。群裡再也不見往日人人曬居酒屋小吃的盛況，變成了確診患者同行程信息整理大會。
大家都在懷念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國內發達的移動互聯網科技。
病毒與老年政治
但若是說日本不重視新冠肺炎也是不對的，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日本都比除中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更有動機撲滅疫情。
日本目前是除中國之外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當時專家所說的對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警惕和封鎖也已經開始顯現，好用度排名世界前列的日本護照在不久將來可能要不好用一大段時間。
而日本的人口結構，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高感染絕對數量的危險程度。
通過長時間的宣傳，相信大家對新冠病毒都有一個統一的認知：這種病毒感染性很高，但是重症致死率不高，至少比起非典是不高的。在《新加坡在搞什麼》裡，我們也說到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特別強調了這種病在湖北以外的地區致死率只有0.2%，僅僅略高於流感。而不幸罹難的患者，也大多數是50歲~60歲乃至更年長的中老年患者，老人衰弱的自我免疫力和肺炎引發的併發症是其中的主因。
而日本偏偏就是這樣一個老齡社會。
按照最高危的退休年齡以上長者來看，日本目前65歲以上的男性有1500多萬人，女性2000多萬人，其中75歲以上的超高齡老人更是將近一半。這些人遇到新冠病毒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像日本的第一例確診死亡患者就是一位80歲的老太太。
如果這些老年人都像中國老人一樣乖乖呆在家裡頤養天年也就罷了，但他們因為日本特殊的退休金制度和年輕勞動力缺乏問題，不得不出門工作。
據統計，在法定退休年齡以上卻還有正式工作的日本男性佔33.2%，女性佔17.4%。這還是得到了統計了，有更多的日本老人在偷偷上班，而且老年人能從事的往往是服務業，接觸的人可太多了，全都是病毒最好的載體。
目前日本的確診患者裡就有60歲的出租車司機、70歲的畫舫服務員等，他們的社交和工作接觸人員又都是老年人，一個摁不住就是成片送人頭，凶多吉少。而隨著日本老年人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日本政府面臨的壓力也會比任何時候都大，因為日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老年政治。
下面是一張從日本總務省官網找到的按年齡組統計的政治投票率折線圖。可以看到投票率最高的組別分別是橙色的60歲以上、淺藍色的50歲以上和黑色的70歲以上，40歲以下的中青年人對選舉的興趣比起老年人差了一大截。
這已經是日本社會幾十年來的傳統表現了，年輕人出於種種原因不願意參與投票，而精力過剩的老年人對政治充滿了表達欲和影響力。換言之，日本執政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老年人賦予的。
這些老年人在過去對日本政治捆綁的證據，就是日本一直居高不下的退休人員福利政策：能領退休金的日本老人生活富裕，消費慾望一如當年；而仍然在上班的青壯年和沒有存款的打工老人生活慘淡，逐漸陷入無慾望陷阱。
如果安倍內閣對新冠這種專門屠殺中老年人的病毒無動於衷，他們還能幹得下去麼？
日本速度
要說起來日本政府的動作已經不算慢了，內部的調度能力至少比看上去的要強很多。
首先要解決的，是新冠肺炎的法律定性問題。畢竟這種疾病在日本還沒有嚴重到“一切從權”的地步，日本社會也很警惕政府擴權，要先有法可依後面的事才能名正言順。
和病毒疫情相關的日本法律主要有兩份，《傳染病法》和《檢疫法》，其中傳染病法應對其國內情況的優先度顯然更高。這份法律將傳染病分為5級，1級為最嚴重，5級為最輕，每個級別都規定了已知疾病，並有不同的應對措施，而新發現疾病可以根據眾議院表決臨時指定級別。
早在1月28日，日本眾議院就認定了新冠肺炎為“指定傳染病”，參照2級傳染病防疫。這個提案是由安倍晉三提出的，可見日本內閣那時對疾病風險已經有了很好的判斷，而且快速地獲得了議員的支持，整個過程在日本政壇已經可以算是火速了。
至於為什麼是參照2級，應該是因為非典被加在了2級傳染病名單裡。
但其實當年非典作為新型傳染病爆發時，在日本是參照1級傳染病控制的。對它和新冠的降級，可能是因為覺得以它們的嚴重性，不配適用埃博拉級的防控吧。
其次是出入境管理限制，這是杜絕外地傳染病進入的最好辦法。
在新冠肺炎成為“指定傳染病”的4天后，2月1日，日本出入境部門開始限制湖北籍遊客，13號開始又追加了以溫州、台州為首的浙江。另外全日空、日本航空也暫停了往返中日大城市的航班，目前計劃是一直停到3月底。
相比之下，美國是從美東時間2日開始限制中國人入境，俄羅斯是4日，都比日本晚。而且相比於美俄等國家把中國人一棍子打死的粗暴規則，日本的出入境限制要更細膩、更人性化。如此舉措，不僅向國民展示了政府對局勢有所把控，也對在中國獲得聲望有好處。
第三是加緊內部整備，為可能到來的疫情爆發作準備。
其實這一點在新冠肺炎成為“指定傳染病”的當時就已經啟動了。日本國內較大的400家醫療機構在出現2級以上傳染病的同時，就應該做好人力和設備的準備工作，打出的提前量比武漢可是多得多了。再加上日本作為世界人均醫療資源最好國家之一，平時的醫護儲備量就比較強，如果疫情真的爆發，針對重症患者的對策不會太差。
另外，在在野黨和老百姓的輿論壓力下，日本內閣也開始少見地向企業界提要求，希望增加口罩等防護設備的產能。當然，這種要求不可能太強硬，不僅話要說得好聽，企業增產不增產也要看他們的心情和社會責任感。
最終溝通的結果，是據說日本口罩產能很快要拉高到每週一億個，還是能解決燃眉之急的。
無法可依的窘態
但總體來說，針對日本政府響應速度慢、舉措不得力的批評還是佔多數，而且都有理有據。只是很多客觀限制，並非日本政府一狠心就能掙脫的。
比如1月29日的撤僑，一共撤回去200多人，其中有2人拒絕接受病毒檢驗，也不願意前往政府安排的隔離點，就這麼回家了。消息流出後，日本媒體和民眾發起了大規模聲討，不僅責罵這兩個人是“恐怖分子”（他們後來接受了檢測，核酸呈陰性），還責罵官員無能。後來真的有一名相關公務員自殺，雖然警方還沒有給出是否和撤僑工作有關的結論，但很難讓人不產生聯想。
為什麼接待官員就是拿這兩個人沒有辦法呢？厚生省官員後來出來解釋說是因為沒有更多法律授權，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
剛才說到，日本眾議院在28日批准將新冠肺炎設為“指定傳染病”，參照2級標準。而《傳染病法》對2類傳染病的授權是：對患者進行軌跡調查、為患病國民/遊客提供公費醫療、對患者持有物品進行消毒等，沒有能限制患者行動自由的授權，就更別提那兩人當時連疑似都不算，只是疫區歸國人士了。
還是那句話，政府執法，需要法律先行，才能明正而言順。無法可依的執法本身就是違法，若是那兩人事後提起行政訴訟，那執行的官員還是吃不了兜著走，估計本來批評他們不作為的輿論也會瞬間轉向指責他們罔顧民眾權益，真的是太難了。
要改變這個現狀，唯一的方法只有重新立法。事實上自民黨也確實有了動作，有人提議在《傳染病法》中設立一個準1類的類別，允許官員採取強制措施。這大概是看到了我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將其劃為乙類傳染病，但是按甲類防控的先例。
但這還要先表決立法，加設這一項，再表決將新冠放進這個類別，流程還很漫長。
作為對比，我們在《再次為河南點贊》裡提到過河南南陽的舉動。作為整個河南與湖北關係最密切的臨近城市，南陽在疫情爆發的第一時間就開啟了半封路狀態，對湖北來車進行勸返，保護了一方平安。但其實當時無論是河南省還是南陽市都還沒有啟動疫情一級響應，勸返其實是沒有依據的。
事急從權，南陽地方守土保民值得欣賞。但若能在設卡勸返的同時，宣佈進入一級響應，那在道理上也能更說得通，這也不是太困難的事。
畢竟是法治社會，我們得講道理、講法律。
日本政府的無能，往往也正是卡在了道理講不通這個問題上。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和他的團隊都很清楚，若是採取過多授權之外的措施，將會在未來給反對黨留下無窮無盡的話柄，離下課也就不遠了——本來安倍內閣還指望著奧運會給自己多撈點民望呢。
“公主”的人權危機
“鑽石公主號”事件無疑是這一系列問題的最顯著註腳。
“鑽石公主號”是一艘掛英國旗的遊輪。根據船旗國慣例，這艘輪船屬於英國領土的一部分，適用英國的法律，日本的《傳染病法》和《檢疫法》在這艘船上無法適用，要對船上游客收容、保護、治療，也得等他們上了岸（相當於入境）才行。
我們相信，船上絕大多數的遊客是願意配合的，但萬一出現一兩個頭鐵的人呢？日本政府對武漢撤僑包機裡那兩位本國國民都手足無措，對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員想必更沒辦法。將船隻抵在港口（相當於境外），不讓船上的遊客入境（意味著獲得了在日本國土上自由活動的權利），只收容確診的患者，是日本政府能依法做的唯一的選擇。
據說在“鑽石公主號”靠岸前，日本內閣召開的緊急會議一開始是打算讓乘客全部登岸的。但估計是考慮到了對乘客無法控制的困難，最終方案改為了現在的樣子。然而這不僅嚴重限制了遊船上乘客的人身自由，還增加了這3000多人的感染風險，確實讓人看著揪心。
有批評者已經開始把“鑽石公主號”事件視為“人權事件”了，不知道安倍團隊之前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好在還有沒幾天，這難熬的兩週隔離期就要過了，船上的乘客總算能踏上陸地。但考慮到船上不斷有人確診，船上條件又這麼艱苦，看似過了隔離期的乘客是不是真的可以安全入境，也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如果其中還有無症狀感染者後來又去了人員眾多的地方……真是讓人捏把汗。
這時候再看日本政府打的這一套組合拳，你會發現它的表現已經是民選政府裡相當不錯的了。無災無難的時候，大家都在想著怎麼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日本就屬於那種關得挺死的。關久了肌肉就會萎縮，突然把它放出來要它自由搏擊，能這麼揮揮拳就已經是醫學奇蹟了，最起碼看上去比新加坡強點。
同樣的，在享受到危急時刻我國各級部門快速響應帶來的安全感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在平時經常暴露的不可言說的問題。都是成年人，得學會做選擇，至少也得學會並行不悖地看待一個系統的優勢與劣勢。
只是災禍當前，日本政府的乏力還是讓人心寒。這種無能早在福島海嘯中就已經顯露無疑了，而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惡性的傳染病，日本政府也同樣缺乏夠強的組織力和應對措施。
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因素，是這個國家沒有經歷過非典的洗禮。整個非典疫情期間，日本只發現了一名疑似病患的臺灣遊客，和幾個後來被確診為其他疾病的“可能病例”。
我還找到了一則有趣的報道：
不知道這些分析人士知不知道，非典肆虐時期，1級響應的日本全國，只准備了一臺非典專門救護車。這臺沒用過的車後來還變成了製造商尼桑的宣傳材料，現在看來真有些“福兮禍之所倚”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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