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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財政必須擔當剌激經濟的主力，這是很多人的觀點。這裡涉及兩個問題。一，錢從哪裡來。二，錢怎麼花。
第一個問題，各種論述備矣。IMF的觀點相對中性，雖認為財政須走出幕後、挑起大梁，但亦擔心債務問題。它的“挺財"，有兩個條件。一是財政尚有空間、能者方勞，不要勉為其難，更不要雪上加霜，貽患未來。二是錢要投到有效益的地方去，要“聽見響兒”。
這就涉及到錢如何花的問題。大體上是兩個去向。一是減稅，政府從經濟中少拿一點，藏富於民，從而刺激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二是公共投資，政府直接把錢投到經濟中，通過公共投資刺激經濟。
兩個去向、兩種措施，孰優孰劣， 一直是經濟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很難得出定論，也給當下的執政者相機抉擇帶來困難。
門戶之爭涇渭分明
理論上，凱恩斯主義者傾向於公共投資，政府直接花錢。其優點在於直接、見效快，政策傳導過程中沒有扭曲、 損耗，政府想投多少、投到哪裡，錢會老老實實地過去。相比之下，減稅與央行的貨幣政策一樣，是一種間接刺激， 必須經手個人和企業。如果個人和企業感覺經濟前景不夠明朗，就會把錢扣在手裡，不用或少用於消費、投資， 使政府減稅的初衷大打折扣。
正因為此，在經濟形勢嚴峻，急需猛藥重手的時候，財政政策如不能兩全，則應優先考慮公共投資，以期在短期內扭轉經濟頹勢。這方面，中國的四萬億，是個範例。
逆週期，公共投資是主藥。減稅的性子慢一些，效果會打折扣，但也有一定的逆週期作用，可以作為輔藥。通常的抗危機政策搭配，公共投資為主，減稅為輔。
但不管怎樣，逆週期基本上是政府的事，市場是不會逆週期的，只會順週期。爆發危機的時候，只能依靠政府挽回經濟的頹勢，市場袖手旁觀。凱恩斯主義不同於其他經濟思想之處，在於政府必須有為。
與之相對的是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市場派，大市場、小政府，排斥政府的作用。在危機面前，不會選擇政府有為的公共投資。如果不得不為，也是做減法。這就是減稅。
市場派眼裡的減稅，不同於凱恩斯主義的減稅。主要目的不是逆週期、 刺激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而是讓政府“過長的手''縮回原處，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扭曲，還市場以“本初”和 "全真”。擺脫稅收桎梏的個人和企業， 作為市場的微觀主體，才可以“萬類霜天競自由”，煥發原有的活力。微觀活， 是宏觀的基礎。微觀活了，即使宏觀慘一點，也沒有關係，只是短痛，不會影響經濟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大局。
公共投資vs減稅，凱恩斯主義（K- 減稅）VS新自由派（N-減稅），在理論的層面，涇渭分明，門戶之爭；有學術上的意義，於實踐則增加了困惑。
複雜的實踐
戰後二十年，是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公共投資刺激增長，被普遍接受為經濟學正統。質疑、摒棄凱恩斯主義，則以里根為代表，以減稅為標誌。表面上看，如同經濟思想的分野， 公共投資VS減稅的經濟學實踐也同樣涇渭分明，一目瞭然。
其實不然。政治家的經濟實踐，固然有一定的經濟思想為基礎，卻揉雜了諸多現實因素，最終形成一種奇特的混合體，頗能體現政治家實用主義的特點。里根主張減稅，固然有拉弗 （Laffer）等一干經濟學家給他灌輸的有場派理念，卻也有個人經驗的因素。作為一個多產影星，他本來是有足夠的熱情儘可能多地創作的，但是，根據美國當年懲罰性的累進稅制，片子拍到一定數量，新增片酬的大部分都會被稅收拿走，多幹也是白乾，故不幹。里根認為，正是這種懲罰性的稅制，可觀上束縛了個人和企業的生產熱情， 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非改不可。
看經濟，有兩種看法。一是學凱恩斯，從需求端看問題。二是學供應學派, 從供給端看問題（故稱為Supply-side Economics）,研究人們為什麼不工作， 企業為什麼不生產。人們不工作，要麼就是福利太好，如法國；要麼就是稅太重，如演員里根。企業不生產，要麼就是沒需求（此時凱恩斯可以上場），要麼就是有需求、無利潤（因為稅太重， 利太薄）。從供應學派的視角，減稅都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稅降下來了，演員里根就套多創作，企業就會有投資和生產的動力。這樣，經濟自然而然就上來了。
所以，里根減稅，解決的是個人不二作、企業不生產的問題，是供給學派思想與里根個人經驗結合的產物。
但是，作為政治家的里根，面對常年積累的龐大財政赤字，推銷令赤字雪上加霜的減稅，是有相當難度的。所以，拉弗曲線（Lafifer Curve）粉墨登場。其核心理論，是減稅可以曲線救財政， 短期會減少稅收、惡化赤字；長期看， 由於減稅能夠恢復微觀活力，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不減反增。
里根以此試圖說明，減稅不是一己之見，不是市場派書生之見，而是解決美國積累難返之赤字問題的良藥妙方，於經濟、於財政是雙管齊下、一舉兩得。這樣好的事，有什麼理由不做呢？
最終，以減稅為標誌的里根主義， 將美國經濟帶出了滯脹的泥淖。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美國稅收也如期先抑後揚。
但是，是減稅一家之功嗎？未必。里根任內，美國赤字不減反增且急劇膨脹。有觀點認為，里根在減稅的同時, 以星球大戰和軍備競賽為代表的赤字支出，暗合了凱恩斯主義公共投資的 思路，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不可忽略 的支柱性因素。
可見，涇渭分明的思想分野，到了政治家那裡，就變得曖昧不清。里根主義的標誌和里根主義的實踐，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標誌是給人看的，中看不中用；實踐是看結果的，不中看， 只求中用。里根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拿來主義的實踐者。他的實踐，就是“減稅+公共投資”，就是“凱恩斯+市場派。
他的減稅，也不是純之又純的還市場以“本初、全真"，而是夾雜了凱恩斯減稅的逆週期理念。實踐中的里根主義，從實質上看，就是這樣的一個大雜燴。
師承、效法里根的特朗普，與里根唯一的區別是不加掩飾。這或許與兩人的職業有關。里根是演員，顧及面子與裡子同等重要。特朗普是個商人，與他的選民基礎一樣，赤裸裸地只顧自己（即所謂的“美國優先”）。不善掩飾、 也無心掩飾的他，肆無忌憚地拿來主 義。所以，他的施政綱領，不是單一的減稅，而是減稅與基建並舉，只不過從技術層面考慮，先減稅後基建。但在骨子裡，特朗普主義與里根主義，是完完全全一樣的經濟實踐，是凱恩斯主義與市場派的大雜燴。
有一定不同。特朗普減稅、尤其是企業稅的背景，是全球減稅戰對FDI的爭奪。在特朗普看來，全球化和企業外遷是美國就業流失的主因，必須把全球化的勢頭扭過來，讓製造業迴流，龐大的美國資金迴流，吸引全球FDI到美國投資設廠。吸引的根本方略是減稅，將企業所得稅降到外國投資者無法抵擋的水平，並通過稅收赦免（Tax Amnesty）吸引美國公司留存利潤迴流。
所以，特朗普減稅，除全盤套用里根思路外，多了一個逆全球化的前景。除此之外，今日之特朗普，就是昔日之里根。
中國的選擇
總體上，中國的政策選項是公共投資，尤其是基建，幾十年來一以貫之, 以四萬億為頂峰，亦是轉折點。此後， 減稅呼聲日隆，不能不引起管理層的重視。這是內因。
從外因上，高度依賴外資以實現出口、投資、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面對特朗普掀起的全球減稅戰，不能不認真應對。尤其是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是發達國家的水平，與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脫節。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已佔到利潤的三分之二，留給企業自己的不足三分之一，與發達國家正好反過來。如此不利的稅負狀況，在這場“全球減稅、FDI爭奪戰”中，顯然置口國於不利地位。減稅，不僅是中國經濟為在的壓力，也是別國競相減稅態勢下中國不得已的選擇。如箭在弦，不得不發。
除了這一點，中國此輪減稅與各國減稅的基本思路並無二致。一方面， 從短期看，通過減稅，刺激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實現逆週期，此為凱恩斯和需求端的減稅思路。另一方面，通過減稅，恢復個人和企業的工作、生產積極性，恢復微觀層面原有、應有的活力， 此為市場派的減稅思路。
有研究發現，此番減稅，就個稅而言，收入一萬元以下者，基本免稅；收入1-5萬元者，整體稅負下降；5萬元以上者，沒有影響。所以，從個稅的角度，更傾向於中低、中高收入階層。這一階層的人群，邊際消費傾向大於髙收入人群，減稅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更 強。
增值稅從16%降到13%,利好製造業，平均利潤增厚8個百分點。增值稅是間接稅，理論上是可以通過定價轉移給終端消費者的。但在下游行業和競爭充分的行業，由於產能總體過剩，企業通過抬高定價以轉嫁稅負的能力相對較低，在此輪減稅口受益程度就少一些，利潤增厚不足8。在上游和壟斷行業，由於競爭不充分，企業可以通過定價，將稅負轉嫁給口下游客 戶，在此輪減稅中受益程度更強，利潤增厚超過8%，有的甚至可以達到13%。所以，雖是雨露均霑，但受益程度不一。
總體看，減稅在逆轉中國經濟下行態勢方面，性子的確慢了一些，不如基建快。從短期看，此番減稅的效果似乎不太明顯。原因之一，應是經濟前景不明，個人和企業更傾向於將減稅所得用於儲蓄。在此情況下，剛剛結束不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再提“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未來重點應是轉向以基建為代表的公共投資。由於經濟增速持續放緩，減稅帶來的稅收 “先抑後揚''短期內難以實現，稅收增速不及預期，錢從哪來的問題再次擺到面前。一個方案是中央提高赤字率，地方增發專項債，國家降低資本金要求， 為基建投資提速大開方便之門。
2020：基建之年
可見，經濟學與現實之間，差距還是非常大的。中外實踐，永遠是減稅與公共投資之間的相機抉擇，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兼顧、兩權、折衝之下的平衡。總體上，在發達國家，因基建相對發達，投資效益不高，對經濟的拉昇效應不如減稅；消費是經濟的主動力，降低個人所得稅，尤其是側重於中產階級的減稅，對經濟拉動作用明顯，有研究測算，可相當於公共投資拉動效應的1.5到2倍。
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不同，基建水平落後，提升空間大，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十分明顯。中國經濟四十年，就是製造業與基礎設施“你追我趕”賽跑的過程，是值得他國學習和借鑑的良性循環。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稅率不低, 但稅基窄，稅收的GDP佔比並不高， 有些國家（如巴基斯坦）不到10%。在此情況下，不能單純一味地提減稅；即使減稅，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不大。其稅改的目標，一方面固然要降低稅率， 另一方面，要同步擴大稅基，應繳盡繳, 國家稅收不能有太大的下降，以免影響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支出水平。
需要強調的是，基建投資雖頻頻用於逆週期的應急之策，但從經濟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角度，基礎設施是經濟的後勁。這其中，既包括鐵路、公路、機場、港口、地鐵、電信這樣的硬設施，也包括教育、醫療、研發這樣的軟設施。從這個意義上，基建不是權宜之策，而是一國時時不可忘懷的百年大計。以美國之發達，特朗普仍把萬億基建作為施政又一綱領，雖有政治上的考慮，但仍不失為夯實美國經濟後勁的重要舉措。
G20把基建投資作為重啟增長之策，已經有好幾個年頭了。各國均有共識，但口惠實不至、有心無力。此番IMF再次呼籲，焦急之情躍然紙上。在減稅與基建之間，看來，基建的分量要重一些了，畢竟，全球經濟形勢不明，觸底反彈的可能性漸現，但怎麼感覺都不 那麼踏實。對於投資者來說，比起減稅, 基建的踏實感還是要強一些。對發展中國家如此，對發達國家，感覺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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