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塑像）
李清照（1084-約1155）是兩宋之際的著名詞人，但其前後期作品有所不同：前期以婉約見長，多為善用白描手法的小令，題材狹窄，脂粉氣濃；後期則顯示出婉約詞注重感慨的發展方向，多為善用鋪敘手法的慢詞，題材廣泛，思想深刻。為什麼會這樣呢？筆者認為這是時代、個人際遇和前代詞人的經驗教訓這三個方面對李清照的影響所致。限於篇幅，本文只談影響李清照詞的創作的第三方面即前人的創作得失。
李清照發現了前人詞創作上的哪些得失呢？她在南渡前後或南渡前寫有一篇《詞論》，《詞論》中的相關認識就是她後期詞的創作上的理論指南。本文以《詞論》中的理論成果為基礎，結合李清照的創作實踐，分析李清照是怎樣認識和批判繼承前人的創作經驗的。全文分兩個部分進行闡述，即：借鑑王安石（1021-1086）的“鋪敘主情”使思想化淺入深；借鑑蘇子瞻（1037-1101）的“以詩為詞”使風格化俗為雅。
（王安石塑像）
一、借鑑王安石的“鋪敘主情”使思想化淺入深
《詞論》是一篇大約六百字的論文，文章回顧了詞自盛唐以來的發展歷程，談了作者對李袞、李煜、馮延巳、晏殊、王安石、蘇軾、賀鑄等不下十五位著名詞人創作實踐的認識，提出了詞“別是一家”的著名觀點。
《詞論》在談眾多詞人的創作經驗和教訓時，李清照最推崇的是王安石，她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闡述了王安石詞的優點。作者首先以“人必絕倒”四個字總評王安石的詞，然後從人們對王安石詞的學習過程中總結王安石詞的特點。李清照認為：賀鑄的詞雖然“少典重”但是他學到了王安石的善“鋪敘”；黃庭堅的詞雖然“多疵病”但是他學到了王安石的“尚故實”；秦觀的詞雖然“少故實”但是他學到了王安石的“主情致”。由於使用“故實”是鋪敘的手段之一，李清照總結的王安石詞的這三個特點其實是兩個方面，即善於使用包括典故在內的鋪敘，注重抒發詞人深沉的情感。
李清照的前期詞作雖然代表了著名婉約詞人周邦彥去世後北宋末期婉約詞的最高成就，但是總的來說，李清照南渡前的婉約詞以小令為主，技法上則多是三言兩語的白描，詞的思想境界和藝術意境都難以拓展開來。作者在抒情上固然做到了借景抒情，但卻大多是淺嘗輒止，情思或飄忽不定，或清淺直白，甚至還會出現一些“閒愁”，其情緒上至多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小驚喜”、“小浪花”而已。得益於王安石詞的鋪敘藝術和抒情藝術，李清照的後期詞變化很大。大自然不再令她陶醉，半壁河山卻讓她心碎；“雨疏風驟”的不再是海棠花，院子裡長滿了萋萋秋草；但酒還是要喝的，只是沒有了對飲的人，酒成為消愁的工具。她的詞開始通過白描和鋪敘相結合甚至是以白描服務於鋪敘的手段，在閨房氣中熔鑄國仇家恨，從而使情感變得悽婉悲愴起來。
我們不妨以李清照後期詞的代表作《聲聲慢》為例來體會一下她的詞的鋪敘手法以及悽婉悲愴的情感特點。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詩人逃難到江南已經好些年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國家早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又是一個深秋，衣衫單薄的詞人孤零零的坐在簡陋的室中，從中午就開始喝酒，一壺劣質村酒她竟然一直喝到黃昏時分。而那時突然起風了，菊花落滿院子，接著又開始下起小雨，詞人更加感到寒冷。她不僅身子寒冷，心裡更加寒冷。一群飛過的大雁的叫聲使她想起年輕時候那繁華的汴京街巷和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想到那些，詞人對現實有些絕望，她聽著雨打梧桐葉的那啪嗒啪嗒的聲音，對接下來的這個漫漫長夜感到有些畏懼了。
詞人以漢賦的渲染筆法，通過對晚風、雁陣、落菊、桐葉不厭其煩的描繪，充分表現了她孤苦淒涼的現實身世，以及她對故國的深切懷念之情。詞人也委婉的表達了自己對南宋統治集團偏安一方，無心北伐復國的不滿和批判情緒。
當然，詞人並沒有忘記她的白描手法。雨打桐葉就是白描手法，但是詞人的白描手法不再是早年“綠肥紅瘦”、“露濃花瘦”那樣的形態白描，而是把自己深刻的心理體驗滲透到形態、聲音的白描中去，使詞中的那些風雨花草都帶有詞人的特定情感，白描成為詞人鋪敘情感的手段。詞人還以“舊時相識”來描繪大雁，這更是一種熔鑄了鋪敘的白描手法，如果“舊時相識”指的是一個人，那麼用這個人的面貌簡單的描寫大雁，那就是純粹的白描，然而詞中的“舊時相識”內容非常豐富，它是許多人，許多景，許多生活片段的合體，是詞人南渡前家庭和國家面貌的合體，這樣，這就不是簡單的白描了，而是於無聲中訴說了千言萬語的鋪敘。
由於詞人的情感是她作為女性的家庭悲劇和作為北宋臣民的國家悲劇共同形成的，這首詞因而便具有詞人後期詞悽婉悲愴的普遍特點。
（蘇軾塑像）
二、借鑑蘇子瞻的“以詩為詞”使風格化俗為雅
主觀上，李清照並不喜歡蘇軾的詞，她在《詞論》中以輕蔑的口氣認為蘇詞“皆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其實李清照這兩句話在客觀上卻準確的總結出了“以詩為詞”的蘇詞特點。
在蘇軾以前，詞的題材範圍侷限於風花雪月、羈旅行役生活，體例上又多受唐教坊曲原有的限制，且以小令為主。蘇軾以寫詩的態度對待詞的創作，詞跟詩一樣可以詠史，詠物，說理，可以寫祖國的大好河山，寫自己的仕途升沉，人生悲歡，即“無事不可以入詞，無情不可以入詞”。基於此，李清照才說蘇軾的詞是“句讀不葺之詩”。蘇軾之前的詞牌多為小令，蘇軾繼柳永之後大量創制慢詞詞牌，並創作了遠較柳永多得多的慢詞作品。蘇軾在依據這些詞牌填詞時會繼續對詞牌進行修訂，這樣就會出現詞的創作突破舊的詞牌格律的現象，所以李清照說蘇詞“往往音律不協”。那麼為什麼李清照的時代人們填詞自覺遵守音律呢？周邦彥主持大晟府時對柳永、蘇軾等詞壇大家所創制的詞牌進行了整理，把他們最後確定的或者最成熟的詞牌定為正格，人們有格可依了。
蘇軾的“以詩為詞”開拓了詞的題材範圍，更重要的是，蘇軾把詩的嚴肅性賦予詞，改變了詞以往思想的輕浮性和語言的俗俚化特點，從而使詞在風格上實現了化俗為雅。李清照在《詞論》中看到了這一點，她批評蘇軾之前的五代詞人“斯文道熄”，柳永“詞語塵下”，提倡詞要避免成為“貧家美女”，要有“富貴態”，而這正是蘇軾“以詩為詞”所倡導的化俗為雅。
蘇軾生前名聲極大，同時代年長於他或年少於他的詞家大多學習他的“以詩為詞”法，這也是李清照在《詞論》中承認的。她認為，晏殊、歐陽修跟蘇軾是一路人，“歌詞直如酌蠡於大海”；而張先、宋祁、宋庠、沈唐、元絳、晁補之等人也因學習蘇軾而“有妙語”出。當然，李清照自己也深受“以詩為詞”的影響，正是得益於“以詩為詞”，她後期的作品才題材開闊，思想莊嚴，語言精美。
李清照出身名門，嫁的也是名門，其前半生生活優裕，夫婦倆有金石領域和詩詞領域的共同志趣，夫妻關係融洽，足不出戶的她從不認為這種生活會被外力改變，因此她的詞的題材非常狹窄，我們耳熟能詳的李清照的早期代表作要麼寫閨情生活，要麼寫院內院外小景。在藝術上，得益於家庭文學教育，李清照早期的詞思維細膩而直接，情感微妙而直率，語言婉媚而秀逸，確實達到了婉約詞的高峰。但是李清照的早期詞在格調上有時候有貴婦慵懶的思想狀態，語言時帶粉膩，存在著“花間派”痕跡；此外，抒情過於直率，語言不夠蘊藉。
通過使用“以詩為詞”的方法，李清照的後期作品在風格上做到了化俗為雅。僅從前文所舉的《聲聲慢》我們就能發現，詞人的化俗為雅分別表現在題材的擴大和感慨的深沉這兩個方面。
題材上，寫景不再是簡單的小景，而是熔鑄了複雜情感的層次豐富的景物，既有地上的落菊，半空的風、桐葉，又有天上的雁陣，連接天上和地上的雨。除了複雜的景物，詞還向其他生活領域拓展，詞人寫自己後半生“尋尋覓覓”的追求，寫“最難將息”的現實處境，寫自己對南宋官民“晚來風急”生活的觀感，寫自己對“舊時相識”的故國懷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南宋統治者不思進取的“怎一個愁字了得”的失望情緒。題材的擴大使李清照後期詞不再是“豔科”，而像詩一樣莊重、嚴肅、文雅。
藝術上，李清照把個人遭際與民族遭際相結合，使詞具備了詩才有的詠史抒懷功能。“悽悽慘慘慼戚”不僅是詞人的現實狀態，也是詞人對南宋現實社會狀態和未來走向的認識。“尋尋覓覓”、“最難將息”、“怎生得黑”、“點點滴滴”等語言雖來自口語，卻不是柳永那樣的俚俗語言，而是具有深厚思想意蘊的精緻語言。同時，詞於女性特有的陰柔明慧之中平添一種俊爽的男子氣，詞人渴望“舊時相識”能夠脫離亡國奴生活，南下改造這半壁江山，然後收復中原，重建雁來雁去的民族家園，由此，詞呈現出婉約詞向南宋張元幹、辛棄疾“壯詞”的過渡性特徵。
（李清照晚年畫像）
《詞論》通過對以往詞人創作實踐的總結，李清照在讚揚王安石詞的過程中認識到了王詞“鋪敘主情”的優點；在批評蘇軾詞的過程中認識到了蘇詞“以詩為詞”的特點。王安石、蘇軾生前及死後的宋詞創作實踐已經證明，“鋪敘主情”和“以詩為詞”是詞突破“豔科”侷限的重要手段，是詞在思想上化淺入深，風格上化俗為雅的重要手段。李清照自己的詞之所以前後期不同，也得益於她有意的“鋪敘主情”和看起來無意其實仍是有意的“以詩為詞”。
本文結尾之際說一段既是題外又不是題外的話。李清照在《詞論》中對蘇軾的一些批評其實源於她對蘇軾的誤解，是當時文化環境造成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逝世時，李清照十七歲，當時，包括蘇軾在內的舊黨骨幹分子的作品已被朝廷查禁七八年了。崇寧五年（1107），朝廷初步解禁了蘇軾的作品，蘇軾的作品開始零星重印，不過直到南宋建炎年間（1127-1131年）朝廷才完全解禁蘇軾的作品，因此，李清照南渡前應該沒有閱讀過蘇軾的全部詞作。不過，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是蘇軾的門生，且他直到崇寧三年（1105）才去世。蘇軾的作品雖然早就被朝廷查禁了，但是李格非與蘇軾的半生交往中會留下蘇軾的一些手抄詞作，這應該是李清照雖然對蘇詞的認識有偏差但最終還是能夠發現蘇軾“以詩為詞”的詞的創作特點的緣故吧。
（作者肖像）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辭職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十餘年間一直身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個人事蹟多年入選《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獲得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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