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錡W

因為國家利益使然。

在這裡引用英國人的說法，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作為英國人在中東的頭號馬仔，埃及人自然也深得其傳。

首先，是因為埃及多次戰敗，自猶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後，遭到了周邊阿拉伯國家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埃及作為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大國，自然也沒有例外，然而，儘管埃及一直堅持對以色列進行敵對政策，然而頻頻戰敗，甚至還丟了領土，把資源豐富的西奈半島送給了以色列人，埃及始終無法通過武力收復領土。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以色列人飲馬蘇伊士運河。

另外還有就是以色列人的妥協。

我們知道，以色列在三次中東戰爭中以慘勝的代價守住了西奈半島，這使得以色列人注重思考對外政策，加上北有敘利亞，南有埃及的腹背受敵的不利局面，以色列人採取了土地換和平的政策，通過歸還西奈半島，獲取與埃及的和平。分化敵人，孤立敘利亞，以此緩解以色列國防軍的軍事壓力。

還有就是美國人的斡旋。

眾所周知，美以關係是最為緊密的關係，畢竟都是猶太人的國家。在與埃及的和解過程中，美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霸主的面子，也不好不給，而且對方也表現出了很大的誠意。

於是，在1979年，在美國的主持下，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結束了多年的在戰爭狀態。儘管說雙方的這種和平狀態，由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反對變成了所謂的“冷和平”，但也比打仗強吧。

兵說

這屬於埃及的無奈吧，埃及與以色列之間戰爭實際上打了4次，每一次的結果都是埃及失敗了，不僅沒有佔到什麼便宜，連整個西奈半島都丟給了以色列，與以色列形成了隔著蘇伊士運河相望的局面。

這樣的局面讓埃及非常的頭疼，經過多少次大戰之後，埃及已經意識到通過軍事手段收復失地已經不可能，更不要說滅掉以色列了，只能改變思路，承認以色列存在的現實，只求收回西奈半島。

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把以色列打的有點兒難受了，這場戰爭對以色列造成的傷亡與損失等過於慘重的，以色列不願意與埃及這樣的對手繼續硬拼下去。

這才有了阿以和談，埃及和以色列同意以和平手段解決雙方之間的問題，最終在美國的努力下，握手言和，埃及放棄反以政策，從而收回西奈半島，並獲得西方的經濟援助。以色列放到超過一半的實際控制區，以換取和平了。

即然雙方簽了和約，那麼埃及自然不可以成為反對以色列的國家了。

麥田軍事觀察

打服了！打怕了！

埃及曾經自譽為阿拉伯國家當中絕對老大，並且這個老大的地位絕對不可以被挑戰，因為埃及擁有強大的人口，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中東各個國家，特別是受到了蘇聯大力支援後，埃及認為已經是中東地區老大，那麼必須要消滅以色列，所以對以色列發動全面戰爭：第一次張東戰爭，但是戰爭結果以阿拉伯國家全面失敗告終。

這就給以色列方面警醒：心裡十分清楚埃及不是啥好東西，所以以色列軍隊連續發動了第二次中東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並牢牢佔據了埃及領土西奈半島，將埃及的軍事威脅推進到了蘇伊士運河對面。而埃及還是不服輸，所以發動了第四中東戰爭，雖然在第四中東戰爭初期，渡過運河戰役打得還算不錯，但是後期就完蛋了，讓以色列裝甲部隊暴打，甚至讓以色列裝甲部隊架橋，攻入到蘇伊士運河的另一面，埃及腹地，以色列最近的裝甲部隊距離首都開羅僅僅80公里，金字塔就在以色列軍官的望遠鏡下，在這種情況下，埃及被迫和談。

而經歷了20年戰爭，埃及沒有一場戰爭打贏以色列的，以色列方面徹底將埃及打服了！特別是西奈半島，埃及發現根本通過戰爭收回不了，不僅收不回來，每一次戰爭埃及失去的土地更多，簡直慘不忍睹了。那麼戰爭上解決不了的事，那麼就需要在談判桌上實現，於是當時的埃及總統薩達特，主動邀請了美國、以色列在戴維營舉行和談，埃及和以色列宣佈永遠放棄敵對，以色列也歸還了西奈半島，最終這樣的和平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浴火

埃及和以色列和解的直接原因是他們可以收回西奈半島，同時長期的對抗並不符合埃及的利益訴求。

自從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內建國之後，可以說是遭到了所有阿拉伯國家的一致反對。為此，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前後總共進行了5次的大規模戰爭，然而歷次戰爭的結果，都以阿拉伯聯軍的戰敗而告終，這更加深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仇恨程度。

而埃及在前四次中東戰爭中，都是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主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中東戰爭中（蘇伊士運河危機），埃及確立了自己“抗以先鋒”的地位，並由此開始主導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攻勢，但這依舊不影響阿拉伯聯軍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所以之後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埃及的“精心策劃”之下，阿拉伯聯軍在戰爭前期給以色列造成了重大的打擊，算上贏回了一點面子，不過他們還是沒能將以色列徹底擊敗。

所以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埃及避免了“慘敗”的結局之後，他們選擇了同以色列和解。據悉，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於1977年首次訪問以色列，並在美國的協調下，達成了埃以雙方的和平協定。因此，在第五次中東戰爭中，由於沒有埃及的參與，再加上一些其他戰爭因素，以色列取得了對敘作戰的壓倒性勝利。

而埃及同以色列和解，對於埃及來講，最大的好處就是他們重新收回了西奈半島的控制權，因為按照埃以雙方停火協定規定，以色列必須要全面撤出西奈半島。不過遺憾的是，當時達成埃以《戴維營合約》的埃及總統薩達特，正是因為選擇了同以色列和解，所以引發了埃及國內激進派的不滿，繼而被刺殺。

而以色列同埃及和解之後，除了能瓦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同盟關係之外，還減輕了自身的國防壓力。這樣一來，以色列就基本可以不再顧忌埃及的壓力，從而專心對付敘利亞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時至今日，阿拉伯內部已經難以組成一個堅實的抗以聯盟，各國都為自己的利益打著小算盤，這更為以色列日漸強大奠定了基礎。

精英出鞘

打不過他就加入他！埃及與以色列化敵為友（還不是真朋友，非敵非友吧），道理就這麼簡單，由薩達特做出決策，至今已歷40年。

經歷1948年至1973年的四次中東戰爭，至少一個人――薩達特得出這樣的結論：

一、阿拉伯陣營靠不住。第一次中東戰爭時阿拉伯國傢俱有人數、裝備與戰備的優勢，卻敗給剛剛建國的以色列，美國援助固然重要，關鍵是阿拉伯自身團結協調與能力太差，此後戰事一再證明該結論。

二、蘇聯支持靠不住。納賽爾和薩達特關鍵時刻都吃了蘇聯援助不繼的大虧，而美國就能一如既往鼎力支持以色列，兩廂對比，薩達特更嫉恨蘇聯，一怒趕走全部顧問，收回軍事基地。

三、阿拉伯、埃及的尊嚴不能建立在沙漠之中。納賽爾視尊嚴高於生命，結果是生命尊嚴雙失。薩達特是實用主義者，寧要生命和安寧，也不死抓虛幻的尊嚴。

這就是他與以色列苟合的原因。不作對是認可現實，向命運低頭。結果是犧牲一個人，換來40年的和平。

歷史就是這樣有趣而不堪，“投降派”為人詬病卻給國家民族以安寧，主戰派彪炳史冊，卻走不出屢敗屢戰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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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6日，在美國的主持下，埃及和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但兩國關係一直被定性為“冷和平”，近40年來，兩國互派大使，在安全和邊界問題上進行協調，但從未實現全面“正常化”。雖然以色列在埃及的旅遊業在平靜時期激增，但埃及遊客只是陸續進入以色列，部分原因是訪問以色列的埃及人可能受到埃及安全機構的騷擾。文化交流也極為有限；埃及藝術家和學者抵制以色列，那些前往以色列的埃及人儘管遭到抵制，但一旦回國往往會面臨嚴厲的指責。

此外，以色列經常成為埃及國內抗議活動的目標，也是眾多陰謀論的對象，這使得每一次以埃高層交往對埃及官員都具有政治風險。

這一點在埃及國內的批評中很明顯，因為埃及外長舒克里在2016年7月耶路撒冷會晤時被拍到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觀看足球比賽，2017年9月，埃及總統塞西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被拍到與內塔尼亞胡一起大笑。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推動2011年1月“阿拉伯之春”的埃及活動人士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2000-2004年）期間參加了反以色列抗議活動，從而割斷了他們的政治牙齒。

事實上，埃及領導人非常清楚，針對以色列的抗議可能很快變成針對那些與以色列打交道的人的抗議。除此之外，埃及政府還積極勸阻從埃及前往以色列。

埃及認為埃及遊客的缺乏是因為以色列的不足：與埃及美麗的海灘和許多有趣的考古遺址相比，以色列什麼也看不到。

然而，也有人認為，如果向以色列開放大門，普通埃及人就會看到以色列的現實，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會湧入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比意大利和法國更近。

簡單地說，一個普通的埃及人不能去以色列。政府通過其控制，將此類旅行限制在希望參觀耶路撒冷基督教遺址的外交官、記者或科普特朝聖者，儘管這些基督徒必須超過40歲。

因此，儘管近年來安全合作確實有所改善，但埃以關係仍被視為“冷和平”。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埃及對以色列作為敵人的持久看法，由於1948年至1973年埃及對以色列的戰爭在埃及公共領域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1979年的和平條約。

例如，考慮到多個公共機構、道路、學校甚至城市的命名是為了紀念1973年的戰爭，但沒有一個遵守該條約；這反映了埃及政府拒絕向公眾通報與以色列的和平。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1月，以色列駐開羅大使戴維·戈夫林向埃及政府提出正式抗議，稱埃及外交部就西奈半島局勢通報的所有外交使團中，沒有邀請以色列代表，儘管兩國軍方緊密合作打擊伊斯蘭國。

因此，全面正常化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埃及政府，埃及政府仍在發表反以色列言論。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過去的齋月，當時的電視收視率正處於每年的最高點。在埃及情報部門直接贊助的一個電視節目中，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繼續被描繪成負面人物——間諜、小偷、殺手和社會上不道德的人。不幸的是，仇恨的灌輸代代相傳，阻礙了實現真正和平的機會。中東歷史講述了一個不可忘記的悲劇性和警示性故事，但該地區需要的是真正的進展。它需要人們認識到積極的一面，朝著一個更加集體和包容的未來努力。

走進伊拉克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看似不可能匪夷所思的事兒，但是確確實實又發生了。

與以色列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只有約旦和埃及；這兩個國家又偏偏是以色列的鄰居，而那些沒有還以色列又領土爭議的阿拉伯國家反倒是和以色列沒有外交關係，這是為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不打不相識。

埃及對以色列態度的轉變源於第四次中東戰爭。

第四次中東戰爭（學者們和軍事專家又將它稱為“贖罪日戰爭”、齋月戰爭、十月戰爭）發生於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

當時的埃及和敘利亞為了奪回各自在六年前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率先向以色列發動了攻擊；

而且這個埃及和敘利亞聯盟在戰爭的頭一兩天甚至還打敗了以色列，明顯佔了上風；不過接下來的形勢急轉直下；戰鬥進行到第二週，敘利亞退出了戈蘭高地；

而在西奈半島，以色列勇猛頑強，越過了蘇伊士運河（原來雙方的停火線）；並且乘勝追擊，消滅了大量埃及有生力量，直到聯合國停火令生效為止；

這場戰爭對中東地區形勢有著深遠的影響——雖然在戰爭頭一兩天埃及和敘利亞佔了上風，讓阿拉伯世界歡欣雀躍；但是隨之而來的慘敗，使阿拉伯人認識到了未來和平的路應該怎麼走；

另外還有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蘇聯徹底放棄了對埃及的軍事援助和支持；蘇聯的撤出，美國當然要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

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總統卡特在1978年邀請埃及和以色列領導人到美國的戴維營，協商制定了《戴維營協議》，實現了埃及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埃及成為首個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

這場戰爭使阿拉伯國家認識到他們無法在軍事上擊敗以色列，而《戴維營協議》的簽訂，也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自1948年以來的首次對話。

接下來又發生了一系列“土地換和平”的事件，不過這已經跑題了，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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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以色列的關係就像韓國和日本的關係，有歷史積怨，又在共同盟友的制約下，以及面對共同敵人的情況下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從而放下成見，但二者的關係遠未到正常狀態，只能說是面和心不合。

眾所周知，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也稱六月戰爭或六日戰爭）爆發之前，埃及是中東第一強國，埃及原本信心滿滿，打算憑藉約旦的同盟關係和敘利亞遙相呼應，在半日之內肢解以色列，可沒想到以色列先發制人，在美國的支持下，三下五除二，把整個埃及軍隊打成殘疾，並且佔領了整個西奈半島。

（▲第三次中東戰爭戰場示意圖）

這場戰爭對埃及的打擊是致命的。

第三任埃及總統薩達特曾在在回憶錄這樣描述時任埃及總統納賽爾：

（▲埃及總統納賽爾會見赫魯曉夫，曾經意氣風發的埃及英雄最後鬱鬱而終）

幾場戰爭下來，埃及死了10多萬人，損失了400多億美元，經濟開始嚴重下滑，中東第一強國位置不保，人心開始厭戰思和。

納賽爾總統鬱鬱而終後，繼任者薩達特意識到為阿拉伯世界堅持的擊潰以色列人的戰略至少在目前是不現實的, 因為以色列有美國的支持。如果與其繼續進行長期的戰爭, 又是埃及國力所負擔不了的。

至此，埃及開始準備和以色列講和，但是為了和談創造有利的政治局面，薩達特認為需要顯示一下阿拉伯人的力量。

他認為”軍事行動是打破中東僵局的唯一道路“，於是和敘利亞秘密籌備一下場戰爭。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也稱贖罪日戰爭或十月戰爭）爆發，前兩日埃敘聯軍進展順利，但之後被以色列逆轉。

但這就夠了，因為前兩日的”優異“表現，阿拉伯國家感到了安慰，即便最後什麼便宜都沒討到。

（▲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軍渡過蘇伊士運河）

這種安慰和滿足的心態支撐著埃及推進和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

1979年，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在美國總統卡特的撮合下，在戴維營簽訂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埃及成為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雖然之後被阿拉伯聯盟開除，但也得以完全擺脫蘇聯的勢力範圍，而且薩達特總統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雖然埃以政府之間名義上已經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但兩國民間卻依然勢如水火，政府之間也關係冷淡，矛盾不斷，驅逐大使之事也時有發生。可以說，這種關係正常化是建立在無可奈何的情緒之上的，是一種迫不得以的妥協。

（▲以色列總理貝京、美國總統卡特、埃及總統薩達特在戴維營合影）

2006年調查機構曾在埃及進行一項調查，結果有92%的埃及民眾認為以色列是他們的”敵國“，認為是朋友的僅為2%。而直到現在，仍有56%的人認為應該取消1979年3月簽訂的《埃以和平條約》。

鑑於中東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地區大國——伊朗，出於面對共同敵人的考慮，事實上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已經默認埃及的合法存在（除了伊朗），除了激進的反猶主義者，已經沒有人願意通過戰爭的手段來摧毀以色列，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是如何應對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擴張政策，確保自身主權安全。

不過世事難料，埃及和以色列相處冷淡，歷史的傷口始終難以癒合，伊朗常常口出狂言，要將以色列抹去，而另一個地區大國土耳其，也越來越仇視以色列，也許在某種機緣巧合下，埃及覺得有必要在他人的協助下一雪前恥也不一定。

人間戲

這個問題關鍵就看世界上是存在著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家，還是存在著雖是一個阿拉伯民族但分屬多個互不統轄的國家政權，前者他們會有共同的國家利益，後者這些國家連共識都沒有，因為各個阿拉伯國家最高統治者關心的是自己的權位和家族的利益，拋開這些去爭取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各國的統治者除了傻子缺心眼誰也不會幹，因此阿拉伯國家間不能奢談什麼共同利益，他們僅僅是信奉的宗教相同而已，這和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共同的國家利益風馬牛不相及，所以歷史上這些地區就紛爭不已，打成一團，在各自心懷鬼胎的情況下抱團對付以色列那本身就是天方夜譚的事。

另外一個方面，雖然歷史已經來到二十一世紀，再看看阿拉伯人的舉止則完全沒有國家觀念，他們的舉止行為只停留在部落聯盟時代，仔細觀察薩達姆之後的伊拉克人，他們除了被美國佔領外，居然允許另一個國家伊朗的二號人物蘇萊馬尼指手畫腳的指揮自己，這暴露了伊拉克人和利比亞人一樣，只有部落意思，沒有國家意識，這還是他們自己一人一票投票產生的國家，從此可以看出，阿拉伯人的觀念意識大約相當於中國兩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時期，他們可以為部族而戰，但不可能為國家而戰，可以不誇張的說，阿拉伯民族就是一個生活在現代的古代人。

美國人雖然頂尖級的專家學者雲集，似乎也絲毫沒有讀懂阿拉伯人。在伊拉克戰爭結束之後，想重新複製二戰後美國改造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的成功經驗，把伊拉克打造成一箇中東的民主社會樣板，十七年過去了，花了幾萬億美金，死了幾千美軍士兵生命，費盡移山心力，伊拉克還是一堆扶不上牆的爛泥，至今爆炸不斷，民不聊生，德國日本式的民主伊拉克鬼影都不見。

在中東國家中，信奉伊斯蘭什葉派的伊朗可能更有希望，雖然他們眼下是一個神權國家，但歷史上的世俗化運動和相對有起色的工業體系使伊朗更像一個近代國家，遺憾的是伊朗是波斯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作為最世俗化的阿拉伯人，埃及似乎是明白了這些，他知道處於部族社會的埃及與現代化的先鋒國家以色列作對，那就是以卵擊石沒有勝算，其次為了所謂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事業，為另外一個國家巴勒斯坦去犧牲自己，火中取栗 得罪以色列對埃及的國家利益毫無益處，只有和以色列和平共處才能保證這個國家內人民的福祉。埃及民族英雄納賽爾已經幾經嘗試無法戰勝以色列，為此抱憾終身，之後埃及人終於領悟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雖然薩達特總統為和以色列媾和付出了血的代價，埃及人總算接受了這個現實: 和以色列人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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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四次中東戰爭，沒有一次勝利，不僅丟了西奈半島，還差點讓以色列人攻入開羅，這就是埃及人，納賽爾含恨而去。沒辦法，薩達特終於向以色列投降了，條件是以色列交還西奈半島，埃及承認以色列，這樣在阿拉伯國家聯盟中開闢了一條道路。為此薩達特在開羅閱兵飲彈身亡。埃及為了在阿拉伯國家當領袖，消滅以色列，犧牲了兩個總統，而阿拉伯世界那些酋長們則毫髮無損。因此繼任的總統穆巴拉克學聰明瞭，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和以色列和解，搞親美外交，走西方道路。所以他安然無恙的當了三十年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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