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文本篇 ：災祥第三十九

災祥第三十九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①，有郡吏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吃②，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③在朝堂對考使焚香讀《皇隋感瑞經》④，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歡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⑤，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⑥，祝幣以禮焉⑦。’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⑧，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飢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於南方⑨，長六丈，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進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⑩，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⑪。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⑫，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斷肉料⑬，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⑭，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徵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

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唸。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雲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⑮，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⑯，而不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恆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⑰，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谷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⑱，石言於晉地⑲，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陰陽恆理，豈可謂天譴而系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⑳，伏待斧鉞㉑。太宗深納其言。

〔註釋〕　①　石勒：　羯族人，十六國時後趙的建立者。 ②　連理木：　不同根而枝幹相連的樹木。靈芝草、連理木和鳳凰、白雉，被古人看作是祥瑞。 ③　王劭：　隋文帝時任著作郎。 ④　《皇隋感瑞經》：　隋文帝喜愛祥瑞，王劭採集歌謠、圖讖、佛經等加以文飾，撰成此書，共30卷。隋文帝命宣示天下，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經月而畢。 ⑤　晉侯：　晉景公。伯宗：　晉國大夫。 ⑥　縵：　沒有花紋的絲織品。此指車中不飾文彩。 ⑦　祝幣：　祭祀獻神的禮品。 ⑧　郡國：　漢初，郡與國同為行政區域。 ⑨　彗星：　古人認為是妖星，是災禍出現的預兆。 ⑩　經綸：　經營、創建之意。 ⑪　乂(yì)：　安定。 ⑫　穀水：　古河名，即今河南澠水及其下流澗水。 ⑬　尚食：　掌管帝王膳食的官署。 ⑭　覆燾：　覆蓋。 ⑮　方內：　國內。 ⑯　櫜(ɡāo)：　收藏甲衣或弓箭的袋子。 ⑰　三、五：　三皇五帝。 ⑱　雉雊(ɡòu)於鼎耳：　《史記·殷本紀》記載，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說：“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 ⑲　石言於晉地： 《左傳·昭公八年》載，昭公八年春，晉國的一個地方，有石頭在說話。 ⑳　瞽：　眼瞎，引申為無見識。 ㉑　斧鉞：　古代用於殺人的刑具，泛指刑戮。

【鑑賞】　古人相信“君權神授”說，認為災害不斷，就表明帝王失德。若不及時改正，難免身死國滅。政治清明，上天就會顯示祥瑞。本篇記述了唐太宗與侍臣們有關災害與祥瑞的議論。

災祥與治國發生關係，是同“君權神授”說相關的。宣稱君主的權力是天神所授予的，是為君主專制統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其基礎是天命論。周滅商後，提出“天命靡常，敬德保民”，增添了道德上的因素，但對君權神授的認同沒有改變。漢代董仲舒對“唯天子受命於天”的君權神授論作了系統的論證。董仲舒深知，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君主權力的過分強大往往會走向反面，造成政治動盪不安。因而董仲舒想用天的權威性，給予君主的個人行為與政策以一定的約束，這就是“天譴說”：“災者，天之譴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天譴說”不始於董仲舒，先秦時的晏子對齊景公所說的“天見彗星為公戒”，就是“天譴說”。“天譴說”在政治實踐中得以具體施行，是從漢代開始的。天顯災害，表明君主的統治雖合法但並不合理;反過來說，天降祥瑞則表明君主的統治合法又合理。

對待災害，唐太宗採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作為自救補弊之方。貞觀八年(634年)，隴右(今甘肅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一帶)山峰崩塌，大蛇多次出現，山東與江淮地區又頻發大水，唐太宗詢問身邊的侍臣，虞世南以古喻今，認為“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這就是說，邪惡戰勝不了道德，施行仁德可以消除災變。唐太宗覺得很對，就派出使者去撫卹飢餓的災民，處理了許多冤案，赦免了很多犯人。這是以“得萬姓之歡心”的行政手段去對待災害。

如何看待祥瑞，是縈繞於帝王心中的大事。大多數帝王對“祥瑞”說是深信不疑的。有些帝王對祥瑞有特殊的喜好，如三國時的孫權。孫權在登基時著文告天：“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三國志·吳書二》注引《吳錄》)這是說，祥瑞前後接踵而來，我孫權是敬畏天命的，不敢不接受天授予我的統治權。我要選擇吉日，登壇祭拜，即皇帝位，求神保祐，永享天下。因黃龍、鳳凰並現，孫權於公元229年改元黃龍。因嘉禾生長在會稽田野，又於232年改元嘉禾。238年，赤烏集於殿前，若神靈以為嘉祥。遂定是年為赤烏元年。離唐太宗近一點的是隋文帝。他命秘書監王劭穿上禮服，在朝堂上對諸州朝集使宣讀《皇隋感瑞經》。唐太宗覺得這件事很可笑，因為唐太宗對祥瑞採取的是比較理性的態度。貞觀六年(632年)，大臣們以天顯祥瑞，紛紛上表慶賀。但唐太宗卻下了一道命令：“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認為政治清明與祥瑞沒有內在的關聯，即使靈芝與鳳凰到處可見，但百姓生活很差，而又遭到外族入侵，同桀、紂又有什麼區別呢?如果天下太平，家家豐衣足食，沒有祥瑞呈現，也可以與堯、舜的德業比肩。唐太宗說，這就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歡心”，這是唐太宗認為的真正的“大祥瑞”。其間充滿了理智。

斷言“天譴說”對唐太宗一點影響也沒有，那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貞觀八年，彗星出現於南方的天空。“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這是唐太宗的自責。貞觀十一年(637年)，洪水氾濫成災，湧入洛陽宮，平地水深入5尺，沖毀宮殿寺廟19處，淹沒民居七百餘家。唐太宗對侍臣說：“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唐太宗以為，大概是自己視聽不明，刑罰失度之故吧。於是下令，讓御膳停止供應肉食，只進蔬菜素食。讓文武百官各上奏章，暢言政事得失。“天譴說”有個比較固定的格式。先是將災害公諸於世，接以“朕之不德”之類自責語;之後用行政措施去糾正。唐太宗聽從了虞世南的建議，採取了賑濟災民與處理冤案的措施，就是明證。同時“天譴說”也為廣開言路提供了一個依據，大臣可以借天意去限制皇權，以革除弊端，修明政治。中書侍郎岑文本，利用這一時機上了奏章，認為君主如同舟船，百姓好比是水，水可以承載舟船，也能傾覆舟船。只要君主能“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國家就會昌盛長久。這是民本思想。至於雨水造成的禍患，是“陰陽恆理，豈可謂天譴而系聖心哉”!這是從天地間變化的規律來說明自然界的災害與“天譴說”不存在內在的聯繫。這是尊重自然規律的觀點。岑文本這兩個觀點，得到了唐太宗的讚許。

總之，貞觀君臣看重的是國家治亂、百姓生計，對災異祥瑞採取的是理性的態度，顯示了“貞觀之治”重人事、修德政的特點。但他們不可能完全擺脫時代的烙印，對“天譴說”在某些方面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