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中國第一詩人是如何驚豔世界的?

1953年在赫爾辛基頒佈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他們是波蘭的天文學家、日心說創始人哥白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人文主義作家之一弗朗索瓦·拉伯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作家,傑出的戲劇家和詩人威廉·莎士比亞;中國戰國時期的偉大的詩人屈原。

屈原(約前340——約前278),我國最早的大詩人。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國人。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主張彰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後遭讒去職,迭遭放逐。至首都郢為秦兵攻破,遂投汨羅江而死。後世所見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漢劉向輯集的《楚辭》。

這本書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九章》九篇:《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天問》一篇。

文脈:中國第一詩人是如何驚豔世界的?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詩經》與《楚辭》是中國詩的兩大源頭。《詩經》開現實主義之先河,《楚辭》則為浪漫主義之濫觴。前者帶著黃河流域的質樸與粗獷,後者帶有長江流域的絢麗細膩。《詩經》讓人們知道了什麼是詩,屈原告訴詩人什麼叫詩人。

後人將《楚辭》與《詩經》中的中的“國風”並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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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天問》《九歌》是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熔鑄而成的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和傳說幻想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的造詣。《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

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屈原的作品便開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受楚騷影響,開始新興的五、七言詩,漢代出現的賦也是受“楚辭”影響。那些後世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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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蹟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

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雲,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采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於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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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其中所寓含了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幾千年來一直感動並激勵著中國知識分子為國為民殫精竭智。

“亦作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表現其堅持真理,獻身理想。

“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表現其嫉惡如仇,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汙。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表現其剛正不阿,一身正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表現出詩人不斷反省自己,鍛鍊自己,追求美好未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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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問》從天地分離、陰陽運轉、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一直問到神話傳說乃至聖賢兇頑和治亂興衰等歷史故事,表現了作者對某些傳統觀念的大膽懷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具有濃厚的道家色彩。語言句式以四言為主,不用語尾助詞,四句作一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對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現象絕齊的發問,顯示出作者沉潛多思、思想活躍、想象豐富的個性,表現出超卓非凡的學識和驚人的藝術才華,被譽為是“千古萬古至奇之作”。

最能代表屈原風調激楚的風格的是《九章》。屈原由於受朝中奸佞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他願望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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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憤激淒涼的詩歌。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於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寫的各類詩中。

屈原本不需要借重今人,因為他已經託體於江流,一去不復返了,但後人的紀念活動使他的事蹟和作品代代相傳,從而成為一種當下的存在。中國人民對屈原當選“世界文化名人”感到自豪,世界人民也希望瞭解屈原及其作品。

英國漢學家、翻譯家大衛·霍克斯曾說,“屈原與曹雪芹現在之所以重要,其原因是一樣的。他們都代表一種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後代人總能在其中發現新的東西,更確切地應該說,每一代人都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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