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注意哪些要點？
隱瞞可能已經感染病毒而頻繁出入公共場所或接觸多人如何定性？
【案情簡介】
2020年1月17日，長期在武漢工作的沈某在身體不適情況下乘坐飛機到杭州，先後前往慈溪、上虞、嵊州等地。到嵊後，其拒不配合鄉鎮政府檢測和居家隔離要求，頻繁出入公共場所。1月23日，沈某自行駕車到浙一醫院就診，確診感染並被醫院隔離治療。1月27日，嵊州市公安局對沈某立案偵查。當日，嵊州市檢察院提前介入該案。
【葉斌律師評析】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規定在我國刑法典第114條，與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同屬一個法條，該罪法條表述為 “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但是在實務中，準確認定“其他危險方法”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性質相當，是判斷是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關鍵。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工業酒精兌水冒充白酒銷售、投寄虛假炭疽菌、盜竊窖井蓋等行為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形，由此可知，該罪的適用範圍一直在不斷的擴張與調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本罪行為要件的開放性及缺乏必要的形式限定，因此學界有人該罪稱為“口袋罪”。
因此，有必要梳理在認定該罪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於具體危險犯，所謂具體危險犯是指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造成緊迫危險，沒有發生侵害結果實屬偶然。例如，破壞交通工具罪就屬於具體危險犯。
第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對象必須是“不特定人”。如果行為人的的行為只會導致少數人傷亡，而不可能隨時擴大被害人範圍，不能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其他危險方法”的界定必須嚴格按照文義解釋和同類解釋規則進行，以社會大眾對危害程度的一般理解為其外延，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現實可能性為其內涵。具體而言，“其他危險方法”在行為客觀上必須具有刑法第114條規定的“放火、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行為同等或超過上述行為危險性的方法，並非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可能性的方法。
第四，在醉駕行為中，如果行為人明知酒後開車違法，仍然醉駕開車衝撞、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根據《關於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之規定，此類行為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因此，在“其他危險方法”的判斷上，要保持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的謙抑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冠病毒並非刑法第114條所列的“傳染病病原體”、傳染病屬於疾病，例如肺結核、狂犬病等，可用藥物治療與預防，故意傳播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
本案中，沈某長期在武漢工作並有身體不適症狀，回到杭州後，前往慈溪、上虞、嵊州等地，不配合居家隔離，頻繁出入公共場所、接觸多人，而此次新冠病毒具有“人傳人”的特點，病毒傳播性較強，而感染上新冠病毒後，並無有效藥物治療，有造成人員傷亡的重大風險。
根據上文分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具備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造成緊迫危險，沒有發生侵害結果實屬偶然的特徵，而根據社會大眾對危害程度的一般理解，新冠病毒的危害性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具有同等的危險性，病毒傳播也是不特定的，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為特徵。
此外，從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公佈的消息看，涉及此類新冠病毒攜帶者隱瞞真實情況、接觸不特定多人，放任病毒傳播的行為，基本上都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閱讀更多 杭州刑事辯護律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