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戰亂，北方確實出現過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的時段和地區。但若將北魏中期以後的北方、東晉南朝的南方和兩漢相比,非但差距不大,甚至還略有發展。原因在於魏孝文帝改革後,北方農業領域又成為小農經濟的天下;這一時期農業生產非但沒有倒退,生產力還略有提高;地主土地上租佃制仍占主導地位。即便地主莊園,也有產品不斷流向市場,和市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籠統地說魏晉南北朝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是不確切的。

商品貨幣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時代特徵之一

其一,建安九年,當曹操基本上消滅袁氏勢力,佔有鄴城後,一改兩漢推行將近400年的賦稅制度，田租保留,額度略有變更,由三十稅一的分成制改為畝收四升、一說四斗的定額制;昔日徵收貨幣的人頭稅算賦口賦,改為按戶徵收,且徵收實物。也就是說,兩漢時以徵收貨幣為主的賦稅,由此改為全部徵收實物。

其二,文帝曹丕黃初二年,廢除了自漢武帝以來基本上通行全國的五銖錢,詔令民間以谷帛為市。谷帛代替貨幣,具備了價格尺度的功能。

這兩個變革都有著深遠的歷史影響。前者迅速演變為田租戶調製,直至兩稅法實施後才退出歷史舞臺,在中國封建社會施行了將近6個世紀。後者影響也不可忽視,雖然距文帝廢錢不過五六個年頭,明帝曹在太和元年又恢復了五銖錢,封建政府也鑄了一些錢,效果卻極不理想。看來即便恢復了五銖錢,也沒有改變貨幣、谷帛雜用的狀況。

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之所以萎縮的原因

其一,戰亂。更有一些學者認為戰亂毀壞了一切,人口驟減,加以落後於漢族的諸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耕作方式由昔日的精耕細作而流於粗放,出現了歷史的大倒退。這在北方尤為明顯。

其二,士族地主佔統治地位及與此相適應的莊園經濟盛行的結果。士族地主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農民,採用莊園經濟或稱田墅經濟、田莊經濟的模式配置其土地和勞動力,進行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過著高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

士族地主的莊園經濟及當時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的實際情況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始終是漢族統治者的天下,無論政治或經濟,都是沿著秦漢以來的軌跡前進的。當西漢進入鼎盛,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令人欽羨之時,長江以南除成都平原外,遼闊的荊、揚兩州還談不上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

東漢時期,荊、揚兩州略有變化,但體現在點上,尚談不上面,其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也難以和中原同日而語。吳國統治時期,隨著荊、揚兩地的初步開發,其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開始引人注意了,此時正是吳姓士族形成和確立的時期。吳姓士族具有北方士族的特徵,許多學者認為他們是用莊園經濟的模式來配置其土地和勞動力的。

社會經濟的繁榮促進市場的發展

在南北兩支勞動大軍的努力下,在南方少數民族的貢獻下,東晉南朝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十分明顯,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與此同步,也有明顯的發展。原來的州府重鎮差不多都成了商業頗為發達的城市。建康是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方的經濟中心,是商賈雲集之地,吳國時期,建康只有大市和東市兩大市場,東晉南朝時期,又增加了北市、鬥場市和肇建市三個大市場,此外還有許多小市。秦淮河兩岸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城郊及其他各地的草市也紛紛興起。

三吳經濟發展最快,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新出現的經濟中心,也是當時城市最集中的地方,長江中游的襄陽、江陵、長沙、豫章、夏口、陽等地也相當著名。此外,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地，這些地方的商業活動已是可觀,婦女還大都是從事小商販的能手,昔日蠻荒之地的南海和交趾。尤其是南海,憑藉其政治和地理優勢,更成為新興的對外貿易中心,是貪官汙吏爭逐的肥缺。

商稅成為封建政府的重要財源

隨著商業的發展,除了秦漢以來的市租、關津稅等外,東晉南朝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稅種。最著名的有估稅、桁渡稅和埭稅。估稅實際上是交易稅,值百抽四,始於東晉。桁渡稅和埭稅是商品擺渡越埭時所收的過境稅,和關津稅差不多。南齊時西陵埭每天收入3500錢,那麼一年就超過百萬。

東晉南朝時期,擁資百萬,數百萬甚至鉅萬的富商大賈為數不少。他們交結權貴,他們長袖善舞,他們驕奢淫逸,富等公侯,商人之富誘惑著達官貴人,官僚經商承襲西晉以來的風氣進一步發展。

王朝崩潰並沒有使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

西晉王朝崩潰後,北方成為內遷諸少數民族統治者橫行的地盤。他們有的已經農業定居,更多的過著半農半牧或遊牧生活,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均比漢族落後,北方社會經濟的恢復曲折複雜,士族地主的地位變易不定。直到魏孝文帝改革,其特權才得到保障。按常理來推斷,此時北方的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也應該萎縮,然而實際情況是與社會經濟的恢復同步前進。

《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西有周圍八里的洛陽大市,按行業分類,有通商、達貨、調音、樂律、退酤,治觴、慈孝、奉終、財、金肆等10個大商業區;城東有洛陽小市,專賣南方水產,又叫魚鱉市,還有一個馬市;城南有四通市,是域外商人集中之地,同時專賣本地水產,又叫永橋市。

北齊晚年,為解決財政危機,公開賣官,州牧郡守可買,他們的僚屬也可買,結果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竟為貪縱,人不聊生。

士族地主並不是魏晉南北朝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的根源

歷史的實際是北方歷盡曲折,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在魏孝文帝改革後,出現了恢復的局面;南方則繼承了兩漢以來的趨勢,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從無到有,逐步走向了繁榮。就東晉南朝及北魏中期以後的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而言,與兩漢相比,恐怕很難說有多大的差距,甚至某些方面還略有發展。因此,籠統地說魏晉南北朝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亦不確切。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是小農經濟的天下,應該沒有什麼疑義。北方則頗為曲折，本時期西北邊緣地區內徙中原的少數民族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僅見的。隨著他們相繼建立政權,也將其落後的生產方式帶入了中原。昔日傳統的農業區荒無人煙或成了牧場。與此具來的是戰亂不已,一波接一波的動亂使農業生產及社會經濟遭受了巨大的破壞,也嚴重地摧殘了商品經濟。在此過程中,有兩點情況值得注意,並應予必要的估價。

其一,從匈奴漢國起,就在其統治的腹心地區採取了胡漢分治的政策。

其二,按照歷史的永恆規律,野蠻的征服者終將被他們所征服的先進民族的先進文明所征服,甚至最終不得不採用先進民族的語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農業生產力略有提高

首先,早於歐洲1000餘年的先進鍊鋼法———橫法鋼普及了,產量大有提高。橫法鋼漢族工匠會,少數民族工匠也會,纂毋懷文和叱幹阿利便是北方著名的鍊鋼能手。產量提高使橫法鋼除了製作武器外,還可製作工具和農具。

其次,出現了一些新的農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車和齊人蔚犁。翻車為三國時馬鈞發明,是一種新的提灌工具,相當精巧。齊人蔚犁見於《齊民要術·耕田》,特點是"柔便",僅須一人一牛,適宜于山區和小塊土地。

戰國秦漢時期,商品經濟非常發達

在生產力提高的基礎上,小農經濟日趨成熟密不可分的。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是當時經濟結構中最主要的成分,起有決定性作用,既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基礎,也是封建自然經濟的基礎。從事商品生產的農民固然離不開市場,自給性生產的農民也必然和市場有著程度不同的聯繫。因為在維持再生產和基本生活時,有些必需品他們並不能自己製造,諸如鐵農具、食鹽和陶器等。因此,市場上大宗的商品只能是農副產品。土特產品、以及生活和生產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不是其他。魏晉南北朝也是如此。

東漢時期莊園的興起

東漢時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莊園也有發展並不足為奇,但並沒有改變租佃關係占主導地位的格局。簡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配置其土地和勞動力的模式和兩漢基本上是一樣的,沒有本質的差異。這些莊園雖然從事自給性生產,卻和市場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斷地把自己生產的產品或農民的產品投向市場,進行交換。

這實質上是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尚未充分發達起來時,地主們壟斷其勢力範圍內的商業活動而已。眾所周知,東晉南朝佔山護澤的活動相當突出,北朝也無例外,隋文帝登基後適應這一形勢,不得不詔令開放山林川澤。其間不乏有將山林川澤開發為良田的,更多的卻是為了掠奪自然富源,將其作為商品出售,牟取暴利。在東晉南朝的佔山護澤活動中,屯、墅、邸、冶、傳、肆、署等是常見名稱,其中邸、冶、傳、肆等便和商業活動有關。

結語

商品經濟和貨幣的關係十分密切,幾乎是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首先值得考慮的是統一貨幣的出現和流通與商品經濟有關,但必須有全國統一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作後盾。魏晉南北朝時期,確實出現過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萎縮的時段和地域,但主要是在北方,主要是三次大戰亂造成的。我國封建社會,在正常的情況下,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的發展與繁榮,和社會經濟狀況成正比,魏晉南北朝也無例外。魏孝文帝改革後,北方社會經濟恢復了,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同時也就進入了恢復的階段。本時期的南方則承襲了兩漢以來的趨勢,有明顯的發展,三吳終於成了我國封建社會中新生的經濟重心,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也從無到有,並逐步走向了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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