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一過，我就進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個年頭了。
好像應該想一想，並且寫點什麼。
已經過去的生命，恰好分為三段。毛澤東詩云：“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這聯想或許有些不倫不類。
第一截，從重慶出生，到南京，再進北京，二十一歲大學畢業出京，算是入世前的準備。中間十八年，是在遠離北京的中國邊遠地區的貴州渡過的，其間經歷了十年浩劫，是靠著年輕人的友情而支撐過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一次爆發，又與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
我的生命就這樣與兩個空間——貴州與北京大學，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聯繫，而與後者聯繫的主要紐帶則是魯迅。由此構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結”：人生道路的支點，精神的後援，思想（靈感，想象力）的源泉，學術的出發點與歸宿……，都在裡面了。
似乎就這幾句話，可以把這“六十年”交代過去了。
中國傳統有“六十一甲子”之說，也是把“六十”看作人生的一大段落。而在我的感受中，則是一大劫難，一個大坎兒。經過這一大劫，人應有所悟。
我悟到了什麼呢？
去年，也就是“六十年”之末，我寫了幾篇文章，談魯迅的思想有一個原點，一箇中心，即是他的“立人”思想。這當然不是我的發現，得後兄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這一命題。但對於我，此番重提，卻意味著，經過十數年的苦苦探索與體驗，魯迅的“立人”思想已經由外在的理性認識內化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這是一次自我的安身立命。把“個體精神自由”確定為彼岸性的終極追求，這也就確立了在中國現實變革運動中思想文化上的徹底的批判立場：堅持對一切形態的奴役體制、奴役現象的揭示與批判，堅持對一切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各種形態的奴性的揭示與批判，堅持對自我已經（或可能）出現的奴性與壓抑他者的傾向的揭示與批判。
我不想否認這一選擇所具有的啟蒙主義、理想主義色彩，但它同時包含了對啟蒙主義與理想主義可能導致的專制主義的警惕與批判。另一方面，則是對自我這一選擇的個人性與有限性、侷限性的一種清醒與自覺：“個體精神自由”是我自己所能體認的終極追求，對於他人（包括我的讀者、學生）僅是提供當代社會眾聲喧譁中的一種“聲音”。真正的意義在自己：不僅是對青年時代的“消滅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現象”的理想的更高層面的確認與昇華，同時奠定了今後歲月生命的新的基礎。
因此，有所悟，還要有所解脫：這也是“六十大劫”應有之義。
不可否認，原有的“四大情結”多少含有某種贖罪、還債的意味，因而時有不堪重負的感嘆。現在算個總賬，具體的“債務”大概已經還清，“罪”也一一贖過，真可以鬆一口氣了。本來此時已經能夠大體無愧地去見“上帝”，以後的年月是多餘的。這新賜予的日子，應該屬於自己與老伴了。如果還要繼續寫作，動力就更來自內心的欲求，更要為自己說話，說自己的心裡想說的話了。人是這樣的人，說的自然也還是“個體精神自由”這類時代的中心話題，但心態或許會更自由，更少顧忌，更少束縛了吧。至於是否會減少點火氣，顯示一種“成熟”——這正是許多師友與學生期待於我的，則不敢保證，因為我相信本性難移這句話。人最終總是帶著某種遺憾，留下供後人非議的某些話柄，離開這個世界的，盡善盡美反而失去了個性；老了老了，有些毛病就不要改了吧。
面對自我生命的這一大段落，想說、要說的話都說了，最後加上一個標題：“六十劫語”。
1998年2 月15日寫於燕北園（本文是作者為即將出版的同名思想隨筆集所寫的序言。）
作者簡介 錢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於重慶，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三任主編（與吳福輝共同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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