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堅範/文
中華文明能持續發展五千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華文化的強大凝聚力、親和力。中華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和合”文化。和平、和諧等概念並非中國所獨創，其他國家也是有的，合作、聯合等概念也是如此。但將“和”與“合”兩個單獨的字連用成為一個概念，卻為中國古代思想家所獨創，是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概念。
在中國文字中，“和合”兩字是兩個單獨的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現。
“和”，原義是聲音相應的意思，後來演化為和諧、和平、和睦、和善等。“合”，原義是指上下嘴唇合攏的意思，後來演化為匯合、結合、合作、凝聚等。到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一公元前476年)，“和合”兩字開始連用，“和合”就成為一個整體概念。就是說，在承認事物各不相同，有矛盾、差異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統一於一個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並在不同事物的和合過程中，取長補短、存優去劣，使之達到最佳組合，由此促進新生事物的產生，推動事物的發展。由此可見，和合文化有兩個基本要素：
一是客觀地承認不同，比如陰陽、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機地合為一體，如陰陽和合、天人合一、五行和合，等等。和合範疇顯然比一般性地提和平、和諧或合作、聯合內涵更為豐富，外延更為廣泛，層次也更深人。
中國思想傳統中，講“和”多於講“和合”。“和”是“合”的前提，條件或基礎，不“和”則難“合”。“和”是“和合”形成與維繫的關鍵所在，因此可以說重視“和”也就是重視“和合”。
和，也不是沒有原則的。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這裡的“貴和”就有一個“禮”的原則。所以，他接著說，“和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說，只知道“和”而喪失了“禮”的原則，也是不可行的。
和合這一概念，體現了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對事物整體辯證地認識的優良傳統。孔子有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以和為貴。”就是說，孔子讚賞和，而鄙視同，因為那些只求事物之等同劃一而排斥不同事物的人，則是小人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比較能夠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質。除了儒家之外，釋、道和其他文化流派也普遍接受並廣泛使用這一概念，成為貫通中國文化思想領域裡一個綜合性概念。
儒家經典《中庸》中有一句十分精闢的話：“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樓宇烈教授有一段話，可為此作出解釋。“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中庸之道，所謂中庸，可以倒過來說，叫庸中，即用中。為什麼要用中呢？因為中就是維持事物的平衡”。按照我的理解，這個平衡就是“和”。所以，姜義華教授認為“‘中’在實踐領域的集中表現就是‘和’”。
何茲全教授認為，“忠恕，仁，都是德的內容，而不是道的本體。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中庸’”。何先生的這一句話，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樓宇烈先生所說的中庸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特點的理解。
中庸的“中”，並不僅僅是量的概念。從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現為與兩端等距離的那個點，然而，中國傳統文化裡的“中”更多體現為實踐過程中處理、協調各種關係的一種原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在兩個極端之間找到動態平衡的契機，靈活處理，辯證綜合。中庸之道的“中”，因權而變，關鍵在於度的把握。“權”是什麼？“權”是稱錘。所以，何茲全教授說，桿秤準星根據所稱分量的大小而移動。可見，中庸的“中”是在動態過程中找到平衡點，不同於希臘哲學裡講的最平衡的兩端中間最平衡的那一點。
“中”為大本，“和”為達道。夏乃儒教授認為，“‘和’是儒家處世行事的方法、準則，也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這種“和”的思想現在至少可追溯到舜帝時代。《清華大學藏戰國書簡》（壹）一書中，披露了3000多年前周文王臨終遺言中提到了舜在勞動中獲得了“中”。甚至還可遠溯到大約7000多年前的伏羲時代所創制的陰陽八卦，以及中國史前出現過的一個太陽崇拜時期，那時的人面巖畫的主要特徵是作為祖先的人面逐漸與太陽相結合，在原始初民的觀念中正是天與人的合一。
在中國，“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植根於人們的潛意識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中醫、京劇、國畫，一般被視為中國文化的三大國粹，這裡面都可以看到和合精神的存在。天人合一和陰陽轉化的觀念對中醫有著深刻的影響。中醫十分重視人和自然的關係，重視人體各部分器官之問的有機聯繫以及疾病和心理狀態的關係。
人體是陰陽平衡的統一體，陰陽平衡身體就健康，就保持了一個最好的發展和前進趨勢；相反，陰陽失衡就要得病。西醫對人身的全面狀況不夠關心，而偏重於對局部的興趣。西醫追求的理想是像激光束一樣準確性，把治療目標對準人身體的最小部分——組織、細胞乃至脫氧核糖酸分子(DNA)。這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西醫治療時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中醫則運用辯證施治，強調“培元固本”，常常是頭痛醫腳，譬如針灸的穴位就是如此。
京劇講究唱、念、作、打。唱就是歌唱；唸白是詩、賦類的語句的朗誦；作是一種“文”舞，在京劇中無動不舞；打是“武”舞，一種舞蹈化的武術。西方就沒有將唱、念、作、打統一在一個有機體裡的傳統藝術。
中國人一般不喜歡西方的歌劇，儘管歌喉美妙，因為沒有舞蹈而顯得單調，總感到美中不足。西方的芭蕾舞，從頭至尾一舞到底。沒有伴唱。但芭蕾舞到了中國，配上歌唱了。芭蕾的這一革新，恰好是和合精神在中國人審美情趣中的反映。
中國畫中，除了圖畫本身外，常配有詩詞、書法、篆刻等，相得益彰。元代畫家王冕自題一幅《墨梅》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時，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不但使他的墨梅平添幾分清氣，而且他的畫與詩也一起映出他清越的人品標格。而西洋畫中，這些都是沒有的，最多是作者簽署一下自己的名字。
中國的飲食文化十分發達，也是有其特色的。 中國菜餚講究味道，其製作方法是調和鼎鼐。食物，加上配料、調料，交織、融合、協調在一起，使之互相補充，互相滲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人喜歡吃餃子，餃子的味道好壞關鍵在餡兒，餡的好壞又關鍵在原料、配料、調料的調和適度。上海有個家常菜“醃篤鮮”，鹹肉、鮮肉、冬荀三種原料放在一起，煮好以後，任何一種東西都融進其他兩種的味道，而整個說起來，又共同形成一道含有三種又超越三種味道的鮮湯。而西菜就不同了。一盤菜端上來，肉是肉，蔬菜是蔬菜，涇渭分明，互不相干，鹽、胡椒粉等調料還得你自己動手加進去。
中西飲食方式也不一樣。中國的傳統宴席，大家圍著圓桌團團而坐，共享一席，這就從形式上造成了一種團圓、和諧、共趣的氣氛。而西方人是各端一盤，“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互不干擾。
中國民間尊“和合二仙”為吉祥、喜慶、團結的象徵。“和合”精神是我國傳統文化所倡導治國、處世、為人的一大準則。以此來協調各種社會關係，體現了中國人民講究團結合作、熱愛和平的優良傳統。
中國的文字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符號，還可以折射出多層面的文化心理現象，它的文化含量大大超過了文字本身。中華民族渴望團結，反對分裂，在三四千年以前造字時就充分表露了這一思想。《說文解字》一書對狗和羊的釋義是“犬為獨，羊為群”，一貶一褒，一目瞭然。古人認為，“狗和狗相爭食而鬥”，狗咬狗的結果必然是分裂、離散，這就違背了團結合作的思想，因而帶犬(或反犬旁)的字都含貶義。如“猖、狂、猙、獰、狐”等。羊溫順合群，以羊為偏旁的字就含褒義。如“群、善、祥、羨、羹”等。古今中外，男女老少，無不追求一個“美”字。“美”字就是“羊”和“大”字組成的，古人以“大(肥)羊為美”。
中國的文字又反映了中國人崇尚和諧，事事講求對偶對稱。從建築藝術上講，中國的傳統建築構思，大至城市規劃，小到庭院佈局，與方塊字的構造非常吻合。北京古城有一條以故宮為中心的中軸線，其街道、城門都從此中軸線向外輻射，東西南北均衡對稱。例如：天安門、地安門相對；東四、西四相對……而漢字恰恰是方正對稱兼有中軸的方塊字。東西南北對稱的四合院，是北京傳統民居的一大特色，究其形狀，是和漢字相似的。
至今中國人過春節時要在大門上貼對聯，不但形式上要上下聯相對應，內容上和文字上都要求對應，講究對仗工整。明代顧憲成寫過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一聯語不但含意深刻優美，其對仗工整尤其令人激賞。
這種對仗的現象在古代詩詞文章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杜甫有絕句：“兩個黃鸝嗚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你瞧，數詞對數詞，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
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以家庭、家族、種族、民族、群體為本，重群體、輕個人，重大我、輕小我。換言之，就是強調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統一性，個人價值要在社會價值中實現。即使一個生活在偏遠地區目不識丁的人，他都知道“國家國家，先國後家”、“國之將亡，何以為家”?因為祖先造字時就把國放在家之前。
在英文中，寫信封的次序為收信人姓名、門牌號碼、街道、城市、國家，從小到大；而中國的寫法正好相反。順便提及一下。中國的年、月、日的時間順序，以年統月、以月統日，是統合性的時間觀念，以大統小；西方的順序正好相反，積日成月，積月成年，是分析性的時間觀念。英語中，“我”(I)永遠是大寫的，而在中國文字中，則稱自己為敝人、弟、晚生，字還要小一號，書寫時還要寫在右側，以示自謙和尊重對方。這一種文化心理，在文學上的反映，是關懷社會、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文學作品，數量既多，質量又高。
兩千多年以前有詩聖之譽的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有人曾形象地將屈原投水殉國的汩羅江比喻為藍墨水的源頭。屈原的代表作《離騷》就是一部憂國憂民的浪漫主義的優秀作品。陸游垂危時仍然惦記著尚未收復的國土，寫下遺囑《示兒》：“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深廣的內涵和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引起後世萬千讀者的共鳴。喚起億萬同胞用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軍進行曲》，產生於也只能產生於中華民族處於最危急時刻的1935年。
在中國人民之中，“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儘管有民族衝突的悲劇，但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以至不斷融合，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漢族是今日中國56個民族中最大的民族，約佔總人口的93％，其本身就是多種民族融合而成的。歷代史學工作者都注重書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尊重少數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
實際上，據一位學者考證、研究，中國曆代大王朝中，只有漢、明兩個朝代的皇帝是漢人，其餘都是少數民族或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猶太民族飽經歷史滄桑，散居世界各地，紛紛遭受歧視迫害，促使他們十分重視保持自身社團的團結自衛。北宋時，中國開封有一個猶太族社團。但到19世紀末，這個社團不知不覺地消融不見了。作為一個社團，自然地融合於別的民族，在歷史上現在所知僅有開封一例。這個史實表明，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確實是民族之間和睦相處、促成自然融合的大熔爐。
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和香港、澳門的順利迴歸，從理論和實踐上提供了和合的範例。“一國兩制”就是“和而不同”。
在國家關係上，西方講求戰勝、征服別的國家。而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思想家們就提出了“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理想。“協和萬邦”這一主導原則，為歷代思想家所崇尚。
1405--1433年，鄭和七次率世界上最強大的船隊，長駛遠航，帆舟遍及數十個國家，沒有佔領別國一寸土地，沒有建立一個要塞，沒有奪取他國一份財寶，只是展示大國雄偉而已。英國退役海軍軍官孟席斯為了研究鄭和航海的事蹟，到過120多個國家的90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收集有關資料，歷經14年的調查研究寫成《1421：中國人發現世界》一書。孟席斯在書中這樣評論：與以後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遠征根本不同，鄭和是和平文化的象徵。
和而不同，貴在創新，和是創新的源泉。“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就是說，只有參差不齊、各不相同的東西，才能取長補短，產生新事物，而完全相同的東西聚在一起，則只能踏步不前，永遠停留於原有的狀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早在1990年就提出“和合學”思想，後來又發表專著《和合學概論》。張教授指出：“所謂和合，是指自然、和合、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衝突融合，以及在衝突融合過程中各元素、要素的優質成分和合為新的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
華夏子孫，不管你生活在中國大陸還是臺灣，生活在北美還是東南亞，都承認自己是龍的傳人。龍就是各種動物的一些要素統一於一個新型“動物”內。龍的身子是蛇，卻生著魚鱗，尾巴也是魚的樣子。頭像馬，卻挺著獅鼻，張著驢嘴。還有鹿角、牛身、鷹爪、狗腿，等等。鷹可以搏擊長空，魚可以在水中游泳；牛是力量和笨重的體現，而蛇象徵著靈活和輕盈；雄獅是兇猛的，而鹿是溫和的。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一對對的矛盾體。而正是這樣一個和合而成的新奇動物，它可以上天入海，呼風喚雨，神通廣大，無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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