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海報
最近，韓國電影《寄生蟲》在奧斯卡滿載而歸，被譽為“亞洲之光”。
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已經有很多，但作為一個俗人，或者說，作為一個註定要為房子操心的中國人，《寄生蟲》最吸引我的不是情節，而是樸社長一家居住的豪宅。
1
幸福的建築：風格還是謊言？
這座豪宅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安全。它坐落於半山腰的位置，沿街道的一側被2米以上的牆壁遮擋，外面的人無法向內窺探；通過可視電話，豪宅裡的人可以遠程控制院門；與此同時，監控探頭正對著院門，讓每一個來訪的人無處遁形；專用車庫大到可以同時容納一輛加長版豪車和一輛越野車，從車庫可以直達客廳，無需顧慮風霜雨雪，也不必擔心愛車失竊。
坡道上的高牆給人以強烈的壓迫感。
當鏡頭跟隨基宇進入豪宅，觀眾驚訝於豪宅驚人的尺度：寬敞的草地足足有2間普通公寓那麼大；西式廚房、餐廳與客廳是完全連通的，沒有立柱或牆壁在視覺上造成阻隔；客廳的沙發可以容納兩個人平躺，樸社長夫妻和金基澤夫妻都曾舒適地在上面休憩（以形成某種對比），茶几則寬闊到讓金基澤、基宇、基婷3個成年人藏匿於其下都不被發現。
這座豪宅的風格，與德國社會學家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在《獨異性社會》中形容的“新中產品味”如出一轍：
晚現代的居所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將空間擴大，而且彼此打通（比如客餐廳一體）；複式成了主要風格……在房子內部和從外面都要能看到景緻。此外，大窗戶、大層高還能加強空間的大氣感。
豪宅內部的通透感。
對巨大透明玻璃的喜愛，與他們高度重視個人隱私的習慣看上去是矛盾的，然而事實非如此。如果一個富人決定興建一座大膽的、先鋒的、透明的住宅，那他還應該把方圓100米的土地都購買下來，並築起高高的圍牆。那樣，他不僅可以透過寬大的玻璃將私人領地盡收眼底，而且，若沒有主人邀請，普通人根本沒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這座建築，更不用說透過玻璃偷窺了。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現代主義設計師們對這類簡潔、硬朗的設計風格的偏愛，他們試圖賦予這種風格過多的內涵。阿蘭·德波頓在《幸福的建築》中解釋了建築設計與觀念之間的關係：
本質上說來，設計以及建築作品對我們訴說的正是那種最合適於在它們中間或者圍繞著它們展開的生活方式。它們告訴我們某種它們試圖在其居住者身上鼓勵並維持的情緒。……將一座建築描述為美的因此也就不單單是一種純粹的美學趣味，它也意味著受到這幢建築……所鼓勵的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吸引。我們感覺到美也即意味著我們邂逅了一種我們對美好生活所持觀念的物化和體現。
現代建築技術讓沒有立柱的玻璃裡面得以實現。
現代主義就聲稱開放的、簡潔的、大氣的功能設計是令人愉悅的。為了闡釋這種設計背後的觀念，鼓吹者甚至將之稱為“民主的設計”。
然而，為了顯得“氣派”，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將自己封閉起來，這樣才能兼顧氣派、隱私與安全。這不僅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也與現代主義試圖為其注入的觀念背道而馳。
當然，能夠支付得起這種設計的買主，無需思考這背後的自相矛盾之處，他們只需要享受這樣做的好處：同時擁有氣派、隱私與安全。
比如，他們為豪宅配備了可視電話、遠程門鎖、獨立車庫、監控探頭，這些設備說明豪宅的主人根本沒有考慮過要在院門以外——哪怕是接近院門——的地方長時間停留。
社會學家格蒙特·鮑曼在《流動的現代性》裡，試圖解析這種氾濫的“外緊內松”安全政策背後的社會心理：
謀求同一性的壓力會產生更多的緊張，同樣，因“陌生人就站在門邊”所帶來的危險而感覺到的恐懼也會越多。一群陌生人會帶來危險，這是一個經典的自我實現預言。要將看一眼陌生人和對不安全可靠的彌散性的擔憂融合在一起，這越發變得容易起來了；在開始時只是被推測到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已經得到多次證實的東西，並且最終變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
前保姆破壞監控探頭為金基澤的逃生埋下伏筆。
居住在豪宅裡的樸社長一家，絕不會冒著危險去驗證“陌生人就站在門邊”是否真實，他們要是知道有人想打他們的主意，一定會閉門不出，將自己置於保護之下。然而，“外緊內松”安全政策下，一旦獲得了主人的信任進入豪宅，在自然狀態下，這種信任將長久地維持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金基澤帶著揶揄的口吻稱讚樸太太“有錢還善良”，妻子忠淑立刻糾正說“因為有錢，所以善良”。固若金湯的豪宅讓樸太太有信心抵禦盜竊、搶劫、綁架等暴力行為，卻忽視了金基澤一家人“寄生蟲”式的入侵。正是利用了樸太太對“熟人鏈條”的輕信，金基澤一家才精心設計圈套，欺騙單純的樸太太，如願以償地成了樸家的英語教師、美術教師、司機和保姆。
2
房地產社會：142萬韓國人的鼴鼠生活
當樸社長一家（巧合的是，這個富裕家庭同樣由四個人構成）決定出門露營，金基澤一家忙不迭地抓緊時間“享用”這座豪宅。基宇甚至非常認真地詢問基婷，“如果我們住進這座房子，你要住哪個房間？”
金基澤一家為什麼對豪宅（他們無論如何也買不起這樣一座奢華的建築物）如此迷戀？
《寄生蟲》的主要情節都發生在兩家人居住的房子裡。樸社長一家四口則居住在寬敞、明亮、由國際知名設計師設計的深宅大院，而金基澤一家四口擠在逼仄、陰暗、潮溼的半地下室。觀眾們只需要觀察居住環境，就可以辨認出兩個家庭所屬的階層有天壤之別。
韓國學者孫洛龜在《房地產階級社會》中提到，2005年，韓國統計廳曾經進行調查，發現全國有58.7萬戶（2018年，這一數字減少到38萬）家庭、142萬人像金基澤一家那樣，在地下室裡過著鼴鼠一般的生活；其中，95.4%居住在高度城市化的首都圈地區（首爾和京畿道）。當被詢問到“如果有3000萬韓元，會用來做什麼？”，74%的回答者表示希望搬到地面上居住。
阿蘭·德波頓在《幸福的建築》裡揭示了建築與理想之間的關係：
對建築之意義的信仰建基於環境的改變會導致我們自身的改變這樣一種觀念，不論是好是壞，以及建築就是為了向我們生動地展示出我們理想的狀態可以是什麼樣子的這樣一種確信。
因此，“搬到地面上居住”表達的不僅僅是更好的居住環境的渴求，還有“我也能想正常人一樣過上正常生活”的信念。
居住在半地下室，對這些貧困家庭意味著什麼呢？
首先是異常窘迫的生活方式。《寄生蟲》一開場，金基宇和金基婷把手機高高舉起來，搜尋免費的WiFi信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與外界聯絡、獲得臨時工作。
其次是難以忍受的衛生條件。 金基澤發現家裡有蟲子，就讓全家忍受刺鼻的氣味，開窗“蹭”街道上噴灑的消毒劑來殺蟲；韓國73%的地下住房有黴菌問題，與此同時，裝有換氣扇的地下住房卻不到總數的1/3，這讓金基澤一家身上散發著刺鼻的味道，樸社長形容說是“葡萄乾放久了的味道”——樸社長一家對這種氣味的厭惡，深深刺痛了金基澤一家人的自尊，也是讓金基澤衝動刺殺樸社長的直接原因。
因為找到了WiFi信號而興奮不已的兄妹倆。
再次，居住在半地下室裡的金基澤一家人性格非常怯懦。 一開始，有醉漢出現在他們的窗前隨意便溺，沒有人敢出門阻止。但是，當基宇成為豪宅裡的家庭教師後，立刻就有了底氣，大膽地出門去阻止再次出現的醉漢。基宇變得更強壯了嗎？似乎並沒有，改變他的是他的心態。僅僅是身處其中擔任家庭教師，那間明亮、寬敞的豪宅就已經扭轉了他對於自身形象的認知，變得更加自信。
最後，最致命的影響是：社會流動通道對地下室的窮孩子關閉了。基宇和朋友聊到基婷，不無惋惜地說：“基婷不去補課了，她沒錢去”；而基宇本人，雖然朋友說他“比整天喝酒的大學生厲害多了”，實際上也是“高考”落榜四次的失敗者。
3
下流社會：住得越高，地位越高？
可以看出，在進入豪宅“寄生”之前，金基澤一家是失敗的。這種失敗是惡劣的建築物造成的嗎？如前所述，豪宅或半地下室確實會對居住在其中的人產生影響。但影響更大的因素在建築以外——比如區位。
在首爾，知名高中錄取的學生往往來自房價高昂的江南區、瑞草區。
房地產財產分化、收入分化、家庭教育投資分化和學歷分化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想要掙脫這個鏈條的束縛談何容易。即使孩子天資與努力程度相近，富裕家庭能花費更多錢讓孩子去補課，而像基宇、基婷這樣的孩子只能無奈放棄。在缺少輔導的情況下去和準備充足的同齡人比拼，可能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其他人輕鬆就能獲得的成功。
一個有趣的鏡頭，
房產的地理位置不僅僅影響韓國人的升學，還影響他們的健康。 金基澤一家居住在棚戶區和地下室連片的貧民窟，《房地產階級》在這裡：
上述各種因素（注：指潮溼、缺乏日照、通風條件差）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利於細菌和黴菌滋生的環境，空氣中浮游的細菌超過了2倍的標準值，在黴菌和潮氣滋生的夏天，更容易使空氣變得渾濁和骯髒。為此常常造成居住環境的惡性循環，過多的潮氣使得細菌滋生，陽光不足造成營養不良和殺菌機能喪失，有害灰塵會產生氡氣，誘發呼吸器官病變，甚至還會致癌。
惡劣的居住環境影響身體健康，但還不是最糟糕的。在韓國，最好的醫療資源富集在富人區，江南區每萬人擁有的醫院數量是江北區的2倍還不止，擁有房產的人也更有能力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
越貧窮的街區，能分配到的社會資源就越稀少，安全、住房、教育、醫療、金融……莫不如此。社會階層越往下，就會有更多的人爭奪更少的資源。社會學家如此描繪貧窮的街區：
無論誰生活在這些街區裡，貧困的影響總是揮之不去。在這樣的環境裡，人們無法信任彼此，而且深深地感到恐懼，
勤懇勞動勉強度日，和機關算盡過上好日子，哪一種才是“幸福的生活”？
恐懼是因為自己爭奪到的資源隨時隨地會被奪走。為了搶奪有限的資源，不得不動用非常規手段，比如金基婷耍奸計趕走尹司機，金基澤演戲陷害為豪宅工作多年的保姆雯光。金基澤說“在一個保安職位都有500個大學畢業生爭奪的時代，我們一家都能找到工作，太幸運了”，實際上，如果不靠非常規手段（欺騙、陷害），他們根本沒有工作機會，只能在地下室裡疊披薩盒子謀生。
金基澤一家不想再回到那種生活，所以他們需要保衛自己的利益。當一家人聊到被陷害的尹司機，基婷立刻說“不要考慮他！”；當他們的行為被實際上的受害者雯光揭發，他們沒有感到羞愧，反而毫不猶豫地施加暴力。
在水平的維度上，區位因素影響了資源分配；在垂直的維度上，這種分化更加明晰。前文提到，樸社長的豪宅坐落在半山腰的位置，因此，當金基澤一家人從豪宅中逃出來趕回家裡，他們一路都在往下走（這可真是個再明顯不過的隱喻）。當夜突降大雨，他們居住的社區地勢低窪，排水困難，而金基澤一家的地下室毫無疑問地遭殃了。
這家人被興奮衝昏了頭腦，沒有意識到對他們來說，瓢潑大雨是危險的，
在垂直的維度上，居住地與社會階層也是對應的嗎？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直截了當地寫道：
無論哪個國家，上流階層都喜歡住在高的地方，比如山上或是丘陵之上，在美國有比弗利山莊，在巴黎則有蒙馬特高地。如果沒有山丘，那就建造一座人工山——超高層的住宅樓，住在最上層，領略身居高處高高在上的感覺。
有趣的是，上流階層也有過拒絕住在高處的時期。多層建築剛剛出現時，“頂層花園”是貧民專屬，因為沒有人願意爬樓，最初的電梯也不是很安全。直到美國發明家伊萊沙·格雷夫斯·奧的斯改良了電梯，讓乘坐電梯變得安全可靠，上流階層才搬進了高層。
從垂直的維度上觀察，還有另一件有趣的事情：這座為富人設計的豪宅，實際上有兩個地下室：一個用來儲藏食品和雜物，堆得整齊且豐富，簡直像是消費社會“物豐饒”的展覽；另一個則深深地埋在地下，用來躲避可能存在的“飛彈襲擊”，保障人身安全。
所以，殘酷的事實是，就連金基澤一家住的地下室都無法同樸社長一家的地下室相提並論——他們既享受不到“物豐饒”，更沒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4
公平之怒：失去希望的衝動殺人
建築本身及其所處的區位，本就不是純粹物質的，建築早已成為社會關係的化身：它既是財富與資源的體現，同時也以另一種形式規定著資源的分配，作用於居住在其中的人。
這種現狀是合理的嗎？“不公平”作為一個事實，不一定總是不好的。托馬斯·漢弗萊·馬歇爾曾經在《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裡寫過：
社會不平等……自有其作用：它可以激勵人們去努力，並規劃權力的分配。……不平等儘管是必要的，但也可能形成極端。……任何一個特定的家庭不必保持貧困或者像它事實上那樣貧窮。
問題不在於不平等的事實，而在於讓金基澤一家不必以非常規手段，也能體面地走出陰暗的地下室，享受正常水準的教育、醫療和金融資源。
被汙水淹沒的衛生間。
當暴雨沖毀了地下室，喜歡問別人“你的計劃是什麼”的金基澤，躺在安置難民的體育館裡對兒子說：“知道什麼計劃無法失敗嗎？沒有計劃。人不應該有計劃，沒有計劃就不會出錯。”
羅爾斯曾經在《正義論》裡強調“生活計劃”對於壓制不公正的怒火的意義：
……一個確信他的生活計劃的價值，確信他有能力去實現這一計劃的人，不會去怨恨別人也不會吝惜他自己的好運。即使他力所能及，他也沒有那種不惜以自己也受損害為代價去降低他人幸福的慾望。
這是金基澤失去一切希望的信號。進入豪宅（儘管是以卑劣的手段）曾經帶給金基澤以正面的影響，讓他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以達到這座建築所呈現的理想狀態。
這個捂住鼻子的動作讓金基澤表情凝固，最終要了樸社長的命。
但是，樸社長一再表現出來的對地下室氣味的厭惡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金基澤意識到，即便地下室沒有了，那股氣味仍然留在金基澤一家身上，宛如烙印一樣無法消除。這殘忍地宣告了在金基澤一家的“努力”不過是白費力氣：
獲利最少者們越無力挽救他們的自尊，他們無力改善其前景的感覺越強烈，他們就越傾向於妒忌那些獲利較多者的較佳境遇。
隨著表情漸漸凝固，嫉妒的怒火讓金基澤失去了希望也喪失了理智，他拿起刀，殺了“對我們一家真不錯”的樸社長，永遠地躲進地下室（這意味著他放棄了住到地上的期望，放棄了人生的希望），甘願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寄生者。
“寄生蟲”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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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幸福的建築》
[英]阿蘭·德波頓 著
馮濤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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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會：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
《下流社會》
[日]三浦展 著
陸求實 戴錚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부동산 계급사회
《房地產階級社會》
[韓]孫洛龜 著
蘆恆 譯
譯林出版社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獨異性社會》
[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 著
鞏婕 譯
索恩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Liquid Modernity
《流動的現代性》
[英]齊格蒙特·鮑曼 著
歐陽景根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The Spirit Level
《公平之怒》
[英]理查德·威爾金森 凱特·皮克特 著
李巖 譯
新星出版社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
[英]T.H.馬歇爾 安東尼·吉登斯 等 著
郭忠華 劉訓練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A Theory of Justice
《正義論》
[美]約翰·羅爾斯 著
何懷宏 何包鋼 廖申白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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