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類福利而勞動，這是一種偉大的人文精神，也是一種偉大的價值追求。而醫學，毫無疑問，正是這樣一種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所謂“健康所繫、生命相托”，有什麼是比生命和健康還要重要的人類福利呢？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王嚮明擔任“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第八十九場活動的講座主講人
為人類福利而勞動
我首先從一個真實的故事說起。
有一張曾經刷爆朋友圈的照片：一位疲憊的外科大夫和衣躺在醫院病房的走廊裡。照片的主人公叫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一名年輕的骨科醫生。而與之關聯的另一位故事裡的人物，是一位姓曾的年輕女孩。這位姑娘年幼時不幸患上了重度脊柱畸形。她脊柱側彎，已經壓迫到她的內臟，影響到她的生命。
這位姑娘的母親曾帶著她到處求醫，但由於重度脊柱畸形屬於手術禁忌，一直沒有哪個醫院敢於收治，直至遇到了梁大夫。梁大夫不是不知道風險，他在後來接受採訪時說過一段話：“重度脊柱畸形是手術的禁忌，死亡和癱瘓的風險巨大。如果手術過程中她不幸死亡或者癱瘓了，假如她家人質問我：這個手術是禁忌，你為什麼要做？我是沒有辦法的。”
這就是人性。如果手術順利，當然醫患雙方皆大歡喜，但如果出現意外，梁醫生就得負起全部責任！
但面對這個不幸的花季少女，想到如果放棄治療，她最後的結局只能是死亡，梁大夫最終選擇了把這份重壓放在自己的肩上，以最大的努力去換取患者的一線生機。
自稱“小醫生”的梁大夫並不魯莽，他為手術做了精心的準備。為了降低手術的風險，梁益建將手術分解成4次大手術與幾十次小手術，手術全部做完需8個多月之久。這8個多月是多麼艱難，其中出現過無數狀況，任何一次都可能是生命的危險。
每次手術，梁大夫都需要站立幾個小時，甚至10個小時，體力腦力的付出都達到了極限。這位姑娘的身體情況極其惡劣，為了隨時應對突發情況，梁大夫甚至在醫院旁邊自費租了一個小房子，確保5分鐘內便能趕到醫院。有的時候實在太疲勞了，甚至就在手術室外和衣而眠。辛勤的汗水和精湛的醫術，最終換來了這位姑娘的健康。
誓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新華社發）
為什麼幾乎全世界都沒人敢做的手術，梁益建敢做？甚至不惜拼上自己的全部前途也要做？這讓我想起了1835年年僅17歲的馬克思，在他的高中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的一段充滿激情的話。
他說，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是馬克思的選擇，也是千千萬萬像梁大夫這樣的醫務工作者的選擇。
我想，為人類福利而勞動，這是一種偉大的人文精神，也是一種偉大的價值追求。而醫學，毫無疑問，正是這樣一種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
所謂“健康所繫、生命相托”，有什麼是比生命和健康還要重要的人類福利呢？但在這一職業的背後，每一個醫務工作者承受了多少壓力、辛勞、風險、委屈，有過多少汗水、淚水，付出了多少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
正是千千萬萬像梁益建那樣的醫務工作者以自己的操守和技能，為人類築起了一道守護生命和健康的萬里長城！
用璀璨的人文之光照亮醫學
我們說，醫學是和人文科學相統一的一種特殊的科學。什麼叫作“人文精神”？廣義地說，就是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核心利益、人的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它強調人文與科學的相容與相融，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馬克思主義把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定義為“每一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是人文精神的極致追求。
醫學所具有的特性，恰恰就是它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雙重屬性。這是因為，醫學探究的對象，不僅是具有生物學性質的“人體”，更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的，有思想、有情感、有心理活動的人。
簡單地說，人實際上是“形”——生物形體，“神”——精神、心理，“居”——社會環境，三者有機統一的、互相作用的統一體。
中國在遠古時期就意識到醫學的特殊性，傳統的中醫學非常注重人文和自然的結合，就是把人作為“形”“神”“居”三者的統一體來研究的。古老的《黃帝內經》中的《靈樞·經脈》說：“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
《素問·上古天真論》也認為，人之泰然長壽，應該是“形與神俱”。同時，人又生息於天地之間，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
古老的中醫學從來都是把人置於自然、社會環境的變化中，來分析考察其機能狀態，並結合環境變化諸因素，來進行預防、診斷、治療等一系列醫學實踐活動的。
正因為醫學和人文特殊的關係，在醫學過程當中，對每一個醫務工作者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人文要求。在中國古代，可以說傳統醫學對醫者的要求從來就不僅僅是技藝的要求，更有道德方面的嚴格標準。古人說，“醫為仁者，醫乃仁術”；醫文不分，“不為良相，便為良醫”。
歷代的名醫大家無不是醫德楷模。唐代醫家孫思邈寫就重要醫德文獻《大醫精誠》，裡面很多論述，我們今天讀來依然非常親切，依然是描述得非常精準、深刻。
中國駐利比里亞維和部隊醫護人員在社區孤兒院進行義診 （新華社發）
比如，孫思邈提出醫者治病必須“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對所有患者都要”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在治病過程當中，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我們前面講到的梁益建，和中國古代的醫德大賢完全是同出一轍。
我想學醫的朋友都知道，中醫有一個別稱叫“杏林”。為什麼？古代名醫董奉治病的時候懷著“大慈惻隱之心”，特別是為窮人治病常常是分文不取，還送醫送藥。很多病人要感謝董奉，他當然堅決不收。但是病人一片真心，最後董奉就說：“你們實在要感謝我，就在我的房前屋後種一棵杏樹吧。”多年以後，董奉房前屋後已是杏林成蔭。今天我們把中醫別稱為“杏林”，就是來源於此。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對醫學所具有的人文屬性日漸認識深刻。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憲章》通過了關於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只是沒有疾病和衰弱現象，而是軀體上、心理上和社會上的完滿適應狀態。這一全新的健康概念，實際上是明確提出了心身一元的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理念的引領下，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醫學模式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即由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現代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非常有意思的是，這種現代醫學模式其實和中國中醫學有一種奇異的吻合。
這種新醫學模式，對每一個當代醫務工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個合格的醫務工作者，不僅要有精湛的醫學技藝，更要有博大的人文情懷，良好的醫德風尚，善解人意的溝通能力，敏感細緻的心理感受，溫暖良正的人格形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用璀璨的人文之光照亮醫學發展的現實和未來之路。
王嚮明，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主要成員，教育部黨的十九大“百人宣講團”正式成員，團中央全國大學生骨幹培訓學校導師，教育部全國高校政治理論課“精彩一課”教學示範專家。曾獲“首屆全國高校百名政治理論課優秀教師”“全國‘三育人’先進個人”、第五屆全國自強模範等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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