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來了兩單，請流調完畢空出手來的親吱一聲，我好派單。”
“吱~我可以接新單。”
“我這邊馬上寫完報告，可以先派給我。”
兩單立刻就派下去了。
這不是外賣工作群，是中心“新冠流調組”微信群的日常。“單”指的是新報告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派單”的，是流調組組長黃婷。
黃婷，女，1987年6月出生，中共黨員，流行病學與衛生統計學碩士研究生，主管醫師。
作為中心負責傳染病防治的一科科長，她是全中心最早參與抗擊新冠的人。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剛剛開始公佈的時候，她就在密切關注了，每天收集疫情情況，撰寫疫情分析專報。這不是出於警覺，畢竟當時對這場疫情知之甚少，而是出於傳防人的工作素養。當疫情顯露加重跡象的時候，她立刻在中心領導授權下，開始了中心應急預案編寫。中心所有人被合理地分配到了信息組、技術組、流調組、後勤保障組，各組環環相扣又分工明確。她又第一時間針對疫情防控開展了單位內部培訓。工作做在了前面，是疫情蔓延後，中心能快速高效開展疫情處置防控工作的重要原因。後來為適應疫情防控新形勢，分組幾經變化，增加了留觀組和健教組，但黃婷一直在任務最重、衝在最前線的流調組。
和醫院面向單個病人開展診療不同，疾控最主要的任務是針對群體進行防控。通過對病人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摸清患者的活動軌跡和接觸人群，找出可能傳染源和傳播途徑，進一步摸清新冠病毒傳播方式；通過追蹤患者密切接觸者，對密接者進行勸說和集中醫學觀察，防止疫情進一步在人群中傳播。換句話說，醫院是處理疫情“存量”，疾控是控制疫情“增量”，戰勝疫情，二者缺一不可。而流調組，除了完成流行病學調查，還要負責病例採樣送檢、病人居所終末消毒、外地病例在新區密接的協查追蹤、新區疫情分析研判等等。
肩負這樣重的責任，作為一名中共黨員，作為中心疫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作為流調組組長，黃婷從臘月二十三開始到現在，就一直沒有休息，有工作都是先衝在前面。自己先反覆練習防護服穿脫，熟練了再指導組員練習；第一例外地病例協查密切接觸者自己先去處理，第一例疑似病例自己先去流調、指導採樣，各個關鍵環節理順了、確保組員掌握了，才讓組員獨自上陣。用她的話說，自己做過了，才知道關鍵，才知道工作量，才能更好地保護組員，更科學地安排組員。
電話時刻保持暢通，鈴聲換成最大聲最“提神”的。每天有源源不斷的電話打進來撥出去：臨時要處理的工作，街道或社區的諮詢電話，其他組需要的信息，和其他部門的溝通協調，上級要了解最新情況，市疾控反饋檢測結果，採樣送檢遇到的困難要協調......
有次熬了一個通宵，和她一起補覺的組員“吐槽”，她的鈴聲“我的夢被撕了一頁......”不斷響起，感覺自己的“夢真的被撕了一夜”。儘管是善意的吐槽，但之後能睡下的時候，她儘量一個人睡一個房間，“因為我肯定是沒辦法休息好的，但希望能儘量讓組員休息好，這樣才能保證有疫情來的時候，他們有力氣和清醒的腦袋去開展工作”。問到她沒有休息好怎麼應對工作，她有點得意“我好像鍛煉出一個本事，睡熟了接起電話可以秒清醒，掛掉電話又可以秒入睡。睡眠質量別說還真比以前高。”其實人不是鐵打的，再高的睡眠質量，時長少又能撐多久，於是困極了，她就在辦公室沙發上眯一會兒。
組員熬夜，她比組員熬得更晚，因為後續工作的協調、信息的上傳下達、突發狀況的判斷處理都要通過她來完成。和組員一起在值班室補覺，她比組員起的更早，因為疫情說來就來，必須第一時間安排處理。組員輪休，她沒辦法輪休，能有時間回家洗個澡換身衣服，再睡幾個小時，就已經是奢侈。更經常的是沒有時間回家，老公特地來等著接也經常接空。面對老公漫長等待的落空，她很歉疚，聽到孩子“想媽媽”的聲音，她更是心裡難受，可是職責所在，義不容辭。最忙的時候，連續幾天顧不上洗臉刷牙，睜眼就開始工作。一個平時注重形象的女孩子，不是組員提起，“好像都沒有注意到這個”。
沒有鄭重其事的表態，沒有激情昂揚的宣誓，甚至沒有一條感慨的朋友圈，她就這麼默默地肩負起抗擊新冠疫情的工作，肩負起流調組的指揮運轉。如果說她是流調組“大腦”，那組員就是“四肢”，被她這種精神感染，分配任務積極響應，熬夜加班從不喊苦。
“又新來兩單，請xxx、xxx負責開展流調。”
“收到！”
“採樣名單已填好，採樣人員準備出發，做好個人防護！”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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