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月11日0時，全國累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40265例。面對每天不斷變化的疫情進展與紛繁複雜的信息，緊張、恐慌充斥著漩渦中心的人們，學會調整心態，正視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災難、病痛、事故等重大事件面前，人類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忽略心理創傷會有怎樣的弊端？身處危機之中，人類真的會自我修復嗎？我們該如何自救與幫助別人？……
這一系列問題，著名心理學家戴維·B. 費爾德曼博士在《倖存心理學》一書中，從心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學等角度，通過臨床研究和事實案例進行了分析與探討。
正視心理創傷：使人消沉、焦慮，卻也可因心理彈性恢復
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朱迪思·赫爾曼將創傷稱作弱者的苦難。而在多舛的命運面前，人人都是弱者。
在《創傷與康復》(Trauma and Recovery)一書中，赫爾曼這樣寫道:“創傷發生時，人瞬間受制於無法抗拒的力量。若是自然力量所致，我們說這是自然災害。若是人為因素所致，我們稱其為暴行。創傷危害之巨，非因其罕見，而是因為它超越了普通人對生活的承受力。
”在經歷不同類型的創傷後，大約 1/4 的倖存者會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生活在痛苦、虛弱之中。其他人會表現得鬱鬱寡歡、焦慮不安。
創傷常使人消沉、悲觀，陷入不可自拔的絕望，因此容易忽略人性中自有的強大的心理彈性。
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還未走出創傷時，人們仍能歡笑、慶祝、表達愛意、創造，以及改變自我。我們這麼說，並非無視創傷帶來的痛苦。
痛苦真實存在，但心理彈性的存在也並非虛言。人性令人難以置信及鼓舞人心之處在於，它並不像大眾所想的那樣脆弱，在經歷一段苦難後，大多數倖存者都能恢復並重返正常生活。
創傷使人成長：穿透悲劇，徹底改變自我
近 20 年來，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以及英國華威大學的研究表明，大多數創傷倖存者在恢復時都會有積極的變化。
這些人似乎從厄運中獲得了透視生活的能力，發現了過去忽視的價值和機會。在經歷了常人無法想象的苦難後，他們的內心變得無比強大。這些心理增益效果，就是所謂的創傷後成長。
不過即使經歷了內心的成長，大多數倖存者發現他們的表面生活又恢復了原狀。
有研究顯示，大部分創傷後成長是內在的和隱秘的，心理學家將此稱為認知成長(perceived growth)。倖存者聲稱自己較受創傷前更好，也受益於這種改變，然而在外人眼裡，他們的生活並無顯著變化。
當然，這並非說認知成長是一種假象。研究結論很複雜，其中一些顯示，認知成長能夠減輕情緒壓力，改善身體健康狀況。
一旦創傷無法避免地發生了，我們應認識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那種驚人的心理彈性，這種力量能夠穿透悲劇，以從前難以想象的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甚至影響世界。
所有人在混沌的逆境中都要經歷與苦難的搏鬥，逐漸意識到人類厄運的尋常和生活的脆弱。也許有人會問:“如果危機發生在我身邊，該如何應對?”
受創者：腳踏實地，用基於現實的希望來救贖自己和家人
一個簡單有效的等式可以寫成：現實看待當下處境 + 強烈認為個人有能力控制個人命運 = 基於現實的希望。
幾十種研究曾證明基於現實的希望可能創造更佳的結果，比如成功的體育事業，更優異的大學成績，生理、心理健康，更有意義的生活，甚至更好的心理療效。
滿懷希望地思考，常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比如收集關於某一問題的信息，向他人尋求幫助，並採取行動。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員娜塔莉·伊格慕、朱麗·塞爾奎斯特以及南希·艾森伯格驗證了這一觀點。
他們採訪了烏干達農村的 52 個青少年，調查積極思維和應對逆境之間的關係。在烏干達，不幸隨處可見。21% 的孩子在 13歲左右時失去了父親或母親。63% 的孩子沒有足夠的糧食，56% 曾目睹暴力場景。對於大多數的孩子來說，問題層出不窮。
“父親去世讓我的生活變得非常困難，一度我以為可能沒學上了，”一個男孩解釋道，“我們完全沒有食物來源。我的母親沒有工作，也不知道怎麼找工作。”
調查結果顯示，研究中有著高目標的孩子有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法，更關鍵地，他們常常會更積極地解決問題，不會囿於既定的悲慘現實，而是會嘗試不同方法讓自己過得舒服，提高生活質量。
基於現實的希望產生的行動力可以改善人們的處境。 許多人面對烏干達少年每日的創傷和悲劇時都認為放棄更理智。
或許他們知道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許他們教導我們在一切不利因素面前，相信好事將至是有意義的。實際上，這種想法能夠減小創傷的影響力。
南卡羅來納大學的心理學家凱瑞·格拉斯和她的同事們在 2008 年採訪了 228 名卡特里娜颶風的倖存者，他們發現，心懷希望越大的人感受到的不安和創傷後應激反應越小。
無獨有偶，戴維·波蘭德斯、弗朗西斯·基弗以及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員，在對 51 位肺癌患者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抱有更多希望的人，更少感到抑鬱、疼痛、疲憊、咳嗽等症狀更輕，不論他們的癌症有多嚴重。
超級倖存者的故事各不相同，然而我們總能在他們身上看到 “基於現實的希望”。他們的處境似乎讓他們比以往更願意嘗試新事物。
創傷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然而想要倖免於難，首先需要相信靠個人努力能夠掌握命運。自我控制的信心雖然在一般人看來有些突兀，卻能帶來有趣的自我滿足感，給美好未來築基。
幫助者須知：關懷、關注能讓人們死裡逃生
心理學家卡瑟茹·赫伯特–丹瑪和詹姆斯·庫裡克在 2005 年發表於《心理健康》(Health Psychology)一刊的文章中，探討了社會關懷是否能給危重病人帶來幫助 。
他們跟蹤調查了290 多個病人，調查時間從病人入院治療直到去世。參加調查的救濟院，被收容者都是生命剩下不到 6 個月的危重病人。大多數這類救濟院都有一群義工長期安撫病人情緒，幫病人活動身體。
調查中，1/3 的病人表示希望義工拜訪，另外 2/3 的人沒有提出希望義工拜訪的要求。實驗結果顯得更加耐人尋味:接受義工拜訪的病人死亡率是不接受拜訪病人死亡率的 1/3。
前者的存活期比後者長兩個半月左右，對於那些想見到孫子出生或是慶祝最後一個聖誕節的病人來說，這段時間非常寶貴。
由此可見，關懷確實能幫助人們死裡逃生，甚至成為超級倖存者。如今很多心理學前沿研究都認為，他人的關懷能夠給受到創傷的人提供情感緩衝，使後者較少受到創傷後精神疾病的困擾，甚至幫助他們獲得創傷後成長，從創傷經歷中獲益。
番外：社會關懷下降後，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如何？
幾十年來的數據研究顯示，災難後為受創者提供幫助的人數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化很大。災後短期內，出於同情，許多人會前來幫忙。幾乎20世紀所有的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後都是如此。
但沒有組織和個人有能力和資源做永遠的英雄。
一段時間過去後，幫助就會減少，不論是金錢、人力還是情感上的幫助。海地震後得到了數十億美元的救助，許多好心人一去海地就是幾年。
樂施會的報告指出，這些援助在震後餘波中挽救了無數生命，但同樣也存在問題，救援不夠迅速、被誤導，或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但再多的幫助似乎對於那時的海地人民來說都還是不夠，對於難民和救助人員來說，現實令人沮喪。
社會關懷下降並非僅僅發生在海地。在很多災難救援案例中都很常見，心理學家諾里斯和卡尼亞斯提指出：“初期的強烈關懷、英雄主義的犧牲，以及利他主義，都給後來的悲傷和失去造成更大的破壞。 ”
1996年他們在發表在《個性和社會心理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那時海地地震還未發生。好人也是普通人，雖然心懷好意，但他們的能力有限，也只有那麼多感情可以投入，一直做英雄太難了。
雖然倖存者得到了巨大的幫助和支持，他們仍然可能覺得沒有受到關注。
諾里斯和卡尼亞斯提的另一些發現似乎可以解釋二者有顯著分歧的原因：受災者創傷後實際受到幫助的多少和他們的情緒狀況並不相關，反而是他們對得到了多少幫助的自我認知才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有幫助。
也就是說，即便一個受害者曾經受到很多幫助，他仍可能感到目前沒有得到幫助，或者將不會再得到幫助，而這種想法會直接影響受害者的精神狀況。
正如剛才提到的，好心人的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消失。即便受害者曾經接受了很多幫助，他們仍然可能現實地認為這種幫助是不可持續的。
有時候，雖然幫助還在繼續，人們卻無法感受到。科學無法解釋現實和認知為什麼會出現分歧。
但有一種有趣的假設是，這種現象源於對比效應：不論實際幫助的多少，受害者對幫助的實際需求總是大於實際得到的。
在海地地震中，情況就是如此。雖然幫助一直沒有間斷，但義工能夠提供的幫助和人們需要的幫助間存在巨大差距，這造成了人們認為幫助並不存在的認知。
顯然，人們英勇的救援行為並非毫無意義，他們提供的醫療服務、食物、帳篷和種種幫助挽救了難民的生命。
受害者有需求也實屬正常，畢竟他們經歷了常人無法想象的事情。但他們的需求往往非常複雜，這是任何人經歷恐懼後的正常反應。
他人的關懷並不像想象中那樣能有效地減少精神傷害，此時真正重要的是受害者自己的感受，是他們是否相信能夠獲得其需要的幫助。
《倖存心理學：如何在絕望中成就自己》
作者: 戴維·B. 費爾德曼 、李·丹尼爾·克拉韋茨
譯者: 趙旭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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