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點”一些人的名，我要點那些美麗的人的名。
在保山市第二人民醫院，連日來，全員上“戰”場，共同抗“疫”。大家堅守一線與新冠肺炎抗爭，分秒必爭，他們在一線與時間和生命賽跑。而在後方，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不是“二院人”，也不是醫護人員，他們是交警、老師、攝影師，是社區守門的大爺，但他們與醫務人員一道攜手前行，全力築牢疫情“防火牆”。他們用手中的筆和鏡頭，用文字、繪畫、音樂和鏡頭去抗爭去表達對醫務人員和生命的敬重、希望和祝福，去表現那些在抗擊疫情中的每一個瞬間 ，只為等待抗“疫”勝利時舉杯同賀。
陳楓君：暗香浮動、清絕出塵
陳楓君謙虛地說：“我不是文藝工作者，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但也想用自己的方式‘致敬堅守、歌頌奉獻’。”這是她給醫院創作了“平安是福”剪紙畫後在朋友圈寫下的話。
在保山文藝界，大家都知道她是出了名的才女，書得一首好字，剪得一手好紙，寫得一手好文，人人欽羨。她既不在文藝系統工作，也不在文藝系統裡兼職或擔任任何頭銜，她供職於交警系統，是一名檔案管理員。她自己說不是文藝工作者似乎也完全說得過去，若非要說她是一名文藝工作者也沒問題。工作忙碌之餘，幾乎處處可見她的身影，送春聯、讀書會、文藝志願等多種場合。那張圓圓的臉龐上總是笑靨盈盈，笑一笑，十年少 ，在她身上一覽無餘的印證，我已認識她多年，彷彿時光於她只會擦肩而過，每次見面她都如初。
1月29日下午，楓君帶著她剛完成的剪紙作品“平安是福”出現在了醫院，我的鼻子陡然發酸，幸福與感動的暖流在心間莫名生起。儘管醫務人員都戴著口罩，但從他們紅潤的眼眶裡我看到了大家對眼前這個女子的敬意。她出現在我面前時，我還是大吃一驚，說實話，從朋友的角度講，這個時候我並不希望她出現在醫院。我敢肯定，她也一定有過顧慮，有過猶豫，可是，最後，她還是來了。而當她帶著她的“福”站在我眼前時，我瞬間明白了，她又怎會缺位呢?
後來，她在《等冬去，春來》一文中寫下：“等春來，聽說太保山上的梅花開了，經過了冬的苦寒後，暗香浮動、清絕出塵。”而她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暗香浮動、清絕出塵”的女子呢!
她說：“疫情爆發後，每天在新聞上看到醫生夜以繼日地奮戰，我無不被他們感動著，總在想自己能做點什麼?在看到《保山市文聯關於助力疫情防控，積極投身創作的倡議書》之後，我找到了靈感和創作方向，當即決定用剪紙來表達我的祝福。”數日後，系列【抗疫·感謝有您】呈現在我的面前。
在這冬春交接之際，一切都顯得那麼安靜，但在這靜謐的氣氛中卻潛藏著一股巨大的力量。寒涼殆盡，花未開，暗香已浮動，清絕必出塵。
攝影人：最美鏡頭逆行者
“姐，需要我做點什麼?”這是攝影師聶子涵看到市二院發起的志願者倡議書後給我打電話時說的第一句話。
“我需要留下一些影像資料，但需要深入一線，可能會危險，而且資料和圖片你不能隨意用，也沒有報酬。”
“姐，你多慮了，面對疫情，這是我能做的，我無條件服從你的安排。害怕危險、要報酬還打你電話幹嘛，拍攝的全部資料我自願捐獻給醫院。”
“好吧，你來。我們開始工作。”電話的這端，我忍住在眼眶裡打轉的眼淚。
這是2月2日，我和攝影師聶子涵的對話。講真，不觸動我內心是不可能的。這段時間，許多患者打電話諮詢“我們能來看病麼?”“我們能進入醫院麼?”，在公眾的眼裡，似乎進入醫院就意味著“感染”。
我們的站位是不一樣的，於她，是工作，而於他，就是一位赤城的熱愛祖國的公民。他們不是公職人員，沒有固定的工資，日常收入要靠自己出勤。
在醫院裡，時刻都有很多感人的事兒發生著，太需要用鏡頭記錄下來。聶子涵幫扶了我在宣傳和記錄工作上的不足，也正因為他，讓我看到了自信，看到了彌足珍貴的希望，看到了面對疫情時源自心底的大愛。
2月3日上午，聶子涵帶著攝像器材準時出現在我面前。我給他穿上了手術隔離衣，外面再穿上了志願者服。由於他體型有些高大，在穿衣時也費了些周折，他脫下了自己的羽絨服才得以順利把穿上後手術隔離衣，一天的工作由此開始了。天氣並不是很好，從早上到下午一直都很陰，我們拍攝的是紀實資料，能讓照片“說話”要比平時更加艱難，在一線環境下取景也有些困難。他的兩臺相機一個變焦一個定焦，需要隨時轉換，半天下來，我看到了紅紅的志願者服外面外面已是溼漉漉的一片。
下午給我照片時，他再次說：“姐，今天拍不好，明天我們繼續。”
2月10日，來自雲南高黎貢文化傳媒公司的蘇潤國給我打了電話，提出打算拍攝一個關於醫護工作者的公益宣傳影片。我問：“收費嗎?”他說：“這是我的義務，既然是義務，收費還會給你打電話嗎。”掛掉電話，他帶著他的團隊和拍攝器材趕到了醫院。
見面後，大家確定了公益宣傳的拍攝主題，圍繞醫務工作者和志願工作的開展進行現場取景。在拍攝中，他說：“本來團隊裡還有一位在昆明的導演要來，他做公益題材類宣傳影片非常專業，但因疫情，幾方努力終不能成行，只好自己帶著團隊來了，拍攝的影片質量可能會有點遺憾，還請你請醫院見諒。”“
一天的拍攝下來大家已疲憊不堪，後期製作還需要4天左右，這個團隊在後面辛勤付出不難想見。
在記錄這些稿件時，我的腦海一次次有鏡頭在回放，只因為被感動著，總有講不完的故事，說不完的心裡話，即便反覆重複的話語也從不覺得囉嗦。面對疫情，太多的人堅毅而勇敢地站出來，所有人只有一個信念：我們永不放棄，我們永懷信心。
這樣一群可愛的攝影人，向他們致敬。
我們永遠是“戰友”
“我志願參加並認真負責碼字”，這是曉亮兄弟在微信上給我的留言，簡潔而充滿溫情的語言。碼字，是我們這些喜歡用筆頭抒發心境描繪生活的文學愛好者之間的不成文的‘暗語’，實際上，就是寫作。
他叫王曉亮，他是隆陽區幼兒園的老師，是他們分園支部的支部書記。此前，我們一起寫本地少數民族的紀實文學，寫白族村寨老百姓的柴米油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自此成了“戰友”。
後來，他和我說起，面對突發的疫情，他開始時是慌張的，整個人都是懵的。恰逢假期，他可以堂而皇之躲在家裡，不用出門，甚至什麼也不用去做。因為，除了緊張，揪心，他實在不知道要做什麼。
此刻，正值假期。作為教師，早已開啟漫長的寒假模式，但面對疫情，作為一個黨員、一個寫作者、一個教師他開始時確實很苦惱，雖然自己一直以來都在關注疫情，想盡自己的一點力，可自己不是醫護人員，不能在一線，專家也說戴好口罩呆在家裡是對自己對他人負責，但自己的內心反覆告訴自己“不能閒著”。“著急”的他捱過了新年，他決定不能再當一個“旁觀者、休閒者。”於是，就有了後期的一系列白衣戰士的身影出現在他的筆下。
2月3日，他打來電話，在電話中說：“姐，一直以來看到太多人在行動，也看到你的朋友圈，你們公眾號裡的一些文字，我想盡一份力，但又實在不知道能做些什麼?”我說：“你可以的，用文字的力量，我們是戰友，你願意一起上‘戰場’嗎?”他滿口應答。我知道他的困惑，他一直是一個做事寫文都比較嚴謹的人，沒有直觀的體驗他很少會提筆書寫，作文的速度也“慢”的驚人，正如他曾經和我提起過，有一次，他在電腦面前整個下午盯著一個段落沒落一個字，反倒被她妻子說笑的故事。而這一次，他讓我驚訝了。
於是，我說，他聽，並把一些素材提供給他。幾個小時後，他發來文稿，且不論質量，單是速度也頗讓我吃驚，細細咀嚼，還超乎我的意料，字裡行間，情濃，意真，從文稿中絲毫看不出他在“局外”，而是一直和我並肩站一起，一起經歷著那些難捱而又動人的時間。後來，他每一次發來文稿之後都會說：“姐，我再看看，有問題我們再商量。” 有時是白天，有時是夜裡，在電腦的兩端，我們奮筆耕耘。在他的筆下，一個個感人的故事鮮活起來。醫院裡那些“我來”，“我是黨員，讓我來”，那些逆行的人，在我們的筆下，呈現給了大家。
兩天後，他給我來電說：“姐，我可以來醫院看看嗎?”感動之餘，我還是堅決否定了。“姐，我在樓下了，可以上來嗎?”我不便再說，只是囑咐他戴好口罩。
後來聊天時，他說起，來之前他和她愛人商量過，他愛人堅決不同意，他反倒安慰她愛人說，只要戴好口罩做好防護，也沒那麼恐怖，再說那麼多醫生堅守前線為我們守護，何況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自己也是一個寫作者，總不能什麼都不做，寫文章總不能靠編故事吧。他還拿作家村上春樹來舉列，在村上看來，作家是這樣一種人“用盡所能，想盡一切辦法檢驗語言的可能性，極力拓展那有效性的範圍。沒有這樣的冒險精神，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誕生。”
2月6日下午，我們在醫院辦公室見了面……
謝謝你，我的“戰友”。
謝謝你們，那些所有“以生命赴使命，秉初心顯擔當。”的你們。
謝謝你們，是你們的付出，點量一座城市的希望。
後記：謹以此文，獻給奮戰在抗疫戰場上的文藝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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