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金融好書
- 經濟理論 -
《國富論》
《國富論》
商務印書館，2014年
劉清平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亞當·斯密的這本大部頭著作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經典中的經典了，從那段簡短的論述“我們每天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麵包師的仁惠，而是出自他們的利己打算”裡，甚至直接衍生出了“（利己）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這兩個直到現在仍然支撐著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核心理念。然而，或許由於解讀不夠深入細緻的緣故，人們迄今為止尚沒有注意到，這段關於“交易通義”的著名論述還潛在指認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如同亞當·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論》裡論及的其他普通人一樣，經濟人即便在交易行為中也是同時兼有利己和利他動機的，並且只有在正義的底線基礎上讓這兩種動機保持兼容協調，才能確保交易行為以互利雙贏的方式正常完成。所以，我們要想了解“市場經濟”何以有資格冠以“自由”的名號，為什麼不僅能夠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且還可以有助於公平正義的實現，將平等的契約落到實處，讓誠實的德性發揚光大，就有必要重新審視亞當·斯密的這部代表作，糾正目前流行的種種誤讀曲解，將他雖然自發指認了、卻沒有自覺說出來的市場交易的深度奧秘挖掘出來。
《通往繁榮之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
《通往繁榮之路》
劉業進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但凡瞭解一點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大名。凱恩斯是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英國人，師從馬歇爾。凱恩斯最流行的作品是其1936年出版的被認為奠定了主流經濟學宏觀經濟分析基礎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此書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面對經濟大蕭條，凱恩斯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經濟，應對經濟蕭條，實現充分就業，有必要由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種學說被稱為“凱恩斯革命”。這種一反常態的經濟學說自提出以來，一直備受爭議。凱恩斯一生出版9部著作和6本時評小冊子。本書是中譯者將凱恩斯的部分時評文章收集出版並以其中一篇“通往繁榮之路”為書名的文集，包括6篇文章。
長期以來，提到凱恩斯，人們只會想起“宏觀經濟學”、“主張政府幹預”的標籤，而本書的6篇時評文章有機會讓我們瞭解凱恩斯思想的其他維度、甚至與其思想起源有關的思想維度。不過本篇簡要述評僅限於介紹本文集中的第二篇文章“蘇聯掠影”，讓我們瞭解凱恩斯如何看待、評價中央計劃經濟和前蘇聯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
凱恩斯與俄羅斯人Lydia Lopokova婚後不久，於1925年以劍橋大學學者身份訪問蘇聯，當年寫下《蘇聯掠影》發表。我們從本文可以瞭解到以主張政府幹預著稱的凱恩斯對中央計劃經濟和前蘇聯的評價，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主題。
凱恩斯說，“我去蘇聯之前，對於GC主義抱有懷疑態度”（讀者回憶米塞斯1922年的著作《社會主義》，米塞斯在那本書裡表達的可不僅僅是懷疑態度）。事實證明，對凱恩斯來說這是一次令人感到震驚的經歷。LN主義信條是一種宗教、神秘主義、理想主義。LN主義也許被宗教狂熱所驅使。在無產階級俱樂部的圖書室中宗教類圖書只能收入反宗教文學。
紅色蘇聯，讓在自由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凱恩斯感到厭惡之處數不勝數。這完全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西方世界和蘇聯）。LN主義不關心它把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安全毀壞到何種程度，而且還故意使用迫害、譭棄和國際衝突作為武器，因此凱恩斯自認為不會認同、讚許和接受這種主義。在LN主義下，所施行的政策有著特有的表現——花費無數錢財，在國內的每一個家庭和團體中收買間諜，而在國外則不斷煽風點火、製造麻煩。它的那些學說被封為至高無上、不容批評的聖經，其實不過是一部陳腐過時的經濟學教科書罷了；它不僅在科學上是錯誤的，而且與現代世界毫無關係、格格不入。這種主義寧要河底的淤泥而不是河裡的魚，把粗鄙愚陋的無產階級捧上天，高高凌駕於資產階級和知識階層之上。在凱恩斯看來，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是人類的精英，人世間一切進步的種子，要靠這些精英來傳播。我們當真需要一種新宗教的話，怎麼可能在這些紅色書籍中找到呢？一個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成長起來的正常心智的人不可能在這種主義中找到他的理想。(學人君按：此處有所刪節)
《經濟學的真理——弗蘭克·奈特文集》
《經濟學的真理——弗蘭克·奈特文集》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
梅劍華 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開創者，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精神領袖，張五常心中的大師——奈特可謂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五常講過一個故事，奈特當年執教芝加哥經濟系數十年，有一次，一位他曾經教過的學生到芝大去接剛考完博士試的兒子。此君見到奈特出的考卷試題，發覺竟然跟二十多年前他考的奈特出的博士試題一樣，正感奇怪，卻見老了的奈特在走廊迎面而來，於是問：“教授呀，我兒子今天考的試題跟二十多年前你出的一樣，難道你的學問沒有長進嗎？”奈特看也不看他一眼，擦身而過，喃喃自語：“試題一樣，答案可不相同！”
奈特所在時期，正是行為主義興盛時期，他力拒心理學對經濟學的入侵。《經濟學的真理》一書涵蓋了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多個學科，奈特指出人類的行為不僅僅依賴於刺激和反應的關係，而是和人類的目的、歷史、環境、制度有著密切的關聯。他告誡公眾，經濟學家的預測能力是有限的，“經濟學即是科學又是文學，有時候又兩者都不是。”今天如何理解經濟學和心理學之間的關係仍然是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爭點。不久前，芝加哥經濟學系的塞勒因其在經濟學中引入心理學實驗和方法而獲諾貝爾獎，不知道老奈特是否會對這個同樣的問題給出不同於他當年的解答。無論如何，在經濟學高度實驗化、數理化的今天，重溫奈特大著是值得的。遺憾的是，迄今尚未見到《奈特文集》中文版第二卷問世。
《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
丁建峰 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大衛·D. 弗裡德曼的《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這本書，是法經濟學入門的最佳讀物，它描繪了法律作為一個激勵系統，可以對人的行為產生的影響。例如，如果認為持槍搶劫犯應當被判處死刑，這個激勵就是不正確的，因為這樣使得劫匪會殺死受害人，它降低了犯罪被發現的風險，卻不會得到更大的懲罰。按照這種最優激勵機制，可以設計和評估法律制度。大衛·弗裡德曼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密爾頓·弗裡德曼之子，物理學博士，法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者。這本書寫得通俗有趣，要言不煩。以前曾經以《經濟學語境下的法律規則》為名在法律出版社出版，這次的新譯本總的來說更加流暢了。美中不足的是，它與現在的主流法經濟學，略有差距。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
Author：Eyal Zamir/Doron Teich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丁建峰 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Eyal Zamir, Doron Teichman 合著的 《行為法律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可以說彌補了弗裡德曼小冊子（《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的不足，它的特點是論述極為全面通透，特別是在方法論領域，把行為法律經濟學和傳統法律經濟學，融入了統一的演化框架。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當然是貧乏而不切實際的， 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現實中人類選擇的一種近似的、粗略的描述，心理學和行為科學，可以給經濟人加上更豐滿的血肉，從而更細緻地發掘人的行為規律。影響和打動個體的，仍然是基於豐富的心靈世界的自由選擇，人類的多數選擇是後果主義的，滿足演化的一般規律，這是社會科學、實驗與行為經濟學存在的基礎。但另有一些選擇是非後果主義的、義務論的、或者興之所至的，一個人隨時都有可能偏離大數定律的掌控而尋找自由，但觀察社會卻可以遵循統計規律和採用實驗方法，於是，修身而得大道，觀物而尋規律，兩者統一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化流行，天理秩然，人心昭昭靈靈，貴在曠懷深思。老杜說：細推物理須行樂。讀書也好，思考也好，或許都應當有這樣的興味吧。
《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
出版機構未知，1998年
《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
蔡翔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提及韋伯，就不得不提到其開創的以主觀的經濟倫理解釋經濟變遷的方法。上世紀80年代韋伯傳入中國後，以往囿於馬克思主義唯物範式的學界開始體驗到新範式的魅力，嘗試以其解釋中國經濟史的變遷。此書可謂是上世紀90年代末歷經80年代“國學熱”、文化反思與90年代市場經濟實踐後，中文學界對此種努力進行總結的扛鼎之作。其中所詮釋之洞見，更可以讓我們明瞭官僚政治、制度倫理怎樣為經濟深深刻上權力的烙印。
- 經濟與社會 -
《社會市場經濟 : 兼容個人、市場、社會和國家》
《社會市場經濟 : 兼容個人、市場、社會和國家》
中信出版社，2018年
胡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書細緻梳理了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基礎、制度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這一注重社會的特殊類型市場經濟，即根據市場經濟規則運行，但輔以與市場規律相適應的社會政策，來有意識地納入社會目標的經濟制度，紮根於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傳統，立足於市場競爭秩序，深信“只有一種市場競爭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導向社會公正”。因此，國家應優先建立和維護市場完全競爭的經濟秩序，輔之以必要的調控和社會政策，但任何調控與社會政策都應遵循績效原則與輔助性原則，使之朝著適應、而不是破壞競爭秩序的方向推進。在這一模式中，藉助競爭秩序實現的經濟增長是社會福利的基礎，增長政策優先於分配政策。
但是，作為一種得到德國社會普遍認可的、實用的經濟政策理念，社會市場經濟並不是既定和一成不變的，而是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的，是一個各種社會目標共容、不斷演化和開放的經濟社會秩序。因此，這一模式的經濟政策實踐從一開始就處於各種力量博弈的極大張力之下，在不同歷史時期會呈現出不同，甚至異化的表現形態。就此而言，考察德國社會經濟體制的經驗與教訓，對於致力於深化改革、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中國，無疑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達爾文猜想——社會與經濟演化的一般原理》
作者：ffrey M. Hodgson / Thorbjjørn Knudse
譯者: 王煥祥 等
科學出版社，2013年
《達爾文猜想——社會與經濟演化的一般原理》
劉業進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一說到演化，人們想起達爾文，想起生物學，好像演化理論就是專門屬於生物學的，其實不然。演化無處不在。不是與演化生物學類比問題，演化現象普遍存在，在生物領域最顯著，展開的研究最多，成果最顯著。演化理論有自身的推理方式，不限於演化生物學特例。但迄今為止，演化理論在生物學領應用最成功、最規範、最形式化，離開了演化，就沒有生物學。經濟學家裡有凡勃倫、馬歇爾和其他眾多演化經濟學家宣稱：經濟學面臨範式轉換，經濟學這個學科進行重新定向的時機已經成熟。經濟學的麥加是演化經濟學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其實是經濟力學。
當存在一個群體，群體內個體具有非同質的多樣性，個體間存在差異化生存，演化進程就會啟動。不僅生物基因、有機體個體是演化的，而且，語言是演化的，貨幣是演化的，道德規則是演化的，文化傳統是演化的，普通法是演化的，技術是演化的，等等。英國君主立憲政體至少從1215年到1688年長達數百年時間裡不斷形成的，也沒有一部完整的《憲法》，而是靠許多法案、慣例、習俗、不成文法支持的憲政和自由社會體制，因此是演化的。
在經濟學領域，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是演化經濟學，這門經濟學具有範式轉變的革命性含義。在經濟領域談到演化，如經濟演化，這是總體上說。細緻的領域如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也就是技術演化；組織演化以及商業模式的演化；制度演化（或時間尺度相對短暫的制度變遷）
演化涉及到信息的傳遞，演化涉及到差異化生存，演化涉及到上述兩個過程不斷迭代產生的適應進化（精美複雜的設計現象）。當演化在生物學中使用時，我們通常用“進化”，當演化在其他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和人類自身時，我們通常用“演化”，其實是evolution同一個詞。
生物演化中最核心的是三個演化機制：複製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自然選擇機制。簡稱遺傳-變異-選擇。這三大機制是同時在運作且反覆迭代的：遺傳-變異-選擇-遺傳-變異-選擇……，由此導致了演化本體的適應性設計效應，例如動植物複雜的器官、功能、行為，人類甚至進化出了理性能力，理性能力出現以後，特別是符號語言出現以後，又導致一個新的演化領域的誕生——“文化演化”，也就是本書稱的“經濟和社會演化”。經濟演化最直觀的領域是技術進步，新技術對舊技術的淘汰，以及新技術本身的換代升級，和企業間每天進行中的對消費者、對市場佔有率的激烈競爭，導致的企業差異化生存。
本書處理的經濟和社會演化，也就是文化演化涉及的演化本體是個體習慣和組織慣例，此二者就像人體個體的基因，或者一棵樹的基因。這裡的習慣、慣例、基因，都歸結於一個“指令集”，又類似一幢大樓的圖紙/藍圖。有時候，我們把文化演化領域的習慣、組織慣例、民族國家的基本憲法和法律體系統稱“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一個指令集，它引導、約束、指導個體組織民族國家“實際上如何做”。這裡的如何做，通常是統計意義上，並不是每一個情勢下，總是無一例外地觀察到他那樣做，而是他的行為從統計上大多數那樣做就可以因果地推斷其“文化基因”原因。
本書中有兩個議題值得特別關注，一是將演化的二元本體應用於經濟、社會化和技術領域（下面統稱文化演化），分別命名為複製者和互動者，同時考慮文化演化的速率，複製者的非高保真複製，複製者對變動快速的環境的響應，特別是人類的理性能力和有目的性，作者提出了“衍生複製者”或成長性複製者，以說明文化演化的方向性現實。有機體複雜性的提高取決於少數機制遺傳信息傳遞方式的重大轉變。由此作者提出第二個重要主題：關於文化演化的六次重大信息轉變。第一次重大信息轉變：前語言文化的出現。動物中存在前語言文化。早期人類也存在更復雜的前語言文化。關於前文化的起源，有“偶然說”：一次偶然的基因突變（FOXP2基因中的突變）造就全新的大腦的產物。有“緩慢演化說”：許多次基因突變，且與新的社會結構相結合，產生適應性優勢的長期演化的結果。第二次信息轉變：前語言文化到語言文化。語言使得大腦互聯網成為可能，語言使知識系統性累積和進化成為可能，語言使得利用抽象概念的溝通成為可能，語言使人習得關於世界的心智模式（關於世界的時間、空間、因果關係、數量關係、文化傳統）。第三次重大信息轉變是關於基層和社會地位的人際複製者的湧現。第四次重大信息轉變：符號系統產生以後，一種超越個體記憶的信息存儲系統發展出來。其中，最重要的創新是書寫。例如書本，使用符號存貯信息。我們將其視為一個“體外”的記憶。第五次重大信息轉變：一種新的生長性複製者——司法制度的湧現（心智習慣、書寫記錄+有組織法律系統、編寫成文的法律）。第六次信息轉變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系統的出現，將科學探究和技術創新融合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對已有思想和技術的簡單複製。較早的科學組織，英國皇家協會建立於1662年；法國科學院，1666年。20世紀，科學技術全面專業化、制度化，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
《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
《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李紅升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
赫爾希曼是當代最有原創性思想家之一，也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之一。赫爾希曼指出了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並試圖給出解釋——人們在選擇社會參與和注重個人生活方面曾經出現週期性的搖擺，什麼因素在驅動這一搖擺？與通常將重點放在政治、戰爭、技術等外因的解釋不同，赫爾希曼另闢蹊徑，試圖尋找一種基於內因的解釋，即人們因消費價值觀變遷所導致的“失望”情緒的切換，決定了人們是加入遊行大軍還是待在私人空間。反觀中國社會，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社會參與的波峰之後，人們很快就退入並沉迷於物質、享樂和個人化的生活中。但問題是人們會對之“失望”嗎？何時會“失望”並轉向另一個狀態？這一問題不僅值得深思，也是檢驗赫爾希曼的解釋力的試金石。
《人類網絡》
中信出版社，2019年
《人類網絡》
本力 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主編
該書中的基礎性命題是：中心度能帶來更多中心度。如果人們新交到的朋友與他們已經有的朋友數量成比例，則朋友的數量就會像複利那樣增長。已經處於更中心位置、朋友數更多的人，其中心度分值的增長將快於位置不夠中心的人。隨之帶來的問題是：我們會過多地乘坐最滿員的航班，在最火爆的餐廳吃飯，在最擁擠的路段和時段開車，在人流最大的時候去公園和景點，參加最喧囂的音樂會，看最熱門的電影，等等。
所以這種人際網絡效應中的權勢和影響力，不僅是效率的問題，還存在防範風險和不平等的問題，不僅來自個人的眼界、社交廣度和對多元化的認識，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這種危害類似傳染病和金融危機，具有多米諾骨牌的特徵。
誠如作者在全書結尾所言：我們需要跟同質性帶來的破壞性、副作用鬥爭，並學會如何更好地過濾噪音。通過對人類網絡的改善來提高集體智慧和效率，而不是讓社會更加分裂、不平等，或者處於巨大的風險之中。
梁捷 上海財經大學講師
學術進步，依靠的絕不僅是修修補補，更需要方法論上的突破，引介各種新方法進入傳統領域，研究經典問題。馬修·傑克遜教授倡導的網絡研究，正是今天經濟學中炙手可熱的新方法。我以前對網絡研究挺有興趣，試著按照傑克遜教授的經典教材《社會與經濟網絡》學過一陣，完全沒能入門。而這本《人類網絡》降低了門檻，算是傑克遜面向大眾，較為通俗地普及他的網絡研究的一次嘗試。
我們生活中的很多問題，都可以用網絡來解釋。大多數人找工作，都是依靠網絡關係。要投資創業，拓展業務，自然也離不開網絡。而談戀愛結婚，大多也是在某種網絡結構內實現的。無形的網絡把人和人聯繫在一起，所有人都能體會這種結構的重要性，但困難之處在於描繪。
《人類網絡》很通俗地向公眾解釋了網絡理論經濟學家這些年的工作。經濟學家用數學方法刻畫網絡，並計算網絡結構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徵，然後再找實證數據加以檢驗，或者把這些理論運用到具體問題上。比如傳染病主要通過網絡傳播，比如宗教信仰通過網絡傳播，只要找到網絡的關鍵節點，就能對整個運動做出更精準的判斷。甚至今天非常流行的小額貸款扶貧政策，影響它實施效果的關鍵也在於窮人背後的社會網絡，也是網絡理論大顯身手的潛在領域。
在今天，編程和蒐集數據的成本都在迅速降低，很多人都能在短時間內掌握這些技能。過去阻礙大眾進行研究的技術門檻逐漸降低。《人類網絡》把經濟學研究中的最新思想及其現實應用，以通俗的方式介紹給大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學技術，然後順著傑克遜教授指引的方向自行探索。這就是科普讀物的終極目的了。
- 金融史 -
《Crashed：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Crashed：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Author:Adam Tooze
Viking,2018
蘭小歡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這本我推薦的年度圖書，700多頁的大部頭，全景式記錄了2008年到2018年的全球政經畫卷，從美國到歐洲到俄羅斯到中國，政治引著資本，金融包著外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層層疊疊環環相扣。專業性有一點，涉及很多經濟金融的細節，並不是財經記者式的簡單記錄，有作者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一條主線隱隱約約：普通人手裡的資源，是靠市場機制決定的，而市場資源的調配背後是政治力量的角逐，而政治力量的背後，又是經濟和金融巨頭們巨大的利益和關係網絡。
《管理美元》
譯者: 于傑
中信出版社,2018年
《管理美元》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廣場協議》常被引用作為美國壓迫日本，從而引致日本逐漸式微的案例，並因此將日本“失落二十年”也歸責於美國。即使不是說完全錯誤，至少也是不嚴謹的，因為《廣場協議》本應算作一次國際協作的案例，日本與美國聯合干預匯率，初衷是想緩解美國國會保護主義者的壓力。但不得不肯定的是，日元大幅升值確實是一個起因。日本當局應對日元升值和通貨緊縮所採取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以及日元升值引起了產業轉移，再加上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才是日本泡沫破裂和經濟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管理美元》詳細記述了《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前後的歷史，本書作者船橋洋一時任日本朝日新聞主編，算是親歷者，由他來講述，更可信。若由美國人來執筆，反而可能有推卸責任的疑慮。
《通脹螺旋》
《通脹螺旋》
譯者: 于傑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基本可以說，管理好通貨膨脹，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根基，這也是麥金農在《經濟市場化的次序》這本經典作品中想要表達的觀點：較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有發達的金融市場，也就不可能有良性的市場經濟秩序。幸運的是，80、90後不再有惡性通貨膨脹的切身體會，但歷史上由貨幣超發而帶來的貨幣購買力貶值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就中國而言，記憶猶新的當屬國民政府時期的“金圓券風波”，而《通脹螺旋》這本書就是詳細描述1939-1945年期間這段歷史的。作者張嘉璈先生早年求學日本，歸國後長期在銀行任職，曾任中央銀行總裁。所以，對於這段歷史，本書是絕對權威。
《財富的起源》
譯者: 俸緒嫻 劉瑋琦 尤娜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財富的起源》
本力 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主編
來自主流經濟學內部的反思主要是從經濟學當前的分析框架和約束條件不足入手，比如“發現”信息不對稱、行為非理性、交易費用等而發展起來的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但是，《財富的起源》的經濟思想核心卻是認為當前的經濟學在理解、模擬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科學體系方面都不夠深入，並且在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方面存在嚴重的缺失——尤其是在熱力學、進化論及其關係上。而這些恐怕已經涉及到經濟學的根基。
《財富的起源》一書不僅用動態、進化等五種視角重新解釋了1750年持續至今的財富和經濟複雜性大爆發，還將商業設計、物理技術、社會技術這三種進化機制納入到複雜性經濟學體系中，甚至以複雜性重新定義了經濟、商業和財富及其邏輯，堪稱一本新的《國富論》。這是一本對經濟學全面反思的雄心之作，也是重新認識人性、組織和社會的良心之作。
《貨幣起源》
《貨幣起源》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9年
本力 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主編
一些人直覺上痛恨貨幣制度，為金錢所累甚至被奴役、被扭曲也確實是資本主義社會許多痛苦和災難的根源，但如果放眼人類更久遠的歷史和為了追求進步、平等的持續努力，就會更冷靜、客觀看到根本和全局。貨幣為道德體系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甚至可以把貨幣視作道德體系的量化執行機制。
在該書的分析框架中，貨幣並不是單獨出現的，而是先有道德，再有貨幣，而且沒有貨幣，道德也難以維繫。貨幣是對道德體系的強化。貨幣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道德重要，因為道德體系事關人類群體的基本行為規範，事關生死存亡。
貨幣背後要體現公平，如果貨幣體系賴以維繫的公平社會本身出現了問題，貨幣體系不但不能很好地發揮維護道德體系的作用，還會造成新的問題，甚至其本身就成為風險的來源，比如引發金融危機和社會動盪。
那麼數字穩定幣Libra是否也意味著人類的道德機制有了新的進化？在我看來，受科技進步、長期商業利益激勵和市場競爭影響，通過區塊鏈等技術在貨幣體系中打上互聯網時代的“道德”補丁，本身就是人類道德體系進化的一部分。
《幣制興衰四百年：魏晉南北朝的通貨膨脹與緊縮》
格致出版社，2019年
《幣制興衰四百年：魏晉南北朝的通貨膨脹與緊縮》
梁捷 上海財經大學講師
貨幣史一直是我深有興趣但又不敢觸碰的領域，因為它的門檻實在有些高。貨幣本身就是很複雜的。而且中國貨幣史在明代有一次重要變動，大量白銀流入，改變了貨幣的基礎。更重要的是，貨幣制度並不是單獨的制度，它與整個國家的財政制度相關，而財政又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基礎，延伸出去，就和各種社會經濟制度都有聯繫了。
以前我手頭最重要的參考書是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彭先生是貨幣史方面的權威。這本書寫於上世紀50年代，後來在60年代有所修訂。這本半個多世紀前的書，直到今天仍是最全面、最權威的貨幣史著作。一方面證明彭先生的偉大，一方面也證明貨幣史研究的艱難。這半個多世紀來，學界終究有一些進步，大量考古出土導致發現，文獻也得到更準確認識，這都使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大量貨幣史難題。
陳彥良教授選擇了最為艱難的東漢至唐代這一段歷史入手。漢武帝制造了五銖錢，延續了幾個世紀，直到唐初才誕生通寶。在這幾個世紀裡，五銖錢及其變種一直是中國的主流貨幣。我們今天只能看到海量的非常相似的五銖錢，但對它背後的錢法所知甚少。陳教授大膽採用錢幣分析、考古信息與歷史文獻相互結合的方法，管中窺豹，通過錢法來探討背後經濟、政治的重要轉變，令人深受啟發。
《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 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
《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 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學院講師
貨幣作為觀察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一把鑰匙，在一千多年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把秘鑰，對於理解當時的公共政策，也同樣適用。尤其是學者及大眾在面對如下問題時：為何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屯田（軍屯與民屯）被大規模推廣？為何在田租徵收過程中各地軍閥選擇廢棄貨幣地租轉而實行實物地租？稅收與貨幣在當時又呈現怎樣的互動關係？
一方面，考慮到當時背景，戰爭頻仍，百姓流離失所，經濟社會蕭條，大規模生產幾近停滯，商品供應及交易低迷，這就導致了原本穩定的貨幣運行機制失靈，貨幣購買力反而提高，通貨緊縮加速到來。
另一方面，各地軍閥割據勢力下，為籌集稅源，亂髮貨幣，所推行的貨幣中含銅量普遍較低，以此加重徵收“鑄幣稅”，對此，轄區內百姓居民往往出於理性而選擇棄用貨幣，貨幣交易市場也同時出現“劣幣驅逐優幣”的格雷欣現象，進而加劇通貨膨脹態勢。
作者從這一現實中的貨幣幣值矛盾出發，撰寫魏晉南北朝這一斷代史貨幣，但並非與東漢及隋唐完全割裂，而是較為有機的連接在一起，為學界描繪了一幅以貨幣變遷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圖景。
- 經濟史 -
《信任利維坦：英國的稅收政治學（1799-1914）》
《信任利維坦：英國的稅收政治學（1799-1914）》
譯者: 魏陸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8年
唐大傑 賽意企業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說：“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文明程度、社會結構，以及由政策可能釀成的行為方式，所有這一切甚至更多，都記錄在它的財政史上。”
本書是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馬丁·唐頓關於英國財政政治史的鉅著，全面描述了19世紀英國稅收制度變化的政治姻緣，闡釋人民為什麼變得信任國家（利維坦）了。
在基督教社會里，利維坦是惡魔的代名詞。1651年，英國著名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出版了政治學鉅著《利維坦》，他把國家比喻為具有半人半獸特性的利維坦，在保護人的同時又在吃人，所以得出了人類應該把利維坦關進籠子裡的理想。唐頓教授借用了霍布斯的理論來闡述英國社會在19世紀裡如何馴服利維坦，進而建立了彼此信任的憲政路徑。書中用大量的數據和史料向我們闡述了那時英國所得稅、遺產稅、消費稅、關稅等稅制的變化，政府收入和支出面臨的困境，以及社會精英、議會和政府之間的政治鬥爭。
正如唐頓指出的，約束國家和建立一種政治文化的能力，無法僅僅依靠培養公共責任感和“中立”國家概念，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基礎，即“國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這一假設。彼時英國精英們的重要性，在於將國家中立和公共責任理念以及縮減開支和維護自由的信念體現到“詳細且技術性的會計準則”中，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關鍵性價值所在。
綜合全書的分析，譯者魏陸總結道，英國在19世紀之所以能重新獲得人們對國家的信任，沒有發生法國和德國那樣的暴力革命性事件，是因為總體稅負持續降低，稅制均衡各方利益，稅收經過了國會的充分辯論，稅收徵管注重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等五大原因。最後譯者還總結說，這本書對於現代國家也非常有啟示意義。如：為了增強人們對稅收的認同性，減少稅收對社會造成的撕裂，提高稅收遵從度，一項稅收制度在實施前必須經過社會充分的討論，尤其要經過立法機構批准才能實施，就是當下財稅學界的熱詞——稅收法定。再如：稅收制度是難以一步到位的，實現理想稅制很難，適當的妥協和折中是需要的，英國個人所得稅從一項戰時臨時稅到永久性稅收，經過了上百年的不斷改進。又如，在和平時期政府稅收應儘可能保持低水平，為戰爭和不時之需提高稅收留有餘地。法學家蕭瀚教授總結說，關於英國社會與政府之間的融洽關係，其顯著標志就是唐頓所謂納稅人與稅務官之間的高度合作，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當獨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戰前的那些時代。納稅人與稅務官之間的融洽關係，是一個雙向的善意運動，它既反映了英國公民社會的成熟度，也反映了英國政府公職人員的素養，以及財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這其實並不僅僅是唐頓的看法，孟德斯鳩、伏爾泰、艾倫·麥克法蘭等許多學者都曾注意到這個問題。這既是公民社會的表徵之一，也意味著英國財政體制所具備的高度合法性與公信力。
唐頓認為，18世紀的英國是個強有力的財政軍事國家，深受民眾擁戴，它建立於兩種信用模式，一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公債關係，二是國家目的與政治經濟精英利益之間的一致性關係。議會在所有這些方面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傳統上，英國人的書大多平淡乏味，用句佛系的話解釋，作者通常用事無鉅細的鋪陳來展示若干的事件，展開並不過分修飾、條理化的思考，以此來和讀者結緣。善於思考的人獲得了思想，善於批判的人獲得了力量，無視民主和憲制的人往往失望。關於英國稅收史，馬丁.唐頓還寫了第二本——《公平稅賦——1914~1979年英國稅收政治》，範澤思、李欣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我準備在2020年讀它。
《大查帳》
譯者: 陳儀
時報出版，2017年
《大查帳》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學院講師
作者通過梳理西方社會在歷史上對會計記賬方法的關注，引申出財務當責這一理念，進而反思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英、法、美等國家，在政府公共財務問題上的失責及其改進歷程，及其對當時經濟社會造成的劇烈影響，以期給予今人警醒。
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上，站在歷史視角上，無論對於商界精英還是治國理政者，財務記錄、會計核算，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鮮活的人物形象及故事細節，也隨著不同時期的查賬事件而一一呈現出來，令人耳目一新。
而且，對於中國來說，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一方面，作為具有千年文明演進、王朝興衰史的國度，其財務失責的歷史故事及教訓，應該同樣不會少，特別是對於歷代政府來說，統治者在公共財稅問題上是否遵從財務處理的一般規律及規則，也值得財稅學者對照挖掘與探討。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正在處於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在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這一定論下，如何落實稅收預算法定原則、如何推進直接稅改革、如何妥善處理好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這本書所帶來的核心主旨，值得我們給予相當的重視。
《州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研究——稅收、能源和勞動者自由怎樣改變一切》
《州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研究——稅收、能源和勞動者自由怎樣改變一切》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8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學院講師
州際經濟學，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學界看來，還較為陌生。但是，借鑑國際經濟學理論中有關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及其配置狀況，諸多美國學者基於各州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以此進行相關性分析並得出結論，這一帶有區域經濟分析的研究範式，已越發成熟而富有啟發性。
本書作者之一是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延續其一貫的經濟學主張，在比較美國各州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基礎上，其一再論證，州民財富的創造來自於州內輕稅機制的建立，從而拉動企業資本投資及擴大再生產、就業創造以及GDP增長，實現居民家庭收入的持續增加，與此同時，公共產品及服務也能夠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形成較為良好的經濟循環。
因此，“從不同視角透視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在創造和保護本州繁榮與福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便成為本書的基本內容。例如在反思徵收州所得稅的利弊得失時，其得出的結果，引起人們思考：“很難看到課徵州所得稅能夠改善公共服務供給”。事與願違的是，課徵州所得稅將導致人口外流、收入外流、稅收減少、貧困加劇、公共服務減少或者質量下降。
此外，在對比稅負最重的州與稅負最輕的州時，此書也得出，低稅負將導致經濟的高增長和公共服務供給充裕，相反，高稅負將導致經濟的低增長、公共服務供給不足。
《The Merchants of Siberia：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Author: Erika Monah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The Merchants of Siberia：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周乃蓤 資深媒體人
二十世紀後半期全球化的概念引導了史學界重新審視早期的商業文明和帝國管理之間的關係。近年來中國開發一帶一路更聚焦到歐亞大陸地域間的經濟互動。蘇聯解體後，新一代的學者擺脫了馬列唯物歷史觀，紛紛為商賈階級平反。沙俄時期中央法令及地方檔案的公開，關稅記錄，商賈上訪告狀、書信往來，豐富了可運用的史料。美國學者艾瑞卡·莫納含利用新材料著成《西伯利亞商賈：現代早期的歐亞商貿》展現了一個亞洲內陸多民族往來熙熙攘攘的經濟生態。
沙俄政府認識到商貿與建設帝國相輔相成的關係，以稅費減免及寬容宗教吸引外來商人進入西伯利亞，充當補給東進的先遣及後勤力量。莫納含詳細敘述了有代表性的商賈，例如顯赫一時、長袖善舞的菲拉鐵夫家族，穆斯林沙巴賓家族，以及二級商賈的諾利茲家族。菲拉鐵夫及諾利茲家族都在《尼布楚條約》前後參與中俄早期貿易。莫納含的著作或能啟發中國學者從本土視角看俄羅斯及中亞民族生意技巧、利潤觀，以及文化自覺。這個領域的比較研究將更能顯現亞洲在早期現代發展的獨特性，帶來對地緣經濟的新理解。
《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200年》
《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200年》
譯者: 餘江 刁琳琳 陸殷莉
中信出版集團 比較，2019年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貿易是經濟問題，但貿易政策卻是個政治問題。自由貿易有利於增進社會整體福利，保護主義保護的是少數人利益，但保護主義為何總能在國會中捲土重來？這就是集體行動的邏輯在政治決策上的表現。本書將美國貿易政策200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以收入（Revenue）為主要政策變量；第二階段：南北戰爭到大蕭條，以限制（Restriction）為主要政策變量，與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相對應，我們對美國保護主義的深刻印象多來自於這個時間段；第三：二戰後，對等（或互惠，Reriprocal），美國開始在全球推動建立多邊貿易框架；或許，特朗普上任之後，又開啟了第四個階段，從多邊到雙邊。這本書教會我們的是，在思考政策問題時，不可不考慮政治因素。貿易是對外關係，故國際和國內政治因素都需要考慮。
《抗戰外援：1937-1945年的外國援助與中日貨幣戰》
譯者: 李雯雯 譯 / 于傑 校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抗戰外援：1937-1945年的外國援助與中日貨幣戰》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平面中，兩個座標確定一點；空間中，需要三個座標。歷史作品，重在還原真相，其次才是作者的“發現”，但無論怎麼客觀，歷史永遠都是歷史學家們的歷史，各自根據其掌握的素材，輔之以二手的資料，用想象力將它們粘合在一起。所以，對於歷史寫作，“料”很重要，作者的想象力也很重要。瞭解歷史真相，需要多個維度。
本書作者楊格，是美國的財政學家，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曾任國民政府貨幣和財政顧問長達數十年，擁有非常豐富的一手史料和親身經歷，所以，這本書有很強的帶入感，讓讀者有一種沉浸式閱讀的體驗。建議大家騰出完整的一天時間，來看這部“老電影”。
《刷新：重新發現商業與未來》
《刷新：重新發現商業與未來》
譯者: 陳召強 楊洋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
唐大傑 賽意企業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被印度人“統治”，谷歌CEO皮查伊，微軟CEO納德拉……更多如雷貫耳的國際公司百事可樂、軟銀、Adobe、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等，都有印度裔CEO掌舵的歷史。這本書是微軟現任CEO薩提亞·納德拉的自傳。
薩提亞·納德拉出生於1967年的海德拉巴德的Nizams市，並在印度的班加羅爾大學獲得了電子和通信的工程學士學位，隨後前往美國留學，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MBA。1992年加入微軟公司的薩提亞·納德拉，一直都很低調。他親自主導的必應搜索引擎，以及基於雲計算推出的Office 365，均戰績顯赫。2014年2月，鮑爾默退位，納德拉順利接棒，成為微軟第三任CEO。
彼時微軟收購諾基亞背上巨大包袱，而公司內部頹勢不減。上任第二年，他就帶領微軟超過蘋果重回市值榜首。五年來，他對微軟的戰略思路進行了大幅調整，一代IT巨頭終於甩掉了“歷史包袱”，納德拉成了“刷新”微軟歷史的人。
我好奇的是印度CEO的過人之處究竟是什麼？與蓋茨、鮑爾默不同的是，納德拉理解企業文化在國際企業戰略中的核心作用，強調員工之間的溝通、推動成長式思維，使得微軟實現了企業文化重塑，企業得到刷新。
“納德拉身上有一種神奇的能力，能將大家團結起來，激勵人們去做他們從未想象過的事情。”同事對他的這個評價，這種神奇能力可能是來自於印度人對靈性的理解，使得他們更善於超越文化隔閡、超越宗教隔閡也能超越商業利益。這些都不是商學院裡學得到的。關於納德拉個人的故事還有很多，但他的自傳寫得很剋制，還是他企業文化理念傳播的一個工具，而不是為他個人功績樹碑立傳的豐碑。可能這也是印度人的特點。
《掉隊的拉美：民粹主義的致命誘惑》
譯者: 郭金興
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
《掉隊的拉美：民粹主義的致命誘惑》
本力 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主編
關於拉美的理論探討並不是什麼新話題，筆者在2007年主編的《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一書中就有相當篇幅討論了該問題。這本書第一章是“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高速增長？”，第二章是“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第三章則是“中國之路的三個對比：拉美化、日本泡沫與印度模式”。國內學界當時已經開始關注拉美經濟模式的危害尤其是不平等問題的弊端。
按照該書定義，經濟民粹主義是指“強調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卻忽視由於通貨膨脹、外部約束和經濟主體對積極的非市場經濟政策作出反應而帶來的風險”。其表現就是貧困化、兩極分化、腐敗嚴重、地下經濟氾濫，以及週期性的政治危機。尤其是從1998年開始，許多拉美國家陷入嚴重的衰退，而同時期的亞洲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長要比這些國家快上十倍。被稱之為“金磚國家”（BRICS）之一的拉美國家巴西，最終還是在其中拖了後腿。
關鍵在於，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雖有各種起落、波瀾，拉美大多數國家還是反覆掉到經濟民粹主義這個陷阱裡。對於我們這些有幸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奇蹟的人而言，其中的對比、感嘆尤其強烈。
“拉美的掉隊”首先是因為來自“民意”上的誘惑——這種直截了當、魯莽粗暴的經濟民粹主義政策響應了後發國家民眾的負面情緒，在剛開始實施時很容易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所以，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經濟仍受到世界上最為嚴格、最為扭曲、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監管。而這些政策在民族自豪感和領袖強大個人魅力的加持下，最終卻帶來更嚴重的通脹、過高的失業率和更低的工資。在其中，最具熱情的貧困階層最後受到的傷害最大，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悲劇。
一言蔽之，“拉美病”的可怕之處在於，經濟民粹主義既無法保障效率，也沒有推動社會公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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