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安二十二年初，尚在冬季的中華大地蔓延著一場瘟疫。我們從《三國志》中，可以找到很多零碎的相關信息。在歷史的記載中，這場瘟疫其實被淡化處理了，但我們要是仔細查看“藏匿”於不同傳記的零星史料，給我們還原的，是一場難以讓世人忽視的重大疫情。
曹植筆下的“被瘟疫滅族”
曹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來形容此次疫情“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難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我們可以看出，在曹植的文中明確指出幾乎每家都有患者去世，每間屋子甚至都有人因親人去世而哭泣。不乏有全家因瘟疫去世，甚至有一族人因染病而被“滅族”。當時人們認知有限，很多人以為疫情是鬼神鬧得。甚至百姓誤以為只有窮苦人才會染病，而達官貴人就不會被傳染。
曹植指出，疫情真正的原因不是鬼神也不取決於貧富。而是“寒暑錯時”才導致疫情的發生。這幫愚民在瘟疫關頭居然用“懸符厭之”等方法祈福祛病，實在是太可笑了。
從曹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能夠猜想到當時慘不忍睹的狀況。
被瘟疫“終結”的建安七子
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曹丕曾經給自己老朋友吳質寫了一封信，也提及了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
曹丕在信中指出，去年流行疾疫，親戚朋友多數遭受不幸，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相繼都去世，我內心的悲痛無法用言語表達。我以為咱們幾個都能長壽且長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數年間，這些好友相繼去世。追想過去交往相好的日子，還歷歷在目，而這些好友，都死去化為糞土。
接著，曹丕分別點評了因瘟疫去世的幾位好友的文學。曹丕表示，應瑒文采出眾，他的才能學識足以著書，但他美好的願望沒有實現。陳琳的章表文筆雄健有力，但稍顯冗長。劉楨的文風灑脫奔放，卻欠缺力度，他的五言詩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文詞美麗，使人感到十分快樂。王粲只擅長辭賦，可惜風格纖弱，不能夠振作起文章氣勢，至於他擅長的領域，前無古人。
我們可以從曹丕的信中看出，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瘟疫，對於當時文學領域的毀滅性也很大。
建安七子，分別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其中孔融於建安十三年因與曹操政見不合被殺害，阮瑀於建安十七年病逝。剩下的五位，全部死於建安二十二年初的那場瘟疫。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徵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其實王粲和其他四人略有不同，另四人是在鄴城染病去世，王粲卻是在大軍撤軍的路上病逝。王粲在建安二十一年入冬時，跟隨曹操一起南征東吳。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曹操率大軍來到了居巢地區，此時司馬懿的大哥司馬朗也在軍中，當時軍中已經開始蔓延瘟疫，司馬朗就是在這時去世的。二月，曹操軍和孫權軍有所交戰後，三月曹操立馬主動撤軍，臨走前曹操留下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人。王粲原本是要跟隨曹操回到鄴城，但王粲在回去的路上因病病逝。
司馬懿之兄——司馬朗之死
司馬懿大家都再熟悉不過了，司馬懿在家排行第二，他還有一個哥哥叫司馬朗。想當年在董卓動亂時期，司馬朗憑藉一己之力假意迎合董卓保全家族，之後司馬朗在曹操和呂布對峙時，帶著宗族回到河內地區。代替父親司馬防教導各位弟弟，以至於司馬家族沒有衰敗。可以說，司馬朗是司馬八達中後“七達”的大恩人。
司馬朗在曹操手下工作任勞任怨也常常提出合宜的建議，另外曹丕非常欣賞司馬朗的文辭，甚至在後來曹丕稱帝后，還命人手抄司馬朗生前的文章。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司馬朗跟隨夏侯惇、臧霸等人到達居巢。在居巢時，曹操大軍就已經開始蔓延某種瘟疫了。
發現疫情之後，時任兗州刺史的司馬朗決定親自到軍隊基層巡視情況，主動給士兵藥物。在司馬朗慰問的時候，自己卻感染了瘟疫，最終因病而死。享年四十七歲。那夏侯惇和臧霸為什麼沒有受感染？也許是他二人身體免疫力強，或者是無症狀病毒攜帶者吧。筆者希望不是他二人身居高位後得知疫情而對他人避而不見吧。
司馬朗留下遺言表示，自己承蒙國家厚恩，現在寸功未立卻遭遇疫癘。身患重病的自己卻無法自救，這實在是辜負了國家對我的知遇之恩。在我去世後，下葬時頭戴普通的巾幘，要以平時穿著的衣服下葬，大家千萬不要違揹我的意思。
司馬朗死於居巢，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合肥市代管的縣級市——巢湖市。
主要疫區在哪裡？
首先，有史料記載的主要兩個疫區分別在鄴城和居巢。雖然我們不能像現在這樣確認病毒源頭，但這個病毒的確在最適合傳播的情況下野蠻生長。
鄴城是魏國的國都，人口非常密集，其中交叉感染的概率非常大。在幾乎沒有防禦機制和人為限制的情況下，瘟疫因此才能肆無忌憚地傳播。居巢是當時曹操進攻孫權的主要聚集地，軍隊在某地聚集時，甚至可能人口密集程度要比鄴城還密。再者，軍隊環境的衛生條件肯定沒有鄴城好，也許在感染率上面軍隊會比鄴城的居民更高。
當然，筆者更願意相信，在當時東漢主要大城市和交通樞紐重鎮，都會有非常嚴重的瘟疫。相比於今天，只能說當時人口流動較小，這也是從另一個角度相對暫緩了疫情的擴散。隨著科技在發展，如今的我們已經能夠充分了解病毒並積極做好防護。遇到疫情，我們再也不用求神拜佛，而是能更科學地戰勝疫情。但也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的信息卻越來越氾濫了。網絡上充斥的謠言，讓我們在不正常的輿情軌道上進行認知行為。
最後，筆者想帶大家重溫人民網2003年5月9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曹植說疫氣（茶亭）》中的觀點。
我們的社會遠比那時進步，我們有強有力的組織和管理措施，可以人為地阻遏疫情的傳播和蔓延。我們的科學也遠比那時發達，能夠防止和控制疫情，能夠治癒絕大部分患者。而且有全世界的科學家參與科學攻關，我們認識和征服疫病，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曹植《說疫氣》給我們的啟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唯物論。疫病的發生和蔓延，有它的客觀的即物質的原因，也有其主觀的即人的自身的原因。明乎此，我們就會有信心，就會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想出和採取有針對性的科學舉措。相信科學，依靠科學，才能最終戰勝疫情。
最沒有出息的，就是悲觀無所作為；最可笑的是相信鬼神一類的歪理邪說和惑眾謠言，因為那是倒退了兩千年的愚昧！（人民網 作者：鄭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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