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旬餘，元宵第二天在筆記裡寫下這麼一段話：央視晚會，我家包場。昨夜央視的元宵晚會，沒有一個觀眾在場，臺下是那麼的空曠，彷彿就是我家的專場。窗外的城市一片寂然，一家老小卻從頭到尾不斷地鼓掌。沒有了往常的燈謎，透過連線，一家人陷入了無盡的猜想——鏖戰艱難，敲門的春天，一定是在趕來的路上-------
庚子過年，或許這一個正月，因為這場肆虐的新冠病毒，我們只能把年把節把這些日子連同憂慮與歡樂，靜靜地緊緊地關在家裡。年味是家味，佳節是家節。對於許多人來說宅也是一個熬戰，雖說“心安之處是吾家”，可心兒無不牽掛著疫情。似乎所有的一切只能如此無奈地苦等花開。
無奈的等待是漫長的，漫長的等待又何嘗不是精神抗爭 、抗擊的精神呢？有道是：躺在家裡也是對社會的貢獻。
有個網友在朋友圈寫道：二十幾年了，感覺一直在路上奔波，連做夢都在趕路。這回突然停擺被摁在家裡，從未有過這麼長日子與家人閒坐，燈火可親。於這靜靜的宅家，驀然讀懂了家和家人的歲月滄桑。因此，這些日子常常一邊為著抗疫勇士而淚流滿面，一邊對如此的居家生活而感到心潮澎湃——心潮大概就是淚流滿心的樣子吧？
一
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其實在那個年代鄉間山裡孩子不管體弱體強，似乎都多病。起碼頭疼腦熱是家常便飯。因為司空見慣所以治療什麼的也頗漫不經心。小孩持續發熱了就蒸碗蔥須、橘皮湯，捏緊鼻子灌下去了事；或外加刮一刮，擰一擰。若是間斷性發熱便“退驚”，那一定是受驚嚇了。村裡一般都有那麼幾個“退驚”老太婆，舀來一盤（碗）水，置一把筷子立於碗水裡，口中唸唸有詞，直到筷子倒下散開。然後到米桶裡舀碗米，抓一把用手巾手帕包好，放孩子胸口頭上搦壓幾下，再置於孩子睡覺的枕頭旁。如此睡過一夜，算是好了。居然，發熱什麼的常常也就被這麼搗鼓好了。倘若病老不見好，那應該不只是受驚嚇，而是掉魂了。這就不是退驚婆治的了，要找有名望的叫魂娘來把脈診療。因為只有她知道孩子的魂掉在哪兒，應該在哪個時辰怎麼叫回來。
在我十幾歲時得了至今不甚明白的病，鄉下郎中縣裡醫生都看過，卻老不見效。在鄉親一再慫恿下，父母也就滿懷希望去請了叫魂娘來。在叫魂娘一番手把手面授機宜後，於那個悽風苦雨的深夜父母出門去給我叫魂了。
父母各自穿了蓑衣，還帶上什麼記不得了，母親是捧了盞煤油燈的，去時必須黑燈瞎火，只有回來才可以點亮引路。做這些的過程，肅穆神聖，一家人全屏住呼吸，彷彿聽見了每個人別別的心跳聲。這樣父母開了大門，一下子隱沒進黑魆魆的雨夜裡，像是沉沒於一口深塘。他們要去村外的一條河邊，叫魂娘說，我的魂就掉那兒好多天了。那兒是我們小夥伴經常玩耍的地方，放牛時早晚在那裡集散，砍柴路過也在那兒歇歇。某天在那裡玩得不亦樂乎，樂不思蜀，魂就掉那裡了，找不到魂體獨自在河邊哭泣，再不趕緊叫回來怕是要飄遊走了。
我就獨自臥床，床邊、房間不得有人走動，必須是黑燈瞎火，這也是叫魂娘反覆交代的。黑黑的夜，嘩嘩的雨，聽去很遙遠的深處，隱隱約約有兩個沙啞的聲音呼應著，漸漸清晰起來；那是走在前頭的母親喊一聲我的名字，再拖長音呼叫：“歸——來——”；跟在後頭的父親應答著：“歸——了——”。父親母親一步一呼應的聲音，在這個的山村深夜裡混合了嘩嘩雨聲，仿若溺水人的呼叫----
多少年後當我在遠方城市的夜裡，看書寫東西累了，仰靠椅子，點燃一支菸，吞吐之際耳邊就想起那山村雨夜裡的聲聲呼喚。也從那時起，每當要離家遠行的時候，邁開腿卻不自覺地會頓一頓，總覺得還有什麼東西遺落在家裡沒有帶上。確認過該帶的都帶上了，可心裡仍然有那麼一絲絲不確定。或許那就是魂吧。這也是後來我會很固執地認為，所謂“魂不守舍”，這個“舍”就是房子，準確地說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家或家的原因。並且還固執地認為，“舍”的全部詞義都含有“家”的意味，包括旅舍、舍弟、捨得。
因為那是人的精神與靈魂的歸屬。家就是我們精神的寄託，這與房子的大小無關，與富麗堂皇還是寒窯茅屋無關。“山川只詢物，宮觀豈為家”。之所以想起這些，是因為我們很多年來一直在趕路，搬家多居家少，裝修盡力，品賞無心。不斷的遷徙裡，告別了街坊鄰居，陌生了左鄰右舍。似乎越來越多的人，家已經被簡約為一個住處。雖然家裡日益富有，卻日漸“家徒四壁”——房子等於家了。真的不知道自己給自己泡的這杯茶，咋就老顯薄涼，家味日淡，以至於我們的家多少顯得無精打采。
二
好多年前央視播過一個電視連續劇叫《溫州人家》，覺得真是很好。好在把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濃縮為一家人一路篳路藍縷的創業奮進；好在這個“人家”。那叫什麼家呀？全家四五口人，天南海北各奔東西，長年沒有過相聚，各自為生。幾乎毫無傳統上的“家庭生活”。但是給人強烈感覺是，形散神不散，維繫這個“人家”煙火只是一個“神”的存在。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某種角度上說，發源於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極為關注了“承包責任制”，卻相對淡然了“家庭”，這個在中國獨具的最活躍的經濟體，也可以說在中國她是最活躍的生產力。曾經多次探討敢為人先、商機靈敏過人、在四海風起雲湧的浙商，其到底有著咋樣的與眾不同的文化基因？曾經作過肯定——那就是浙商的“家傳”。
有兩個故事印象深刻又給我以諸多思考。其一，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溫州的私有經濟悄然萌發，興起了第一代個體企業，那隻能說店不像店，廠不是廠，家不像家的怪物。由於當時受“僱工人數”這個硬杆子的限制，所有的“怪物”只能請家裡人家裡親戚搭把手幫個忙。所以即使官至地委組織部的副部長，下了班、節假日，也不得不脫下中山裝換上勞動服，出大汗使大力地去“怪物”裡做幫工，不，按他們的說法叫幹家務。既然家務，那就不存在犯忌和無所謂斯文掃地了。其二，也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義烏小商品市場正當方興未艾，面臨更新換代的轉型升級，從地攤升為商鋪。在政府的統籌規劃下，興建了小商品“中心”。讓人沒想到的是，這些集聚性的商鋪招商租賃受到了冷遇。無奈之下只好幹部先行，強推機關幹部按人頭包乾。幹部也只好業餘練攤，顧不過來不得不求家人和三親六戚幫忙（中國人歷來遇到困難，首先求助家人，所以有打虎親兄弟、打仗父子兵之說）；然後逐漸逐漸將這份“家務”甩於他們而求脫身。
浙商的“家傳”，其意就是原始資本和初始的生產要素，來自於家庭、家族、家鄉；英雄出處就是“家務”的歷練。於是有了家庭作坊、家族企業、家鄉經濟（一個個什麼什麼之鄉）。這或許是浙商身上濃厚的家國情懷的一大淵源吧。
曾經有經濟學家把浙商經濟稱作“番薯藤經濟”，這很形象。體現了番薯藤的特性：對土壤要求不高，隨處扦插藤蔓就四處伸展，勃勃生機，呈現出一種野生姿態；所有藤本作物裡，番薯藤只爬不攀，貼地而行，即使番薯結得再大，也深埋泥土，不顯山露水，一心伏地前行。結的果實可是一窩一窩的，且藤蔓長到哪裡，隨手剪下一節，隨手就地一插，它又是一窩。其實我更喜歡將之稱為“家”經濟。浙商不是一個一個的，如番薯一樣一窩一窩的(早期的什麼什麼之鄉），不求獨大隻求同生共長；而且到哪裡都立地生根，真正的四海為家。這種“家”的繁殖能力特別強。即使你回老家遇見一個在外的打工仔，他也會底氣十足地跟你說：有機會到我武漢玩、到我新疆玩；甚至到我意大利法國來走走。儼然那些地方就是他的家。也許正因為如此，浙江人喜歡把在浙的外地人稱之為“新浙江人”“新溫州人”等等，這應該說是他們一種天然的“家人情懷”。
還想說的是在這場抗疫中，浙江干群表現不俗，頗受好評。其實在我看來理所當然。其中之一因為有著那種“家務”經歷，或者在普遍“家務”生態裡工作的幹部，他不能不對“家務家底”的熟悉，不能不心懷家人的情結。尤其是各地各級當家人。
三
同學都知道他是個從小愛打架的人，即便八十年代初讀大學了，平時走在校園裡也歪著頭，兩手似有似無地虛捏著拳頭，像只小公雞，擺著一副隨時跟人幹一架的樣子。這一點他自己從不否認，且一有機會還津津樂道。小時候的打架史仿若人家的初戀似的，說起來眉飛色舞，一往情深。
對打架的情有獨鍾，他說是有道理的。不但他喜歡打架，他那個村裡、附近的村裡的孩子都喜歡跟他打架。起初他不明就裡，天天遇到小夥伴鬧著鬧著就打一架。一段時間沒人幹架，回家就跟小哥也平白無故地來上一架。後來似乎有點醒悟，那些找他幹架的，被他打輸打敗了，無不虛張聲勢的大哭大叫。每每他的母親看他把人家打哭了，晚上就包一包雞蛋去慰問那孩子。以至於他家母雞哪天咯嗒咯嗒一叫，保準就有小夥伴打上門來。進而他家母雞沒咯嗒，哪個小夥伴想吃雞蛋了，也蠢蠢欲動。於是他跟小哥商量好，看到家裡母雞蹲進窩了，哥倆趕緊打架。輪流著吃雞蛋。只是有一段時間只見母雞抱窩，打架不休，終究還是沒吃上雞蛋。惹得他火起來恨恨地砸了小哥一拳頭，以致小哥的牙血還是白流。
我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但稀奇他說小時候打架給了他後來成長與創業深刻的啟示。他還是一如既往地歪著頭說，只是那頭早就光禿禿寸草不長了。他說起碼有兩大啟示：一是培養了拼搏和敢闖敢幹的執行力，不玩虛的。更重要的是，一個村子裡長大的，即使鄰村的小夥伴，那都是鄉里鄉親的兄弟姐妹，家人打架真不是兄弟相殘，打架是動真格但更多的像遊戲，彼此都沒有致傷的故意，最多失手疼而不傷。這讓他明白創業中與對手的競爭，也不過是小孩打架，好聽的說叫博弈，是一種較量一種輸贏。哪是什麼商場如戰場啊，置對手於死傷的那不叫競爭。所以他的創業一直“生意不成情誼在”，對手常常成了家人一樣的好朋友。其次，打架也好、較量也好、競爭也罷，贏者不是通吃，輸者也有補償的可能，這就叫共贏。否則，沒人跟你玩，連玩的夥伴都沒有了，霸主也是隻給自己當。
這讓同學很有些敬佩了，沒想到打架打出學問了，搞企業也搞出點學問了。企業家不簡單。但他對同學的“企業家”似乎很不敢領情。經過幾十年的拼搏，他算是創業有成，事業做得比較大了，卻仍然在不遺餘力千辛萬苦著。為什麼？他說家業企業怎麼樣，只能說明他幹了不少事，那是成績而不是成就，不敢妄自稱“家”。這讓我有點意外，資產幾十億還不是企業家？他說嚴格講目前還是個大點的企業主吧。
他起步於一個一度響噹噹的家族企業，後來自己做了。如今他偌大的企業裡，管理層幾乎沒有他的家人和親戚。但是他說起來喜歡稱自己的企業為“家族企業”。他說最早到北方時，無論進店吃飯，還是跟人談生意，對方把自己的店和企業總稱“我家”，這讓他感觸很深，也理解了為什麼企業的單位是“家”，這家企業那家企業、廠家店家的。因此，他一直嘗試著用“家族式管理”理念，實踐現代企業的管理。
比如企業內部有獎懲的規矩。那不管怎麼大的罰也要限定在疼而不傷，不管怎樣小的獎也是榮耀而非獲利。這種效果或者說境界，唯有員工從內心認同家人，才會生成。我們小時候，幹了好事，家人一個微笑，父母一反常態獨獨給你碗裡夾一道菜，儘管那還是梅乾菜，全家人都明白那是至高獎賞啊。幹了錯事，即使沒有什麼處罰，一家人的沉默，那幾乎也要讓你窒息。這為什麼？因為是家。
聽他這麼一說，再看他那被歲月磨得光溜溜的腦袋，有同學打趣說魔頭閃閃亮啊!他倒不客氣了，說他生於斯長於斯——鄭義門，這鄭義門可是皇帝封的“江南第一家”。鼎盛時家裡千號人口，不爭不吵同吃一窩飯，更是幾百年世代沒有出過一個貪官，沒有出過一個犯法坐牢的，而且人才輩出。現在“鄭義門”被省裡列為“廉政教育基地”。作為“鄭義門”的後人，深感這個家道的內容是非常深厚的，蘊含了治家治學治企業治社會等等等等極為豐富的理念。所以要實踐著弘揚。就說這次抗疫居家隔離吧，別人或許宅的是小家，而我們宅的是一個鄭義門，五千多人的村子家家非常自覺，出錢出力，看得出人人“自危”，唯恐不小心染上那真愧對“鄭義門”，雖然許多不姓鄭，但都認同“鄭義門”啊。
家道，我們或許對之不甚明晰，卻是家的魂魄所繫，陪我長大伴你同行，也是我們能夠走多遠的一個腳力所在。
四
宅家多日，難免羈絆的憂慮，對此朋友圈勸慰：“大疫當前，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難得忠孝兩全時，風霜雪雨修行處。”“中國沉靜，一個民族在沉思”------
宅家思家，家是什麼？哲人說：家的發明是人實現了從動物人向社會人的轉變。我認為，家庭的出現本來就是因應了自然威脅，是人類生存與發展危機的催生。家的出現標誌著人類社會的形成。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家的社會化程度決定了人類社會的形態。家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其社會的文明程度越高。所謂的大同世界，那就是家與社會的高級同化，天下為家、四海一家。
因此，每當人類共同的災難來臨的時候，國人友人爆發出的那種相濡以沫、傾力相助的大愛，我看到了家與社會瞬間融合，蝶變出好大一個家。這個家是如此的燦爛美麗！
因此，每一次渡盡劫波，我們都會變得更加豁達從容與堅定地奔向詩和遠方——因為再一次明確和體悟到了家的方向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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