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新京報書評週刊，導語撰文宮照華
2月3日，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在英國逝世。1967年，他在代表作《語言與沉默》中發問，偉大的藝術是否有可能與野蠻和邪惡並行？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藝術最理想的催生環境難道是極權社會？
■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2020），著名文學批評家。2月3日在英國劍橋逝世，享年90歲
在“二戰”期間的“大屠殺”之後，寫詩的確變成了一件殘酷的差事。猶太人出身的喬治·斯坦納曾經親自在納粹軍官身上接觸到語言的沉默與無力。他曾在書中提道，當時的納粹軍官是如何地欣賞詩人里爾克，並能針對詩歌與美學談出非常有見地的觀點，那些在集中營內施虐的劊子手並非不懂得美與道德，相反，他們能夠談論得很好。這些現實影響了喬治·斯坦納日後的文學批評思想。
由於維也納對猶太人的迫害，斯坦納一家先是移居到了法國，1944年，喬治·斯坦納又從法國前往紐約，成為了美國公民。他開始在大學中思考語言與社會功能之間的關係。“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簡化、瑣屑不堪，事實上，還有什麼能夠感染那些被大眾民主召喚進市場的半文盲大眾呢？”自幼在家庭中接受古典文學教育的斯坦納在現代生活中看到了語言的退化。
196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語言與沉默》。在這本書裡，斯坦納不僅針對之前的舊問題給出了深刻的思考，還試圖從神學的角度給出更具雄心的回應。英國批評家詹姆斯·伍德在《喬治·斯坦納的不實臨在》中，總結了斯坦納文學批評的核心問題，那不是一種純粹的文本批評，而是直接面對文學藝術中時常出現的虛偽，並試圖撕破它。
“斯坦納推測，也許藝術鼓勵野蠻，因為它把觀眾包裹在虛假中，這種虛假比現實的困境更為繁茂。對於偉大藝術和思想的執著，也許會助長一種對世界漠不關心的精英主義。”詹姆斯·伍德對這位批評家前輩寫道。以伍德總結的觀點來看，喬治·斯坦納似乎正好走向了他所批判的邪惡一面。但實際上，與其說斯坦納對蘇聯或極權體制展開擁抱，倒不如說他無法理解美國的文學狀況：一群無父無母、遠離了歐洲古典中心的傑作；擁躉眾多、作為商品銷售的暢銷書；還有全新的、伊甸園般的歷史經驗。
由於父親的反對，斯坦納沒有繼續留在美國當教授，1969年，他成為了劍橋大學的特別研究員，1974年，他接受了日內瓦大學提供的比較文學與英語文學教授的職位，他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20年，用四種語言教學，直到1994年退休。在退休後，他還繼續在媒體上撰稿，發表文章。在30年的時間裡，他為《紐約客》撰寫了200多篇評論。2008年的時候，斯坦納還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發表文章《畢希納繼續存在》。經典文學依舊吸引著他的頭腦。
繼去年的哈羅德·布魯姆去世後，又一位世界級文學批評家的逝去彷彿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暗示著那個尊崇古典文學、在文本中探索神性與社會責任的批評時代的逝去。無論是斯坦納，還是布魯姆，他們都曾對解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泛濫感到擔憂。在絕對的相對主義中，文學不單單是表現一切事物，它甚至具有了“包庇”一切事物的危險性。特別是在當下，文學與藝術越來越證明，教養與智識、知識與道德和正義間越來越不具備必然的聯繫，私人生活從對社會指令的拒絕和個人主義的最後尊嚴滑向了漠然的精英主義，在這個時刻，如何重塑文學的意義，如何在社會紐帶中重新為知識尋找應當的安置之地，是斯坦納的作品餘留給我們的、最具現實意味的反思。
《語言與沉默》節選
作者 | 喬治·斯坦納
我無法接受這種輕描淡寫的安慰：大屠殺只是德國現象，或者說，只是某個極權獨裁者引發的不幸。蓋世太保退出巴黎僅十年，伏爾泰的同胞就在同樣的監獄中蹂躪阿爾及利亞人和持有異議的法國人。古典人文主義的大廈，激活著西方社會的理性之夢，幾乎已經崩潰。對於文化進步的觀念，天賦理性的觀念——自古希臘就存在，在馬克思的烏托邦式歷史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權主義（兩者都是希一羅文明的新近先驅）中仍然非常有效——人們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強調。科技時代的人類，成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靈，其活動範圍正可怕地逼近毀滅之境。
在思考文學、教育和語言的時候，如果似乎什麼重要的東西都沒有發生，也沒有挑戰我們對這些活動的觀念，那麼這樣的思考在我看來不切實際。閱讀埃斯庫羅斯或莎士比亞（更別說“教”他們）的時候，似乎這些文本、這些在我們生活中的權威文本，完全與新近的歷史無關，這樣的閱讀雖然巧妙，但無知得有害。這並非意味著對“現實關聯性”任意或新聞報道式的測試；這意味著我們要儘量嚴肅對待偉大藝術得以傳承的神秘奇蹟，儘量嚴肅地從我們自身的生命中給出答案。
《語言與沉默》
[美]喬治·斯坦納 著
李小均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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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大屠殺時代的產物。我們現在知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這些知識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文學和社會產生影響？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從柏拉圖到阿諾德的時代幾乎成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種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夠轉化為行為力量、產生影響？那些公認的文明傳播媒介（大學、藝術、書籍），不但沒有對政治暴行進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經常主動投懷送抱，歡迎禮讚。為什麼會這樣？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勢和非人化的誘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尚不為人所知的紐帶？是不是在文明內部生長出來的那種十分厭倦和過度抽象的觀念，為野蠻的肆虐鋪就了道路？本書不少篇幅都試圖圓滿準確地回答這些問題。
就方法論和範圍而言，我追求的目標與文學批評不同。我完全清楚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們暗示出要建立一門“語言哲學”的目標。如果我們希望更深地理解我們文化中作為特殊遺產的荒蕪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經暗中削弱的東西、那些或許能夠恢復對現代社會進行洞察的資源，那麼，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建立那樣一門語言哲學。按照萊布尼茨和赫爾德的理解，語言哲學必將轉向對文學的悉心研究，但是語言哲學將必然讓文學處於更大的語義、形式和符號交流的結構之中。語言哲學將按照維特根斯坦所指，將哲學視為最為審慎：情況下的語言，拒絕想當然。語言哲學還要尋求人類學的幫助，證實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結構的證據（我們明顯以為我們是特殊的中心，我們該如何從這幻象中“退回” ？）。語言哲學對於現代語言學的假定既有興趣，也會警惕。許多一度活躍於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中的人才現在轉向了語言學。文學和語言學密切相連，這早已為詩人所知。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認為，“隱藏於語言形態和句法結構 (簡單點說，即語法的詩歌）與文學作品（即詩歌的語法）中的詩學資源，不大為批評家所知，大多為語言學家所忽視，但卻被有創造力的作家熟練掌握。”語言哲學的目的就是要理順它們之間的關係。總之，帶著與生俱來的驚奇（這種驚奇習慣性地在文學批評和學院派文學研究中缺失），語言哲學將回到這個事實：語言是人獨特的技藝；只有依靠語言，人的身份和歷史地位才尤其顯明。正是語言，將人從決定性的符號、從不可言說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來。如果沉默將再次蒞臨一個遭到毀滅的文明，它將是雙重意義的沉默，大聲而絕望的沉默，帶著詞語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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