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吳宓的詩歌批評形式多種多樣，散見於其總論、淺釋、序跋、凡例、書評、編者按等作品中，大多以文言書寫，文體各異 。在詩歌批評的標準上，他堅持藝術標準與道德標準並重；從其詩歌批評的性質來看，體現了傳統與現代融通的精神；從其詩歌批評的方法來看，自覺地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中西詩學進行比較與匯通。吳宓的詩歌批評使傳統的批評形式煥發出新的活力，又擺脫了詩話體、隨筆體的舊形式，對新詩過於散文化的弊端有所糾正，且連通了後來的新詩格律論。
詩歌評論家吳宓一家人
近代詩歌發展歷史背景
隨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面對傳統文化的偏激態度的反思，"學衡派"等舊派詩人及批評家的意義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而在"學衡派"中，吳宓是一個核心人物，這不僅是指他長期地負責《學衡》的編務及發行等各項事務，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在詩歌寫作還是詩歌批評、文化批評、翻譯等方面，吳宓的重要性都是胡先驌、梅光迪等其他人物不可比擬的，因而更具代表性。
吳宓長期擔任《學衡》雜誌（1922－1933） 的總編輯、《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1934） 的主編。他在編輯《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的過程中，一方面自己撰稿，對當時的詩歌（主要是舊體詩）進行評析，表達自己在詩歌創作、詩歌理論方面的觀點；另一方面翻譯西方詩歌及其評論，以"凡例"、"雙行小注"、"淺釋"、"編者按 "等形式對文本加以闡釋、引申與發揮，並時時不忘拿中國的舊詩、文化思想、現實處境進行比較，以揭示中西詩學的異同。
吳宓及其雜誌社同事
吳宓是舊體詩的實踐者，著有《吳宓詩集》，也是一個詩歌批評家。如果說評註 《顧亭林詩集》、撰寫 《空軒詩話》，在形式上尚具有守舊的意味，那麼當他在《學衡》與《大公報· 文學副刊》上以形式多樣、文體各異的手法發表關於舊詩、新詩及西方詩歌的批評，且時時拿中西方的詩歌進行比較的時候，雖然依舊存在傳統的影子，但更多的已經是現代的色彩。
這一時期的創作是其詩歌批評中最具價值的部分，令我們今日亦可從中窺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詩歌批評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
吳宓畫像
一、形式：既有傳統的影子，更具現代的色彩
吳宓堅持用文言創作，用文言來進行詩歌批評，這帶有一點守舊的意味；但在詩歌批評形式上，卻勇於嘗試，或用"通論"這種論文形式，或在翻譯的詩歌評論前加"編者按"、"譯者序"，或於翻譯的詩歌評論中，或於所詮釋的英文詩歌前加"凡例"，實具有革新的精神。
吳宓詩歌批評的第一種形式是論文，從宏觀上對詩歌的定義、特徵及創作方法作具體而翔實的論述。在《詩學總論》這篇上萬字的長文中，他首先對詩進行了定義："詩者，以切摯高妙之筆，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 接著，他對這一定義做了詳細的解釋，對詩與文作了細緻的區分。吳宓認為，文與詩都表現思想與感情，文重思想，詩重感情，各有偏重，所以文主要以理服人，而詩主要以情動人。
詩與文的根本區別在於兩點："僅詩用 （一） 切摯高妙之筆 （二） 具有音律之文。" 所謂"切摯高妙之筆"，其實就是指運用修辭的手法、凝鍊的語言去概括具有普遍性的景事情理；所謂"音律之文"，就是指文字具有整飭、規則的節奏。在這兩點中，吳宓尤其強調第二點，認為有沒有音律，是詩歌與 散文的根本區別。
報刊.聽吳宓先生講演
吳宓還通過翻譯英詩，以"凡例"、"淺釋"、"編者按"等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詩歌理論。他推崇羅色蒂，聯繫她生平的經歷與性情，認為她秉天真之性，寫詩出於至誠，所以她的詩情旨深厚，風格悽惋。吳宓在《學衡》 "述學"專欄間斷地發表了三篇題為《英詩淺釋》的文章，它們的體例一般是先翻譯英詩，然後加以闡釋。在第一篇中，正文前有譯者的"凡例"：
（1） 本篇作法，系取英文詩之最精美而為世所熟賞者若干首，加以詮釋，逐字逐句不厭繁瑣，力求精詳，務使讀者能豁然貫通，胸中不留疑義，至二三十首之後，讀者則可舉一反三。用此篇詮釋之法，自行研讀其他之英文詩，皆可迎刃而解，不復待人為之詮釋。故此篇實教人研讀英文詩之妙法，比之坊間粗略註解者，自謂有一日之長，又詮釋之文力求淺顯，故名英詩淺釋。
（2） 詩之原理及精神，至為幽微渺茫，難以喻曉，若肆為空論，必墮五里霧中，遂浮泛而無所歸宿。而詩之格律程式，亦至繁複沓雜，不便撮述，若條分縷析，必流於支蔓，且枯 燥而毫無趣味。本篇以詩之原理精神及格律程式分述於每首之下，即就此首為例而實在說明 之，以見讀詩作詩論詩，皆須實有之篇章而研究之。先有作出之詩，而後始有原理精神格律 程式，故未可懸空立論，閉戶造車也。
吳宓作品
（3） 異國之詩，本可不譯，以原詩之神韻音節，決非譯筆所能傳者。茲為詮釋明白起見，凡本篇所選錄之詩，均由編者自行譯成中文，譯筆不計工拙雅俗，但求密合原意，以備 讀者比並觀之耳。
（4） 讀此篇者，祈先取本期《詩學總論》篇讀之，否則恐有扞格之患，蓋此二篇本相輔而行者也。
從這四則"凡例"可以看出，吳宓是想借翻譯與闡釋若干首經典的英文詩歌，來具體談 論詩歌的原理、精神、格律程式，以與《詩學總論》這類理論性的論文相輔相行，讓普通讀者藉此掌握欣賞詩歌的方法。在譯完《牛津尖塔》之後，吳宓在詮釋該作品時認為，《牛津尖塔》具內外之美，"格律韻調極佳，而字義明晰毫不費解"。
這一詮釋部分印證了《詩學總論》 關於音律的觀點。第三篇《英詩淺釋》譯介安諾德的《輓歌》，吳宓從思想情感的梳理、音律的分析兩個方面來詮釋該作品，並歸納出安諾德詩歌的兩大特點：一是常多哀傷之旨；二是常深孤獨之感。吳宓指出，安諾德詩的好處就在於兼取古學、浪漫二派之長，以奇美真摯之感情思想納於完整精煉的格律藝術之中。這些與《詩學總論》中提出的觀點完全吻合。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吳宓的詩歌批評形式，既沿用了傳統的序跋，又運用了現代 形式的論文、編者按，還創造性地運用傳統的批註、凡例於翻譯的詩歌及評論中，既有傳統的意味，又具現代的色彩，體現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詩歌批評由傳統向現代的過渡與轉型。
吳宓作品
二、特徵：藝術與道德並重，中國與西方匯通
吳宓在《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的詩歌批評，始於1922年，那時新文化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白話文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吳宓處於文白衝突之際、新舊轉型之間，逆流而 動，在抗爭中有堅守，在繼承中有創新，其詩歌批評既具有轉型期文學批評的一般特徵，又 具有其個人的色彩。
從外在表現形態而言，吳宓詩歌批評採用文言書寫，形式多樣，文體各異。吳宓詩歌批評的語體，毫無例外都是用雅潔流暢的文言寫的。可見，在吳宓心中，古文是我國文章中最簡潔、最明顯、最精妙的，其地位遠高於時文，更高於白話文。這在白話文運動取得勝利、大行其道之時，無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從其詩歌批評的標準來看，吳宓顯然是藝術標準與道德標準並重。吳宓重視詩歌的形式批評，以音律來區分詩歌與散文以及舊體詩與白話詩。吳宓認為散文是沒有格律的，而詩歌，尤其是舊體詩必須有音律。對音律的重視，使得吳宓對自由散漫的白話詩不滿——他批評胡適等新詩作者拋棄格律，是不懂得詩歌內質與外形密不可分的道理而致。
在《詩學總論》中，他強調詩歌是以"切摯高妙之筆"來表達詩人的感情。"所謂切摯Intense之筆者，猶言加倍寫法或過甚其詞之詞。蓋詩人感情深強，見解精到，故語重心急，惟恐不達其意，使人末由宣喻者，故用此筆法。"這裡強調的是用誇張的手法，來表達一種強烈的感情。"所謂高妙Elevated之筆者，猶言提高一層寫法。
吳宓:藝術與道德並重
與此同時，吳宓的詩歌批評也堅持以道德作為標準。吳宓曾說："予意文章雖為末技，然非有極大抱負，......則詩成乃光芒萬丈。" 吳宓在這裡把詩歌的好壞與詩人的人格聯繫起來，認為須有高尚的人格，始有不俗的詩歌。吳宓認為，文學是人生的表現，而道德是人生的關鍵，因而他非常重視詩歌對讀者在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他在評價詩歌的時候，一方面強調詩歌的韻律等審美因素，一方面重視詩人的性情是否溫柔敦厚，以及詩歌對人心能否起到淳化的作用。
"蓋詩之功用，在造成品德，......提倡教訓也。" 他甚至認為詩歌具有振興民氣、激發愛國心、發揚國粹及增進與其他國家交流的功能："吾以為國人而欲振興民氣，導揚其愛國心，......而欲保我國粹，發揮我文明，......而欲使民德進而國事起，則詩尤宜重視也。......其效至偉，以其入人心者深也。" 吳宓是儒家思想的擁護者，他的詩歌批評常常可見到儒家詩論的影子。在
《西安圍城詩錄序》 中，吳宓提出詩歌須溫柔敦厚，使人性情歸於無邪，這明顯繼承了孔子的詩教。
西安圍城詩錄
從其詩歌批評方法來看，吳宓普遍地運用比較的方法，時時拿中西詩歌進行比較，這是其詩歌批評最具現代色彩的地方。他把中國詩歌置於世界文學史的視域中進行打量，而對西方詩歌的闡釋、評註，又時時不忘拿中國的詩歌、文化及現實進行比較。在《
詩學總論》中，吳宓論述音律的時候，將中國古典詩歌的音律與英文詩歌的音律進行了比較："按英文之Alliteration字首子音相同者，其最簡之式如do done den day等，即吾國文之雙聲也。而英文之Assonance字中母音相同，其最簡之式如day say way nay等，即吾國文之疊韻也。《詩經》 中用雙聲疊韻字極多，亦可與此英國古詩比較也。"他在清華大學長期開設 《文學與人生》 的這門課，從後來出版的同名書來看，這門課也常涉及中西文學的比較。在這個意義上，稱吳宓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創者之一，是毫不為過的。
從吳宓的詩歌批評實踐中，我們看出，吳宓重視詩歌的韻律，強調詩歌抒情的真摯自然，突出詩歌使人性情淳正的教化意義。而在具體的批評形式上，吳宓關於國人詩集的序、評論及以翻譯英詩為中介，以"編者按"、"凡例"、"淺釋"、"雙行小注"形式寫的批評文字，基本上是關於 《詩學總論》 的具體闡發，與之相互呼應，相輔相行。或者說，
《詩學總論》是吳宓的詩歌理論綱領，而其他對具體詩歌文本（不管是國內的還是西方的）的批評，是對綱領的具體實踐。
吳宓:中國與西方匯通
三、意義：給儒家詩論注入新鮮血液，糾正新詩過於散文化弊端
鄭師渠在《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一文中說："今天我們欲客觀評說學衡派，必得明確兩個前提：其一，學衡派是一個現代的思想文化派別……其二，學衡派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屬於學理之爭......即新文化運動是唯一和絕對正確的。" 信哉斯言！評價學衡派如此，評價吳宓的詩歌批評也應如此。也就是說，吳宓並非屬於頑固守舊的國粹派，而是一個"現代的思想文化派別"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詩歌批評具有充分的學理性，不應視為復古反動！
吳宓曾留學哈佛大學，師從新人文主義代表白璧德，專攻西洋文學，於中西文學皆有較深的造詣，可謂學有根柢——其詩歌批評的基本理念確立於現代的層面，應是無可疑義的。吳宓的文學觀是"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所謂國粹，主要是指儒家的思想。吳宓在其 《我之人生觀》一文中說："吾確信首宜奉行下列之三條：一曰克己復禮……二曰行忠恕……三曰守中庸。" 足見吳宓對孔子及儒家文化之推崇。
在給學生李賦寧的信中，他寫道："宓唯一系心之事......，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國救世之最良之藥。" 然而，吳宓並非頑固的守舊者，他還要"融化新知"，試圖引進西方的文化，以對儒家文化加以創造性的轉化。他曾說："自吾人觀之，今日中國文字文學上最重大急切之問題乃為'如何用中國文字，表達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舊工具，運用新得於彼之材料'。"
吳宓 : 給儒家詩論注入新鮮血液
在詩歌理論方面，吳宓試圖對傳統的儒家詩論與新人文主義思想進行融匯，給儒家詩論 注入新鮮的血液，以讓儒家詩論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比如儒家詩論講究"溫柔敦厚"，強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新人文主義主張以理性節制情感。儒家詩論重視詩歌的教化作用，所謂"興觀群怨"是也；白璧德也非常重視道德的作用，"白璧德認為政治的根本在於道德，認為治理政治與社會的根本方法，不在政治、經濟之改革，而在於改善人性，培植道德"。
吳宓在詩歌批評實踐中，多次提出"新材料入舊格律"之說，並以之作為評價詩歌的核 心標準。雖然其固守舊格律有失偏頗，但是其對格律的重視與對"新材料"的闡釋，卻既是 對梁啟超之"舊風格含新意境"的發展，又是對白話詩論的糾偏。梁啟超掀起的"詩界革命" ，主要是在內容方面"革命"，也就是說要有"新意境"。而其"新意境"，在當時的主要內涵就是"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而吳宓的"新材料"，無疑擴大了詩歌的取材範圍。
吳宓詩話
吳宓對格律的強調及對新詩形式散漫、缺少韻律之美的批評，也確實觸及新詩過於散文 化的要害。胡適等人倡導並創作白話詩，著力把詩歌從平仄、對仗、押韻等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沖決羅網、"
但開風氣"的精神，無疑是值得讚許的。......新詩的音節"全靠兩個重要分子：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 所用字的自然和諧"。 胡適不拘古韻與平仄韻，他重視的是自然的"音節"。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聞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詩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倡導現代格律詩，並創作出 《死水》、 《紅燭》、 《再別康橋》等具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詩篇。吳宓堅持以文言進行詩歌批評，並捍衛舊體詩乃至古代文學的價值，這在當時可能顯得落伍，現在看來卻具有積極的意義。在白話文學倡導者胡適看來，文言文是一種死的語言， 因而舊體文學是死文學，而白話文是一種活的語言，因而白話文學是活文學。對舊體文學一棍子打死，未免有失偏頗。吳宓對此有批評："今之古文非昔之古文，......亦絕不如拉丁文與法蘭西文二者之甚。強比而同之，無當也。" 他不僅指出文言並非陳死，還指出了胡適等人將文言、白話與拉丁文、法蘭西文進行類比的錯誤。
吳宓作品
胡適的白話文運動誠然成功了，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但胡適將歐洲的一種地方口語 （如意大利語）與具有跨地區的普遍性之白話文等同，卻是錯誤的。文言並非死的語言，它不僅是我國古代文學的載體，即便對於白話文的發展，亦有著不 可忽視的作用。在錢鍾書看來，文言文與白話文可以互相補充，並預言二者的進一步融合是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大趨勢。儘管八十多年過去了，但錢鍾書的觀點仍有著現實意義，白話與文言仍走在融合的道路上。
回顧吳宓在 《學衡》與《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的詩歌批評，我們會發現他基本做到了"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吳宓的立場雖略嫌保守，卻不同於國粹派的一味復古，而是在立足傳統詩學的基礎上"別求新聲於異邦"，重視中西詩學乃至文化觀念的互相比較與融合，其思維方式及批評方法具有現代色彩。
吳宓著作《學衡》
儘管在對待儒家文化及其詩學的態度上，吳宓迥異於胡適等新文學的倡導者，但在致力於中國文化的革新與發展上，兩者並無異同——雖然取徑不同，一者向西方尋到的是新人文主義，一者向西方借來的是"民主"與"科學"，但兩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胡適等新詩倡導者與實踐者，代表著當時的主流文化，他們在舊體詩之外開闢出新詩的園地，居功至偉；但他們對傳統文化及文學的虛無主義態度，無疑是矯枉過正。如果不對新文學運動作偏狹的理解，那麼吳宓等人的詩歌批評以及文化批評，本身就構成了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吳宓作品實踐儒家思想
結語：吳宓在《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的詩歌批評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對舊體詩歌而言，他堅持發掘它們的現代意義，捍衛文言及舊體文學的價值；並運用"凡例"、"雙行小"注等傳統批評形式於翻譯文章中，使傳統的批評形式煥發出新的活力；更不用說他運用論文、"編者按"等現代形式，擺脫了詩話體、隨筆體的舊形式。對新文學而言，吳宓強調格律的重要，強調詩歌對於人生的意義，既是對新詩過於散文化的糾偏，也連通了之後的新詩格律論。所以，吳宓在現代詩歌批評史上，是一個過渡型的人物，鮮明地體現了傳統詩學向現代詩論轉型的特點，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吳宓記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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