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一首《多想活著》知生命意義,再讀《叫魂》一書理清思路

俄羅斯歌曲《多想活著》

聽一首《多想活著》知生命意義,再讀《叫魂》一書理清思路

2013年11月10日,克里姆林宮大劇院舉辦音樂會。俄羅斯官方為慶祝當年的內務機關工作人員日即原警察日音樂會上,俄羅斯歌手——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演唱了自己作詞、作曲的歌曲——《你知道嗎,多想活著》,向年內處理“動亂”中殉職的一百六十三名警官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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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唱得在座的俄聯邦總統普京潸然淚下,全場觀眾肅立默哀。唱到2分鐘時後排開始有人站起,2分18秒普京總統站起拭淚,然後全場起立。

《多想活著》是莫斯科音樂組合“聖誕”創作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它旋律抒情動聽,歌詞樸實無華又寓意深刻,演唱情真意切,歌聲蒼勁感傷,十分令人回味。歌曲一經推出,便引起眾多俄羅斯民眾的情感共鳴和喜愛,曾獲得俄羅斯音樂獎“2013—年度香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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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多想活著。去觀賞火紅的日出,活著,正是為了去愛,與你相伴的所有的人。

你知道嗎?多想活著。黎明時分,與你一同醒來。調煮咖啡,世人尚在甜睡。

你知道嗎?多想活著。不必見報宣揚,要全拿出分享。活著,是讓孩子永不忘。

你知道嗎?多想活著。在你犧牲的一剎那,站起向大家宣告:我會回來,即使倒下。

你知道嗎?多想活著。在那致命的一瞬間,忘掉所有不快、寬恕所有人,寬恕就是救贖,這我知道。

你知道嗎?多想活著。化作冬室裡沉睡的櫻桃,逢春重綻放,長成新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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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關於“盛世妖術”的故事。在中國的千年帝制時代,乾隆皇帝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人。他建立並鞏固起來的大清帝國達到了權力與威望的頂端。然而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裡,這股妖風竟然衝擊了半個中國,百姓為之惶恐,官員為之奔命,連乾隆也為之寢食難安。

作者孔飛力細緻入微的描寫令人顫慄,他生動地再現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這本書也表現出了一種更為宏大的學術視野,在構建以“叫魂”案為中心的“大敘事”的過程中,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將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區域分析、官僚科層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

作者簡介:孔飛力,1933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曾獲得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叫魂》是他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此外他所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和《他者世界中的華人》等,均有重要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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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1984年,當我來到北京開始在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時,全然不知道最終會寫出《叫魂》這樣一本書。我本來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內部的通訊體系是如何影響其政策的實際運作的。有名的“剪辮案”似乎為此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個案研究機會:事實上,在一段並不太長的時間裡,有關叫魂案的所有文獻都可以得到並被作為一個有著相互關聯的體系來進行研究。儘管我仍然在有關清代通訊體系的問題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結論,但我很快就發現,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歷史問題值得更為深入地探討。

這些問題包括:政府如何對待“離經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認可的常規不同的人們;專制權力如何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機制如何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治者,而最高統治者又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

這些問題在所有社會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會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當我讀到乾隆時期的這些文獻時,仍然受到了特別的感染。這是因為,這些文獻也揭示了近現代中國歷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本書完成於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但那時我並不知道以後的情況會如何發展。我所關心的問題涉及到的是更為廣闊的近現代,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與六十年代的歷史。

每個社會都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權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沒有哪個社會願意長期容忍不受限制的專權。在清代,普通民眾對於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官方的濫用權力面前,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護。然而,歷史也表明,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還是受到了某種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國,對威權同樣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形式的限制。在我看來,在這些限制因素繼續發展成長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將對之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於陳兼博士和劉昶博士將本書譯為中文,我謹在此表示感謝。我也希望中國讀者能與我分享他們對於本書的批評,以及他們對於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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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

全書章節:第一章 中國竊賊傳奇;第二章 盛世;第三章 或現或隱的威脅;第四章 罪的界定;第五章 妖術大恐慌的由來;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第七章 妖黨的蹤跡;第八章 終結;第九章 政治罪與官僚君主制;第十章 主題和變奏

第九章 “政治罪”(Political Crime)與“官僚君主”(Bureau-cratic Monarchy):皇帝既運用常規的行政手段又任意採取異乎尋常的武斷手段,行使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最高權力來處理這件事件。清朝封建皇帝對於官僚的控制,一方面使用“京察”(中央)、“大計”(地方)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又依仗皇帝個人的私人親信暗探進行秘密奏報;既有恩典賞賜加以庇護,又有各種法律制裁得到全面防範。經過這次對割辮叫魂巫術恐怖案的處理,清朝皇權到此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

第十章主題與變化:從不同角度描述的各個故事表達同一主題,即對割辮“叫魂”巫術的恐怖,而每一個故事又反映出對某一特定集團的恐怖。乾隆皇帝本人的不安全感,十有五成是他自己臆想出來的陰影,另五成才是實際生活裡存在著的:1)巫術是以惑眾取信於民,而帶有宗教色彩的煽動性的產物,使起義的群眾具有格外強烈的破壞性和摧毀性;2)乾隆對漢文化,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既羨慕萬分(曾六下江南),又存刻骨戒心(對國語騎射的大力提倡就是明證)。對於割辮叫魂巫術這一社會現象,一般士子和官紳階層以及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各自的不同看法,儘管個人的出發點和著眼處迥乎各異,言人人殊,但鄉村農民們與皇帝都懼怕“叫魂”則是事實。

聽一首《多想活著》知生命意義,再讀《叫魂》一書理清思路

原文摘要:我們在這裡所瞥見的,是否是一個已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所遭遇的一種道德報應?在這樣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里,人們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 引自第300頁

在某些極不尋常的情況下,處於最高層的官員們顯然仍可能運用某些為任何政府都必須遵守的最高準則來限制君主的專制權力。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不能把自己僅僅看作是為某一特殊政權服務的臣僕。這樣的自信,只會存在於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傳統當仁不讓的繼承者的人們身上。在中國帝制後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層次,具有這種膽識的人士已屬鳳毛麟角。一個半世紀後,當帝制垮臺而滋養這種精英自信的社會和文化制度也隨之崩潰以後,這樣的膽識也就變得更為稀缺了。—— 引自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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