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的《1984》是“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很多評論都是從小說的政治和形式的角度對其進行解析。而我想透過文中在惡劣政治環境下對人性的深刻分析，來解讀這部作品的廣泛影響力。
出生於1903 年的著名英國作家喬治• 奧威爾，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奧威爾親身參與並經歷了1936 年的西班牙內戰和1939 年二戰期間的反納粹活動之後，他對戰爭與和平、極權與民主、社會與人類理想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刻思考。所以他的作品直至今日仍然對世人有深遠的影響，《1984》便是其著作之一。
《1984》這部小說寫於1948 年，與書名字所表述的年代相距40 年，其實這也是作者的本意。喬治• 奧威爾在這樣虛擬的年代裡，講述了主人公溫斯特的痛苦掙扎的經歷。文章完成於1948 年，在那個剛剛結束一場大戰的時期裡，這樣的作品總是被各國的評論家理解為反蘇或者反極權。但奧威爾本人說過他的這部小說的抨擊對象“不是針對社會主義或英國勞動黨的而是展示了一種倒錯的情景······如果不與極權主義鬥爭，它隨處都可能會勝利”。所以只有在文章中震撼人心靈深處的東西——人性，與讀者產生共鳴，才能保證作品的經久不衰。
生來平等的世人對生活有著自由的權利，且不說更高層次的自由。在最基本的聽說讀寫方面，在大洋國裡的民眾都受著“老大哥”領導著的“黨”控制。首先在聽的方面，“電子大屏幕”無時無刻在播放，生活在大洋國裡的人民聽到的都是從電子屏幕裡播出的節目，並且不停地重複地播送。其次在說的方面，在大洋國裡，人們沒有選擇使用何種語言的方式，有評論也指出過 ：“ 《一九八四》中所創造的“新詞”，是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識別飽含於歷史之中的意義，人們便不再有異端的思想。”
賽邁和溫斯頓在食堂見面談話，談到對創造新潮語的問題時，溫斯頓並未回答，但文中也有描述他的心理“他不知道說出自己的真心話會不會犯錯誤”，人民在“黨”的控制下不僅改變了原有的語言方式，還畏懼說出自己的真實的想法從而喪失了說的自由。
再次在讀的方面，兒童的歷史教科書中這樣描述，“在革命以前，倫敦是個充滿罪惡的城市，人民非常可憐”，這與現實社會狀況並不相符合。最後，在寫的方面，文章的開頭就描述了主人公溫斯頓寫日記的情景，日記是非常隱私的東西，但在這裡，日記都是被無情監視的對象，人民們只有在條件極其特定的環境、複雜焦慮的心緒下記錄過去的世界。由此看來，在“老大哥”的領導下，人民們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意識，迷失在這種社會生存方式下。
幸福的權利。幸福不僅僅是生存上的滿足，更主要是情感上的滿足。親情、友情和愛情是一個人體味幸福感的基本要素。可是，在大洋國裡的這三種情感卻別有一番景象。關於友誼，大洋國中，所謂朋友只是一些相處比較愉快的同志，因為“老大哥”所需要的是一切服從於他的戰士，身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思想警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毫無信任可言的。
在這部小說敘事中，敵手和幫手不再像傳統烏托邦文學中那樣分明，而是處在了一種混亂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沒有朋友溫暖的幸福感。文中對愛情的描述，是壓抑氣氛中的一絲色彩，但是這樣的愛情色彩也受到控制和監視，在溫斯特接到喬麗亞寫著“我愛你”的字條時的慌亂、緊張、害怕被人發現的細膩描寫，都無不刻畫出在大洋國中這種愛情是不被允許的，這樣對個人愛情的干涉，也是“老大哥”為了讓人民毫無感情地生活，人沒有擁有愛情溫暖的幸福感。
每一個人都會本能地愛自己的家人，在奧威爾的筆下，主人公溫斯特很難清楚地回憶起親情，在夢中遇見的母親和妹妹被吞噬了，但此時的主人公潛意識中有著“只有她們死去，他才能活下來”的思想，這也被後文中提到的動盪不安的年代中，他搶走妹妹的巧克力的事情證實了。大洋國裡的人民們好似被剝削了親情的自由，親人間的互相揣度足以表現出幸福感的消失。
《1984》一直以來被解讀為政治小說，但是作者奧威爾本人在《我為何寫作》中堅持說：“沒有哪本書是真正擺脫了政治偏見的，所謂藝術應該與政治毫無瓜葛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無論是寓言還是有關政治，這部作品留給世人的是人性的震撼，在文章中也依稀可見主人公溫斯特是一個還未完全喪失情感的一種人，他努力地為自己的各種權利進行與“老大哥”的領導，所以只有在自由權利、幸福權利被保證的條件下，人性才得以保留，人才能在任何歷史、社會、政治條件下有更強的生命力，這也可能是作者留給世人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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