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呼唤与现实的困境
朱志宇
2020年2月6日，《今日头条》网登一段李兰娟院士的讲话。实是一位有良知科学家的深情呼吁。全文如下：
疫情结束后，希望国家给年轻人树立正确人生导向，把高薪留给一线科研人员，不要让年轻人一味追演艺明星。演艺明星是强不了国的。年轻人为什么崇拜演艺明星？来钱快，来钱多。仅凭脸蛋不劳而获。这次疫情，实业界、科技界以亿为单位捐赠，演艺界除了韩红，演艺明星们并未踊跃捐赠，体育明星也没见几个捐赠的！以前成名了捞够的都移民了。而国家的兴衰要靠教育、科技、医疗！所以要树立全民崇尚医生、科学家、教师、军人！是他们在支撑民族的脊梁。
这篇短短几百个深情呼吁的文字，实际上蕴含的内容极为深刻且意义广泛，传达着好几个方面的信息。简单分解整理一下，有以下几个层次：
（1） 对此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有深刻的反省。
（2） 身揣巨款的演艺界明星与实业界、科技界捐助之比较。
（3） 无良之巨贾（以演艺明星为例）暴富后的生活行为状态。
（4） 国家民族的希望所指。
（5） 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德行和良知的优秀，以及科学家的精神，让李院士发自内心肺腑的声音，形成强大的正能量，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这必须引起国民们予以沉思和重视！看看可否唤醒民族精神和国家集体意识。但有时现实的孤感与无力，也许会将这些呼唤变成一种悲情文字。就目前大众情感和现实环境而言，我们不妨扩展解读一下理性的预期。
（一） 疫情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国家发生如此大的灾难，科学家及许多医务工作者在忙于应付疫情危害的同时，也在寻找疫情发生的根源。即便是科学医学能够给出结论，指出病毒是如何引起的——比如是由某某动物的原因，但因为因果性不够全面，这只能给人们的印象是有更多的偶然性。实际上，涉及如此巨大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疫情是没有偶然性的，它是社会现状、人性心理及共业同感又一次必然性的报复与惩罚。2003年的全国SARS病毒，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表面富裕后的种种精神贫乏心态，穷奢极欲，以及对其他动物生命的残忍，必会形成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报复状态。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讲过，事物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是由此事物的充足理由律决定的。此充足理由律无疑就是因果规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根置于因果规律之上的文化。此次疫情当然有其充足理由。无论人们信与不信，是否能够找到如此这般的充足理由，但必须有相信因果规律的反省心态。当人的自我恶业满盈的时候，能留给我的结果是什么？也因此能留给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又是什么？虽不能作出准确的预测结果，但其危害性必定是可以感知的。
（二）国家的正确导向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中说：
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极其繁多。但只有两种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发生作用的。其一，是宗教的力量;其二,是经济的力量。
为什么这两种力量最持久和最普遍，原因在于：宗教关注人的终极关怀。这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形而上的价值。西方国家的功利主义，更多注重于经验现实的幸福价值。但没有终极目标的追求与信仰，再多的现实价值也会因为无根之木而变成短效的价值，甚至会走向相对的虚无状态，此其一。其二是就经济功能而言，每个人最深切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命，能延续生命最基本的手段是自由财产，其财产权与生命权同样重要。满足生命基本需求后，并不意味着追求财产的终止。“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方便品和娱乐品。”（《国富论》上卷第24页）。但由于人需要更多的自由、更强的自我表现，欲望也会随之膨胀，变成对财富追求的无休止状态，甚至会不择手段。有时人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约束在强烈的欲望面前会显得软弱无力，这是社会种种病态的根源。
当然，人们追求财富确有其正当性，也有其天赋的自由，对此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适度。在追求财富时，是否有理性的化导，有道德的支持，有法律的约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强调：自由就是法律至上。上述内容也算是一种常识，但这种常识中所包含的真理，正是国家赖以制定政策的现实依据。没有法治的民族是不可理喻的，而没有信仰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既然经济与信仰作为最基础、最普遍的文化传统，拥有最持久和最强烈的作用力量，那么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或者说确定文化导向时，是最为重要的战略考量。
（三） 国家财富分配与市场自由机制
用如此大的课题评述李院士的几句讲话实属不当。但往往政策的合度与否正是从诸多小小的个案总结出来的，小事情中常常隐含着大道理。
李兰娟院士建议：疫情后，希望国家把高薪留给一线科研人员。这无非是想吸引青年才俊更多地转向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让年轻人体面、富足而有尊严的从事强国富民的事业。这样的建言无疑会获得国民的追捧。我们对此同样寄予厚望。
但从理性看来，这又涉及国家财富的分配问题，其正当性、合理性如何划定？而高薪的标准又如何界定？不是如此简单说说而已，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事，这里还包含着社会分配的公平与正义问题。比如演艺明星在遵法守纪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各种努力取得由市场自由机制带来的高收入，实际上无可厚非。因为市场的自由原理包含着劳动价值的创造，交换和分配的公正，同时还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问题是市场有时带来扭曲的结果。这种扭曲不应该归罪于市场本身。比如歌舞演艺之类人员，在古代时收入是非常低下的。还罕有听说是因为演唱歌舞而发家致富的，大多仅能维持温饱而已。但为什么现在的演艺明星会大发其财呢？这需要从社会状态去寻找原因。
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幽默的指出：
俳优、歌剧唱角、歌剧舞蹈者等，所以有过分报酬，即基于这两个原则：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运用这才能而蒙受的名声上的损失。我们通常在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同时，却又过度报酬其才能，骤然一看，这似乎是很无聊。但是，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要厚偿他们的才能。
我不能判断亚当·斯密所说的第二原因，与当下社会是否能构成直接因果关系，但在过去肯定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为他们罕有的美好才能而舍得买单，却因追星心理不是鄙视反倒是仰视他们，自然也有来钱容易又快又多的经济动因，这些现象只能说明年轻人的心中，是唯金钱论。当然也不乏有拜物铜臭所致。同时是一种正确信仰价值观的缺失，也有社会生活诸多负面的影响，自然也不能否认是经济生活压力的逼迫，所有这些导致人性心灵的扭曲，反映在市场中其扭曲是必然的结果。与其说人性心灵的扭曲成了问题，倒不如说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出了问题，而教育的失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此不妨让我们想想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就是美德。反之，是因为人的无知才犯错误，才会违反德性。
（四） 科学、艺术及哲学的定位
科学造福于人类，皆有目共睹。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大势所趋。
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非一门科学所能完成，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文化艺术的共同作用。就哲学层面而言，它是提供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的，又是追求社会道德伦理的一门高深学问。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有过明确的态度，要将腐蚀年轻人和卫国者心灵的诗人艺术家赶出理想国。不是说柏拉图极端排斥艺术，恰恰相反，他是艺术的高手，这可从柏拉图的各种对话篇中看出，其文学性和艺术性都是杰出的。只有这样的智者，才能具备甄别出何为高尚的艺术，何谓低级的艺术。标准一旦确定，犹如市场“良币驱逐劣币”一样，自然会将污染人们心灵的低级腐烂艺术阻挡在理想国的大门之外。当然，这毕竟是柏拉图的理想。也是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及优秀治国者的理想。但这实际上也是乌托邦的理想。综合看来，乌托邦的理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大卫·休谟在其《完美共和国的理想》一文中曾这样表示：
无论如何，知道什么东西最完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动乱的、温和的改良和创新，使现行的体制或政府形式，尽可能接近这一境界。
如果说科学是追求真的，伦理哲学是追求善的，那么艺术就是追求美的形式。
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演艺明星确如亚当·斯密说的“罕有才能和美好”。依照传统文化因果律的观念，他们的这种才能与美好，也不是无缘无故偶然而来的，自有因果上支持的道理在。如果说歌唱家天生就一副美妙的嗓音；体育健儿天生就有身体健硕的能力；还有音乐绘画的天生艺术才能；哲学家天生具有洞察事物深层原因的心理；科学家天生具有发明创造的禀赋；企业家天生就有捕捉商机、经营管理、创造财富的特殊能力；政治家天生就有一种政治治理才能；法律学家具有特殊的立法本领等等，诸如此类，你又会怎么想呢？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吗？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国家，应该让每个人的才能自由的发挥，在不以损害别人和社会的真、善、美为代价的情况下，就应当许可和鼓励。正是因人而异，社会才有正确的分工，国家才能文明发展。因此，演艺明星今日的暴富，自有其因果律的支持，毕竟是有他们过去世的基因基础。这种原因也许是他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贡献，换取得来的福报显现。明朝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说：“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明星之所以有名，也是福气的显现，但不知他们是否了知名去福损的道理。因此，今天的人们应当学会用因果规律关待所有事物和社会现象，要有容忍的雅量和宽容的气度。否则，仇富心理会自损于自己和社会。
当然，能力的发挥及自己财富的创造，必须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法律框架下，依照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抽象性的平等规则去进行。如同制定公平的体育游戏规则一样，它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对参与游戏的人都适应。而在共同的、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按照自由的原则，让人各尽其才，才尽其力，显现公平、正义、效率的和谐均衡性，这才是国家最应该加强的东西。
（五） 国家、民族的希望
李兰娟院士指出，国家的兴衰要靠教育、科技、医疗，所以要树立全民崇尚医生、科学家、教师、军人！是他们在支撑着民族的脊梁。这无疑是对的。不是吹毛求疵，更宽泛一点地说，还有具有创业精神的实业家，有一心为国为民的社会公仆，有诸多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有一心一意为自己小家也为社会贡献的普通工人和农民等等，他们集合起来才成就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经济的繁荣，我们都应该为他们点赞。这些人集结起来，构成了中国目前社会的主旋律，也共同构筑了中国民族的脊梁。
然而，在社会道德与个人利益日益矛盾的今天，现实也在提醒我们，越来越多的功利主义者，目光短浅，心灵精神贫乏，信仰缺失，变成了社会最危险的因素。尤其是商品经济社会及信息互联网科技，让年轻人更加个性化、孤独化和失落化，这股力量形成的思潮，也正在日益冲击和消解原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演进形成的道德、风俗、习惯和秩序。甚至会破坏法律的正义性。年轻人的追星心态、快速求富、崇尚名人等等，并不是短期形成的。这些非但不能消亡，反而会越来越强烈，变成社会最为复杂的结构，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狂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性困惑。这些社会现象难道不是具有传播能力更强、损伤力更大的“疫情病毒”吗？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呢？
古德有言：“建国君民，教育为先。”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教育无疑应该是国策中的重中之重。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对因果规律的深刻认识，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强化社会道德力量，制定公平正义的竞争规则等等，都是国家教育的内容，不妨通过这次深重的疫情，全民反省一下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尤其是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有反省才有进步。如果全民因此清醒一些，教育因此能改进一些，国家因此而变化提高一些，倒是这次疫情不幸当中最值得庆幸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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