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是一個特殊的春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襲擊致使神州大地嚴防以待。疫情的蔓延，讓我們開始意識到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要性。
遊歷過長沙，去過湖南省博物館參觀過的朋友應該有體會，馬王堆漢墓的出土展品，對漢代官員家庭的生活用品、飲食習慣、服裝服飾、信仰等等有了更直觀的介紹。其中就對分餐制有很詳盡的介紹。
拍攝於湖南省博物館
估計很多人都認為分餐制是西方專屬，其實我國古代很長時間都是分餐制，真正合餐制的流行也就一千年左右的歷史。
在原始社會階段，集體勞作，但食物有限，通過平均分配讓大家人人有份，這是最早的分餐制階段。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食物越來越豐富，階級出現了。到了周朝，分餐制有明確的禮制規定，根據身份地位的不同劃分不同數量和材質的食器，這在《周禮》、《儀禮》、《禮記》中都有記載。《春秋公羊傳》中述“天子食九鼎， 王食七鼎，諸侯食五鼎，大夫食三鼎。擊鐘列鼎而食者必屬貴族。”那時候大家一起吃飯時，在地上為每人鋪好席，面前都有一個小几案，面積不大，擺不下太多器皿。進食時跽坐，即上身挺直，雙膝著席，臀部壓在雙腳上，主賓通過方位座次加以區分。當時下裳內是沒有褲襠的褲管，跪坐比較優雅，上衣寬袍廣袖，吃飯靠太近的話也互相影響。這種保持安全距離又端莊安靜的進餐方式，疏離感和壓迫感撲面而來。對於庶民們來說，居家日常沒有物質條件像貴族們這樣講究，但周朝崇尚禮制，孔子又繼承周禮教化四方，平民們在一些“鄉飲酒禮”的場合還是會遵從這種分餐制。
“君幸食”漆盤—馬王堆出土（您吃好的意思）
跽坐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開端，與北方少數民族的常年征戰和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導致禮教無力。士族階層放浪不羈者有之、憤世嫉俗者有之、寄身黃老者有之。離散亂世，“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人們要及時行樂，飲食風尚較前代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君子遠庖廚”轉變成飲食是風雅情趣的體現。門閥世家更是要抱團取暖，不斷強化家族內部的團結穩定，飲食方式就成為了用來維繫倫理親情的手段。也許是為了珍惜眼前的幸福，也許是世族凝聚的需要，或者是對傳統的抗爭，不論出於哪種原因，使得此時的食制由分餐向合食過渡，藉以表現一個家庭的溫馨、一個團體的融洽、一個個體的憤怒與獨立。
王羲之的曲水流觴（攝於蘭亭書法博物館）
隋至唐代使中國真正進入到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盛世。唐太宗李世民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李世民有北魏鮮卑血統，與他一起創業的小夥伴有不少鮮卑後裔，所以在李世民的號召下，一直以最有文化自居而排斥其它文明的中華文明徹底擁抱了異族文化，當時胡人飲食習慣是合餐制，胡桌、胡椅、胡服、胡食風靡京城。漢代以後一日三餐逐步替代一日兩餐，唐宋更是逐步普及，頻繁的餐飲更加促進了配套桌椅和器皿的革新，桌椅、服裝、瓷質餐具為分餐向合餐轉變提供了便利基礎。從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可以看到此時唐人就餐時的坐姿並不統一，有跪坐、盤腿坐、垂腿坐等。這一方面源自坐具與桌子的高度一致，另外一方面源自唐代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此外，唐代還出現了會食，即多人圍坐在一張長方形或正方形食桌 (當時稱“食床”) 兩側或三邊，菜餚和食物大多由廚師或僕人分送給每個人，只有餅類或羹湯使用同一個器皿，放在食桌上或旁邊，個人添加。也就是說，同桌不同器，是在一張食桌上分餐，這是一種從分餐到合食的過渡狀態。
韓熙載夜宴圖
合食制正式形成於宋朝，經濟發展、社會風氣的革新、瓷器燒造技藝的提升都起到了推動作用。宋代人民富庶，三餐制的確立與推行使得吃飯不僅為了吃飽更成為了社交工具，食物種類的豐富、烹飪方式的多樣化都使合餐製成為最佳的聚餐形式。高足傢俱的出現，使垂足坐逐漸定型為主流的飲食體態。商業的繁榮使民間經營突破了之前明確規定的區域範圍，從而促使酒樓茶肆為代表的餐飲業蓬勃發展。瓷器燒造技術的提升，使得更多、更大的食用器皿得以出現，並促進了飲食美學的發展。
宋徽宗繪《文會圖》
宋代確立合食制的飲食方式後，經元代的融合推廣，明與清一直繼承延續至今。
在當今，合餐制依然凝聚著中國人的血脈親情，即便初次見面的陌生人圍桌而坐，同吃同飲，馬上就化解了距離。
但疫情兇猛，即便很快有了剋制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十幾年後也有可能出現新的變異病菌，為了各自的健康，圍坐共食的同時使用公筷共勺應該能被大家都輕鬆接受了。
期盼這次疫情能早點終結，願山河無恙，人安康！
審核：何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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