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愛登山很出名，但這些年他更大的“愛好”，卻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到處當留學生”。
68歲的王石目前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訪問學者”
王石愛登山很出名，但這些年他更大的“愛好”，卻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到處當留學生”。
如今，這種“留學”生活已進入第九個年頭，68歲“高齡”的王石，眼下是正兒八經的以色列希伯來大學“訪問學者”。頭一年的大課上完後，他開始琢磨開辦企業家訓練營，但是這需要整合當地的教育資源，會多很多社會活動，還要時不時去日本。“還是多少有點警惕自己，學習外花的時間不能太多，如果太多的話，那就不要學習了，離開這裡好了。”
有人當然會覺得，王石留學，就像登山一樣，不過是作秀而已。與王石相識多年的經濟學家張維迎開始也這樣想，但漸漸地，他意識到王石就是“想改變自己，豐富人生，理解不同文明和文化，活得更有價值，為自己，也為社會”。在劍橋，王石選擇“猶太人的東亞遷徙史”作為研究課題，在張維迎看來，這顯然沒什麼商業或作秀的動機，就是在“追求學問”。
不出意外的話，希伯來大學會是王石留學生涯的最後一站。按原計劃，他應該再去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待上一年，之所以取消，是因為到希伯來大學三個月以後，他就感到這所大學“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宗教方面的實力也非常強”。他還看到，以色列擁有先進的技術和極強的創新能力，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是與中國的發展相關聯的，而自己可以在其中起到橋樑的作用。抱著這樣的想法，他在以色列的安排也隨之改變。“如果說之前在哈佛大學是單打獨鬥地學習，在這裡，我已經有意識地號召一些國內企業家和青年學者，來做訪問學者。”
從美國的哈佛，英國的劍橋、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王石的留學生活即將畫上句號，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傳《我的改變》，講述了自己2008年後這十年的經歷與感悟。2008年，在他看來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嶺，“我的很多人生轉變，都是57歲之後發生的”。
哈佛“追星族”和劍橋“院士”
看上去，“留學生”王石現在的狀態，比9年前輕鬆多了。當年出發時，他選擇的第一所學校，就是挑戰高難度。在以學習壓力大著稱的哈佛，這個年近六旬、英語不過硬的中國人，與一大幫20歲上下的小年輕坐到了一起，啃完了自己所選的每一門課程。
語言是第一道難關。在哈佛，他幾乎不用中文和人交往，為的就是要學英語。但還是很難，身處一群年輕人當中，王石慨嘆，“理解力雖然沒問題，但是反應能力和記憶力是明顯不行了，學語言靠的就是記憶力”。
哈佛第一年，王石選的課裡，60%都是本科生課程。他常常要學到凌晨兩三點才能躺下，但大腦還無法從興奮模式抽離，難以入眠，第二天又要趕著去上八點半的課。這樣的狀態讓他一度瀕臨崩潰，“感覺自己根本熬不下去，再這樣下去，怕是要熬出抑鬱症了”。
他不止一次想過要放棄。“學不下去就是學不下去，這方面我沒什麼自尊心，也沒啥不好意思的。”但他不想讓自己後悔，“我現在放棄了，就沒機會了，總不見得65歲再來一次，不像年輕人，不好好讀書，想通了還能再來”。
初來乍到，哈佛五花八門的課程讓王石“迷了路”。他選課一度貪多，而且“隨大流”“湊熱鬧”，“就是看哪門課選的人多，就去選哪門”。他也會跟年輕學生一樣，做“追星族”——曼昆的基礎經濟學，聽課的學生達1000多人，他便也擠過去聽；後來又選了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那門火遍互聯網的“幸福課”。
2011年，在哈佛大學的公寓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王石開始對“顏色革命”爆發的深層原因產生了濃厚興趣，就去聽了與阿拉伯國家現代化困境相關的課程。進了課堂，他才發現，整個教室只有兩個學生上課，而老師依然一絲不苟地在那裡講。“在這一點上，哈佛的學生真是幸福。”
哈佛大學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是企業家扎堆的地方，可王石的選擇卻是亞洲研究中心。留學時，他要學的不是某一門面向現實的具體知識，比如經濟學或管理學；也不單單是面向將來的學問，比如人工智能和未來學。他選擇的角度是遙遠的過去，來自“宗教發生學”。哈佛、劍橋、希伯來大學和伊斯坦布爾大學，在王石心目中，是矗立於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學術標杆，分別代表著基督教清教、基督教新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文化傳統。他希望從中西文化比較中，尋求思維方式的根本性改變。
在哈佛，他遇到了漢學家、《鄧小平傳》作者傅高義。傅高義在日本學上造詣很深，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他的研究興趣又轉向中國。1980年代，他曾到廣東做田野調查，而彼時的王石恰好在深圳經商。王石在哈佛的研究課題“江戶時代日本工商階層的社會地位”，與他自身對商人身份的困惑有關，傅高義正是他的指導老師之一。這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在《我的改變》序言中如此評價自己“學生”的表現：“在哈佛大學，王石並沒有成為一名學者，但他的確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他渴望察知日本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他試圖鞭辟入裡。”
進入劍橋兩年後，也就是2015年，彭布魯克學院授予王石“威廉·皮特”院士稱號。儀式舉辦那天，他特意把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請到了現場。後者是王石的好朋友，兩人有著“男人之間的競爭的關係”。“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壓力的釋放。我會說，‘雖然我不是科學家，但是我在劍橋也獲得了院士的身份’。”
“至暗時刻”和“知識焦慮”
有那麼幾年，王石經常去看望因經營出現問題而鋃鐺入獄的企業家，包括南德集團的牟其中、德隆系的唐萬興、紅塔集團的褚時健。去看他們並不是因為私交深厚，也不是因為有生意往來，他覺得，用“物傷其類，兔死狐悲”來形容更準確。
很長一段時間裡，王石對自己的“商人”身份很困惑。他成長於一個幹部家庭，一直住在機關和幹部大院，相對於“商”，他其實對“官”更熟悉。當時的社會，商人地位不高。他從小看的小說，比如《威尼斯商人》《歐也妮·葛朗臺》，裡面的商人都是斤斤計較、唯利是圖的形象。後來即便到深圳創業，走上了商人的軌道，他也只是把經商當跳板，想著將來要去國外留學。“我並不想一輩子當商人。”可沒想到，這一干還就幹了一輩子，他的人生與“商人”這個身份再也分不開了。
1980年代，他經常從深圳出差去香港。那時候，內地人去香港買的都是“三大件”，王石卻把購買指標讓給同行的人，自己去書店買書。他主要買兩類書，一類是解決實際問題的企業管理書，另一類則是文史哲，羅素、薩特、韋伯、湯因比、井上靖、錢穆、柏楊、黃仁宇、龍應臺……那時，對他觸動最大的，還是他“下了很大功夫”讀的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真正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另外就是那套影響巨大的“走向未來”叢書，其中又以張五常的《賣桔者言》讓他獲益最大。
王石的原生家庭與中國傳統文化很隔膜，他的父母不是知識分子，中學時代又遭遇“文革”，學校的正規教育在他初二那年就中斷了。他坦言自己崇尚西方現代思想，對傳統文化“一直持虛無的態度”，甚至“慶幸自己沒有受到汙染”。後來，在企業管理和個人成長上，他也一直這樣堅持，而且頗為自信。
轉折發生在2008年。那一年，萬科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王石也完成了登頂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的“人生目標”，眼看著功成名就、心願得償，可以頤養天年了。可意想不到的風波，轉眼又把他帶到了人生的“至暗時刻”。
2007年11月底，王石在媒體上拋出了樓市“拐點論”，決定縮減計劃開工量、調低售價。他的言論遭到了房地產同行的聯合抵制，他們公開反對萬科降價，質疑降價動機。在一些城市，還出現了業主砸售樓處的風波。萬科陷入被空前孤立的狀態。“拐點論”風波未平，2008年汶川地震，萬科捐款200萬，又遭到公眾質疑。面對指責，活躍的“版主”王石大聲喊話：慈善出於自願，不應該“比捐”，也不要讓慈善成為低收入員工的負擔。此言一出，網上的指責以每天五六十萬的規模奔湧而來。一名網友的尖刻辱罵，讓王石至今記憶猶新：“雖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還沒有墳頭高”。
同行與網友的夾擊，讓萬科和王石面臨空前的“道德危機”。但在王石自己的理解裡，這兩次事件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思想的矛盾。遭遇挫折後，原先在價值觀上的強大自信動搖了，現實的困境讓王石的“知識焦慮”更為深重。
“一個人對自己的反思，通常從低谷開始。”張維迎覺得，2008年的兩次事件對王石影響重大，“第一次讓他重新認識到自己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他想遠離輿論和商界，重新塑造自己”。沉睡多年的留學夢此時被重新勾起。
到哈佛第一年，王石一口氣選了很多與中國古代思想有關的課程。普鳴（Michael Puett）教授的“中國古典道德與政治理論”，是他在哈佛期間收穫最大的一門課。“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瞭解，就是從哈佛開始建立的。”
這十年的學習，對王石“可以說是個人價值系統的一次更新”。現在，如果重新面臨2008年的狀況，他是否還會對公眾說出那樣一番話，又會以什麼方式處置危機？對此，他沒有明確表達。但在書裡，他從中國的歷史、制度和現狀的角度，重新反思了那兩次事件。他說自己如今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看待中國問題，理解中國現狀也容易多了。他更多思考的，已經是“作為一個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怎麼在全球文化中把握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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